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打工妹的追求之路

有一年時間了﹐盧青敏（音）除了幹活﹐還是幹活。

她的工作崗位是珠江三角洲一家工廠的流水線﹐任務是測試掌上遊戲機﹑電子鐘和電子日曆。每天工作14個小時﹐難得有一個星期六下午不用加班。她說﹐這就是唯一的休息時間。晚餐是米飯﹑一碟素菜或帶肉的菜﹐還有清湯。工人們12個人一間宿舍﹐床鋪緊靠著廁所。她每個月的工資大約400-600元﹐具體要看加班費的多少。

在這家工廠幹了6個月之後﹐盧青敏（朋友都叫她“阿敏”）想離開這裡。但她的老闆不同意。公司對每個工人都扣下了兩個月的工錢﹐這樣工人就不會輕易辭職走人了。阿敏也捨不得那兩個月工資。

後來﹐她就像許多外來打工者在類似情況下都會做的那樣﹕反擊。有一天她沒去上工以示抗議﹐結果被罰了100塊錢﹐這相當於她一週的工資。第二天她去上班了﹐但從那以後﹐她經常跟她的老闆──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發生衝突。有一天﹐她對他說﹕你的工廠不值得我在這裡浪費青春﹗最終﹐老闆屈服了﹐不但同意她離開﹐還退還了扣她的押金。

阿敏決定再冒一次險。她花了10塊錢﹐到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去碰碰邭猢o這裡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找工作。雖然她既不會操作電腦﹐也沒有高中文憑﹐但她居然在一家電子工廠找到了一份辦公室職員的工作。今年2月6日﹐她開始到新單位上班﹐從此跨越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界線。

三個星期後﹐阿敏變得很愛講話﹐而且氣色很好。“老天爺還是公平的。他讓我受了一年的苦﹐但現在給了我一個新的開頭。“阿敏圓圓的臉﹑大眼睛﹐一頭捲髮。她剛剛18歲﹐而在一定意義上說﹐新的開端對她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已經有點像家常便飯了。

據勞動力問題專家說﹐中國現在有1.14億外來務工人員﹐從純粹的數字意義上來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群體。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人。許多人的薪水還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在東部沿海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從400元到600元左右不等。而雇主卻要求他們超時工作﹐實際工作時間經常超過法律允許的每週最多49小時。

工人們如果受傷﹑生病或懷孕了﹐通常只能自己照顧自己。勞動法執行得並不嚴﹐因為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有一個共識﹕盡量吸引更多投資。而當地官員聲稱﹐他們缺乏足夠的人手去全面監督轄下的數千家工廠。

但一些打工者並不認為他們就該逆來順受﹐聽之任之。阿敏和其他許多打工者都說﹐離開家鄉到工廠做工是他們平生所做的最艱難的選擇﹐也是他們到目前為止生活中最大的冒險。但支撐他們幹下去的原因不是因為害怕﹐而是為了自豪。早早捲鋪蓋回家就等於承認失敗。如果能在家鄉的小村庄以外更廣闊的世界扎下根來﹐就有了改變命叩臋C會。

從他們的另一個稱呼──“流動人口”這個詞的字面上看﹐他們是漫無目標的遷移人群﹐但事實並非如此。據九十年代中期中國一家政府智囊團對700名流動打工人員的一次調查顯示﹐87%的人離家時心裡都有一個工作目標﹐有些人已經事先找好了工作﹐有些人在城裡有熟人幫他們找工作。在城市裡﹐打工者會依賴親戚﹑同村的人和老鄉組成一個小團體﹐這樣他們會覺得安全。

打工者在村裡都屬於能人。他們比較年輕﹐與那些留在家鄉的人相比﹐他們的教育程度也較高。在女性中間﹐這種差距更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九十年代中期進行的研究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打工妹有78%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全國農村婦女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43%。

經濟學家們說﹐打工仔和打工妹們匯給家裡的錢是中國農村家庭最大的財富積累來源。不過﹐掙錢並不是他們出去打工的唯一理由。調查發現﹐打工者認為﹐“看看外面的世界”和“學點新技術”與給家裡掙錢同等重要。有很多人不是因為難以忍受的貧困而出去打工﹐而是因為空虛。

家裡分的田很少﹐有父母耕種足矣。在打工者講述他們為何離家外出時﹐他們經常會以同樣的說法開始他們的敘述﹕家裡沒活可幹﹐所以我只有出來。

阿敏的老家在華中地區湖北省的一個小村庄﹐村子有一個名字很有詩意的景點﹕烈馬回頭。村裡有60戶人家。她家有兩畝多地﹐主要以種植水稻﹑油菜和西瓜為生。她在5個孩子中排行老二。像她這樣有這麼多兄弟姊妹的家庭在中國已不多見。小時候﹐她會在河裡游泳﹑捉魚﹐會爬樹偷鄰居家的李子﹐有一年夏天她還坐著卡車幫父親賣過西瓜。

