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在科大被关了一年多，放出来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但不久由于林彪的一号命
令各个大学都要搬出北京。科大要搬到安徽，因为儿子交往的小孩有的不大好，我
又照顾不过来，爱人就决定带儿子到安徽去。

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南皋蹲点，因为大多数人都去五七干校而我没有去，大家都有意
见。在南皋，我们住在老乡家里，在大队食堂开饭, 吃的还比较好。每天下地和老
乡们一起劳动，他们很耐心地教我们种地。我负责做糖化饲料，因为菌种不好，天
气又冷，秸秆发酵不起来。我用土办法培养菌种，最后总算做成了糖化饲料，老乡
们非常高兴。他们对我特别好，还做好吃的给我吃。后来所里要来外宾，需要英文
翻译就把我叫回去了。

因爱人跟科大到安徽去了，女儿们下乡，家里人少了，造反派的人说我家房子太多
了，就叫两家人家搬进来住，每家住一间房间。一套房子住了三家人家，很挤，但
很热闹。门口那家夫妇两人带两个男孩，四个人住十平方米的房间，他们很有办法，
放一张双层的床，上铺周军睡，下铺加一块板，两个大人带一个孩子睡。白天把板
拿掉，放一张折叠桌，吃饭、小孩做功课都行了。里面一家夫妇两人带一个女孩。

科大先到铜陵，他们师生到厂矿劳动，儿子就在那里上学。后来科大搬到合肥，因
为在那里上学不方便，儿子就回到北京来了，还是回北大附中原班。因为安徽省挽
留，又给以好的条件，科大就留在安徽合肥，没有搬回北京，我和爱人只好分居两
地了。后来科大照顾子女，可以把在农村插队的孩子调一个到身边来。北京郊区的
中学缺老师，因为那几年没有大学毕业生，就从插队的高中生中招一些回来当老师，
大女儿被招回来分配到西山后面的温泉二中教英文。二女儿在科大当了半年炊事员
业余他爸爸帮她补习功课。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大女儿
则一直在北京教书。儿子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昌平插队。这样我们家分成两处，
爱人和二女儿在合肥，我和大女儿、儿子在北京。

科大占用原安徽师范学院的校舍，安师院搬到芜湖去了。学校分配给爱人一间住房，
9个平方米，从北京搬去了一些简单家俱都放不下，只好把缝纫机挂在梁下。房间是
面北的，冬天很冷，生了一个煤饼炉子。有一天夜里爱人差一点受煤气中毒，真危
险。我去了，床不够，只好把三个大木箱拼起来当一个床。不过我们春节过得很愉
快，三个人在一起，买了老母鸡，花生米等做来吃。合肥有自由市场，能买到大米、
花生、菜油等。北京每人每月只有六斤米、半斤油，所以我们经常从合肥带米和菜
油到北京去。

虽然房子很挤，亲友们到北京来玩的，我都热情招待。有一次来了三对夫妇，我把
他们安排在两间小房间里，住下了。他们在北京玩得很高兴。那时候人们的要求真
不高，可谓苦中作乐。

1972─1973年间，我和同事商量，现在没人管我们了，是否可以作些科研工作，不
过要联系实际，免得受批判。我们考虑我们的工作还是和医学联系比较好。后来我
们就到儿童医院、人民医院、协和医院蹲点，在各个医院建立了实验室，和医院的
医生合作进行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我从儿童医院的大夫处学习了各种儿童的遗传病，
和他们合作进行染色体病的研究。和人民医院的大夫合作进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
究，和协和医院的大夫合作进行白血病染色体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后来又和
协和医院妇产科合作进行产前诊断的研究。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我国医学遗传学和产
前诊断的先导，因为我们开始得早，许多医学研究单位下放尚未回来。

1976年是多事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毛主席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地震那天我独
自在北京，夜里屋里物件晃动，把我从梦中惊醒，慌忙跑到楼下隔壁小学的操场上。
操场上已挤满了人，都是慌慌张张的，衣冠不正，大家都在谈论地震的事。第二天
到所里，经常有余震，人心慌慌的。我们的实验室在偏楼的五楼，因偏楼发现裂缝，
怕不安全，我们把实验设备搬到正楼的一楼。我和同志们一起搬，没有电梯，上下
五楼跑了很多次。我心脏病大发作，心绞痛特别厉害，血压高到270。当时医务室搬
在一楼图书馆内，我只好躺在图书馆的长椅上，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医院都住满了
唐山地震伤员，进不去，只好送我回家。因有余震，大家不敢住在楼上，在楼前空
地上搭起地震棚睡，生活很狼狈。但是也会我们苦中作乐，儿子从昌平回来，叫了
侄子来一起买菜，做菜，到楼上做了糖醋鱼，红烧排骨等大吃一顿。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真是大快人心。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庆贺。
十年浩劫，全国人民苦难深重，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大地回春。召开了科学大会，肯定了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走
上了正规。此时，我们的细胞遗传学工作和医学结合也开展得很好。由于从1973年
起，我们一直和医院合作进行工作。我们做的白血病染色体，羊水培养、产前诊断，
以及新生儿染色体病工作等都很有进展。1978年秋，我应邀到广西南宁出席全国白
血病会议，作了有关癌细胞起源的学术报告。又到昆明出席动物学会学术会议，我
被选为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大会控诉了很多动物学家受迫害的情况，真是声泪俱下。
四人帮的罪行，令人发指。我们参观了位于西山花红洞的昆明动物研究所，好几个
组都在进行各种野生动物的染色体工作。那是1965年我到这里和他们合作做猕猴染
色体开始的。和同志们见面大家非常高兴。在昆明见到了华中大学的老师，及其他
几位同学。见面就说："你还活著啊！"文化大革命真搞得人不知死活了。各人诉说
了这几年的遭遇，昆明的动乱比北京尤甚。

有一次来了一位外宾参观我所，我当翻译。谈起来原来他也是Ohio State University
研究生毕业的，我和他同一个导师。他就是Dr. William Shull 。他邀请我去美国
时到他们学校访问。我很想了解国外科研新动态，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真是太闭
塞了，就提出了到美国进修的申请，1979年获得批准。

1980年儿子赴美上学，老伴说说孩子们都出去了，我们两人就不要分开了。正好安
徽医学院生物教研室请我去当兼职教授。我就带著外孙把家搬到安徽合肥去住了。
我在遗传所仍带著研究生，所以经常要回中关村住，不过主要是在合肥住了。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