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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河:父親為何是“苦行僧”?
送交者: 幼河 2017年02月13日00:01:48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父親為何是“苦行僧”?

 

  父親過世快10年了。他去世時已經92歲,很高壽的。我知道他作為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就一直在政治上“挨整”,職位不斷被貶,1957年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22年的“文革”之後才算“平反”。在我開始有記憶起他已經是個“摘帽子右派”了,怎麼也看不出這個兢兢業業的小編輯曾是個“中共高幹”,也聽不到他對自己政治地位的半點抱怨。他總是表現出絕對“聽黨的話”的勁頭,議論起“埋葬帝修反”是那樣的情緒高昂;每天大清都早認真地聽“新聞聯播”,然後在“新聞聯播”結束的國際歌聲中匆匆去上班。在我上小學後知道他是“右派”後,當時心裡真不明白,父親這樣的人居然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是在歧視的目光中長大的,有時我真納悶,為什麼父親一點也不自卑呢?為什麼他總好像自己仍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呢?我把父親的“從不自卑”理解為隨遇而安,可他自視自己永遠是“革命者”讓我難以理解。您明明已經被“清除出革命隊伍”了嘛。他給我另一個深刻印象就是極其敬業地努力工作,據說他做編輯完成的工作量總是其他編輯們的兩三倍之多。我對父親還有個極深的印象,我在“上山下鄉”時期,他總是給我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父親總是鼓勵我“紮根邊疆干一輩子革命”的。

  對父親是出於什麼具體原因在“解放後”一路遭貶我知之甚少。直到他去世後我在網上看到寫悼念他的文字和介紹他“解放”初期工作的一些情況才略知一二。同時,我也了解到,中共剛建國時,對地下黨幹部有“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內部政策。不管這個傳聞是否是真實的,建國初期對南方中共地下黨幹部的排擠是事實。

  有關父親建國初期的“嚴重錯誤”有“公私不分”。我看了不禁啞然失笑。這多半是無中生有,不然父親為何從不解釋呢?他被劃成“右派”的罪名是“反黨”,硬是把他和一位總是在工作中與他有矛盾的另外一位幹部湊在一起成為“反黨集團”。這些資料讀後我的感覺只是證實了後來盛傳的一些說法。剛“解放”時,一般是軍隊轉下來的幹部——“南下幹部”排擠地下黨幹部。而後者往往知識水平遠在“南下幹部”之上。我父親屬於地下黨系統,被排擠是必然的。

  不過有關資料中讓我有些意外的是,當時“組織”上先是組織,甚至驅使地下黨幹部相互整肅,然後再將整過人的地下黨幹部排擠掉。很多地下黨幹部就這樣丟了黨籍,或被強加上各種“錯誤”清除出黨。1957年“反右”,更是一大批知識分子幹部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比如我父親。當時中共排斥知識分子幹部是非常明顯的。可是,為什麼像我父親這樣的人還始終認為自己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呢?

  1979年下半年,父親的“右派”問題正式平反。他實際上早就聽到很多風聲,是有思想準備的。當他所在單位代表“上面”正式宣布他的“右派平反”政治決定時,他還是激動不已。“右派”問題的平反最讓他興奮的是他的黨籍也恢復了。他馬上提出要將補發22年的工資都交黨費。最讓我不解的是,當天回到家中,他結結巴巴地談到當年錯劃他“右派”,竟說“我當時也確實犯了違反黨紀的錯誤”。什麼“錯誤”?還不是客觀地說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回想1979年,我作為“知青”剛從“北大荒”返城,對父輩們相信的所謂“共產主義”已經否定之,甚至思想上有些反社會的情緒。我同父親在對待中共的政治態度上太不一樣了。雖然我當時並不真正了解什麼是馬列主義。那時我們父子倆總是進行政治認識上的交鋒,彼此都很動感情。現在想想,自己當時真沒必要這樣做,最起碼是徒勞,因為根本不會改變他對中共的一貫忠誠。

  後來我漸漸發現,“解放後”,在政治上遭到父親這樣命運的中共地下黨員太多了;父親在政治上被整還不是最慘的。可以說中共建國後,一大批地下黨知識分子幹部都被“南下幹部”以“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方式排擠。特別是在1957年“反右”之後,其中很多很多人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所謂的“政治生命”從此結束。然而,這些人受冤屈幾十年,卻始終表現着對中共的忠誠。這些人是“火星人”,不是人間煙火嗎?不是。他們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嗎?也不是。實際上中國真正明了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沒幾個人。中共領導人對馬列主義充其量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不過他們能將各階層中相當多的人凝聚在中共里。農民不必說了,活不下去就造反,跟着中共打江山,反正是成王敗寇。從古以來中國的造反者都是如此。

  讀書人的思想就沒那麼簡單了。在我的觀察中,父親他們這樣的思想左傾的知識分子當年追隨和參加中共,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民族感情。當時的中國是“東亞病夫”,飽受列強欺侮。而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口頭上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這對他們這樣的人太有吸引力了。另外,由於當時蘇共奪權後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成就”特別能迷惑人,於是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便疾呼“只有(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再者,中共當時出於革命黨地位,相應地提出了許多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口號,當時的中國左傾的知識分子非常欣賞之。因此,從抗日戰爭到後來的國共內戰,越來越多的思想左傾的中共知識分子厭惡國民黨政府的日益腐敗,投身中共的隊伍中來。而他們的思想差不多都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一旦義無反顧地投入中共領導的革命,差不多都一輩子不會改變初衷,內心深處總是滿懷激情。他們還有個不自覺的邏輯:假如日後證明他們投身革命之路是認識上的迷途,他們便會認為自己的人生選擇是失敗的,很難接受。以我父親為例,他至死都認為相信共產主義是他人生正確的選擇。正是因為這樣,在中共建國之後他雖然屢屢在政治上被整肅,然而不公平的待遇根本不會動搖他對的理想追求。像我父親這樣的人多得很,在我的朋友圈中總能聽到類似的悲劇故事。這就是父親為什麼看起來像個“苦行僧”。

  我現在可以說:其實父親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研究,僅僅出於因為感情上的需要才相信了這種從根本上違背人性的錯誤理論。但我對他人生的選擇還是尊重的;最起碼他是為了自己認定的理想奮鬥終生。而我,還真沒有這種思想境界。

  父親走了快10年了,我也漸漸步入了晚年。我在想,一個人若是有終生為之而奮鬥的理想,何嘗不是件幸事?為此我還真有些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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