“小時候我非常淘氣﹐”她說﹐“但我父親還是很喜歡我﹐因為我更像個男孩。”在我們前後7個月的談話和採訪期間﹐她講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她的親戚和工友也講了一些事情﹐證實了她自己的說法。

阿敏家這個村子裡幾乎所有年輕人都離家打工去了。阿敏16歲的時候也走了。當時她正在職業高中唸書﹐還有一個學期就要畢業了﹐但為了省下學費和掙錢養家﹐她也急匆匆地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徵程。她的姐姐桂敏（音）那時在離家800公里的東莞一家工廠做工。2003年1月份﹐桂敏回家過春節﹐走的時候帶上了阿敏。

阿敏在東莞一家汽車站看到了招收質管工的廣告。隨後她坐了3個小時的汽車趕到那家工廠﹐填了表﹐當場就被錄取了。這時她才看到廠里擁擠的宿舍﹑骯髒的地板﹑床鋪緊挨著臭氣熏天的廁所。對於她那樣年齡的打工者﹐只有管理很差的工廠（她稱為“黑廠”）才會雇佣。這家工廠有1,000多名工人。

阿敏的17歲生日是在工作後的第一週過的﹐當天她請了半天假﹐一個人到街上閒逛。那時她沒什麼朋友﹐家鄉的朋友也不知道她在哪裡。打工的人出去以後很快就會從朋友們的視線裡消失﹐這種現象非常普遍。他們要找到滿意的工作後才會重新和朋友們聯絡。阿敏的虛榮心不允許她告訴任何人她在一家臟兮兮的生產各種電子小產品的工廠裡做工﹐每個月只能掙400塊錢。

阿敏不是個模范工人。在生產線上的時候她會跟旁邊的工友聊天﹐不惜冒罰款5塊錢的風險講話。她說﹐她每個小時都要上一次廁所﹐只是為了從廁所的窗戶裡看看遠處的青山。後來工廠出了一條規定﹐要求工人最多每4個小時上一次廁所。她後來說﹕我原來以為在流水線上幹活很好玩﹐以為會是很多人在一起工作﹐大家有說有笑的。但現實卻跟她的想像大相徑庭。

這家工廠規定至少要幹6個月。6個月結束時﹐她對負責她的工頭說﹐她不想幹了。但他不同意﹐還對她說她所在的那個工位活幹得很不好﹐試圖以此激她﹐讓她留下。她回憶說﹐當時那位工頭說﹐“你瞎啦”﹖

阿敏當時回答說﹕就算我瞎了﹐我也不願意在你這樣一個討厭鬼手下幹活。

她曠了一天工以示抗議。第二天回去上班時她又提出辭職﹐那位工頭表示﹐願意在春節後放她走。這其時是個花招﹐他的如意算盤是春節以後會有大批新民工涌入東莞﹐到時候粥少僧多﹐工作難找﹐阿敏自然就會留下。

阿敏的父母也不同意她換工作。阿敏說﹐每星期給家裡打電話時﹐她父親總會教育她說﹐女孩子應該穩定些﹐學會攢錢﹐後來她對這樣的說教越來越不耐煩。她說﹕她們總是像對孩子一樣對待我﹐而我自己覺得早就不是小孩了。

不過她還是個有孝心的女兒。她打工的第一年給家裡匯了大約3000塊錢﹐比她家鄉的人均年收入還多。家裡用這些錢給她的弟弟妹妹交了學費﹐還買了農藥。在阿敏的心目中﹐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分量。她計劃﹐打工打到23歲﹐在這期間她會不停地給家裡寄錢。

到23歲以後﹐她就會過自己的生活﹐掙的錢也要自己花。“我希望在外面打7年工﹐然後回家﹐開始考慮自己成家的事”。她媽媽不希望她在外面找男朋友﹐而阿敏說她不想找男朋友。

就在構築這些計劃的同時﹐阿敏也在將其他有關未來的計劃付諸行動。她花了100塊錢參加了一個電腦培訓班。有時為了趕著上課她會免掉晚飯。工廠裡兩位要好的朋友幫她洗衣服﹐讓她節省些時間。阿敏說﹐許多人覺得沒什麼好學的﹐他們想學些什麼新東西也沒有什麼用。但她自己覺得學點總比不學好。

今年2月份春節過後﹐阿敏又找到她的老闆提出離開﹐老闆最後同意了。她當天就離開了﹐只帶著自己的衣服和工廠原來扣留的大約800塊錢押金。她離開的時候﹐她的兩位好友忍不住哭了﹐但阿敏說﹐她沒掉一滴淚。

她答應找到新工作後再來看她們。但她們不相信別處的情況會好多少。她說﹐她們並不是不敢離開﹐而是覺得留下來和到別的地方都是一回事。

但阿敏不一樣﹐她夢想著一種不同的人生。在表哥的宿舍裡休息了一週後﹐她買了一張智通人才大市場(Zhitong Talent Market)的門票。進去後﹐她被嚇壞了﹕市場似乎是專門面向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而非像她這樣的普通工人。個頭瘦小的阿敏在人群中被推來搡去。她在6家公司的招聘攤位上進行了面談希望能值靡粋�低職位﹐同時盡量讓自己不要慌張。

在一家生產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的工廠設立的招聘攤位上﹐她和招聘人員交談了一會兒。既沒有高中文憑﹑又不會電腦的她甚至都沒有帶筆來填履歷表。招聘處的一位女士借給她一根筆。

後來﹐這家工廠一個名叫李鵬傑(音)的經理看到了她的申請表﹐注意到阿敏寫得一手好字。由於很多文件都需要手寫﹐因此寫字也是一項很重要的技巧。“我看到她字寫得不錯﹐就要求公司給她往她的表哥手機上打電話﹐ 讓她來面試一次﹐”李鵬傑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

在3個小時的面試中﹐他要求阿敏詳細地描述一下她的工作經驗。“我從未做過這種工作﹐沒有任何經驗﹐”阿敏記得自己當時是這樣回答的。李鵬傑證實了阿敏對當時面試的描述﹐但說自已已記不清所有細節了。當他告訴阿敏她已被錄用時﹐感覺非常難以置信的阿敏不禁問到﹕“有這麼多人想得到這份工作﹐你為什麼選了我﹖我什麼都不懂。”阿敏說﹐李鵬傑當時就告訴她﹐因為她比其他人更諏崱?

東莞作為一個現代城市在很多方面仍有欠缺。在這里﹐安著玻璃幕墻的銀行總部大樓徬邊就是出售摩托車配件﹑塑料管的小店以及牙醫运�。緊靠著菜地和養鴨場是大片大片的工廠﹐廠區門口都有保安把守。公路上走著拖著行李箱或背著鋪蓋的外來工﹐卡車和公共汽車從他們身邊呼嘯而過。馬路修得很平整﹐但經常沒有斑馬線或人行道路燈。這個城市是為機器建造的﹐不是為人。

中國可能有一半的打工妹都到了廣東省﹐大多數是在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工廠裡工作。招工方大都喜歡招收年輕女工來承擔流水線上的重復勞動。東莞市有150萬當地居民﹐卻有500多萬外來人口。當地人估計東莞市70%的人口都是女性。

每到週末﹐東莞到處可以看到十六﹑七歲仍帶著幾分稚氣的年輕人。公園和廣場給人的感覺就像是高中學校的校園開放日。成群結隊漫步在街頭的女孩子們穿著帶褶邊的上衣﹑緊身牛仔褲﹐頭上扎著馬尾辮﹔男孩子聚集的人相對少些。這些遠離農村傳統生活的這些年輕人正在中國最喧鬧的一個城市裡努力掙錢﹐為自己的未來而奮斗。這裡有人才市場﹐在人才市場上通過面談他們可能獲得更好的工作﹐有商業學校可以讓他們彌補缺失的教育﹐還有照相館。他們會在照相館畫有木柵欄或花園的布景前面穿上租來的服裝﹐拍上幾張明星照過過癮。

這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留下來。在許多工業區﹐告示欄裡與招工廣告﹑梅毒运鶑V告併列的還有尋人啟事﹐其中一則是這樣寫的﹕“5年前離開家﹐膚黑﹐痲臉﹐說話很快﹐喜歡玩電子遊戲。”這些尋人啟事都是失蹤人員的親戚貼的﹐他們希望藉此能找到被吞沒在茫茫人海中的親人。

阿敏的新工作是負責記錄設備的狀況和維修情況。每台機器都配有記錄本。新上司李鵬傑教她如何起草文件﹐並帶她熟悉了廠區。

阿敏的工作日從以前的14個小時縮短到了10個小時﹐每隔一週逢週日休息。午餐和晚餐工廠提供米飯﹑三份葷素菜和湯﹐住宿是8個人一個房間。作為文員的她月工資漲到了100美元﹐外加工廠提供的住宿和用餐﹐這個待遇相比她以前在流水線工作的時候有了極大的改善。

但在一個高速變動的城市中﹐變化是生活的常態。李鵬傑不久就到北京接受新工作去了。他的繼任者是工廠老闆的同學﹐去年因為外養情人的事情曝光﹐被單位開除了﹐阿敏說。在私下裡﹐她稱這個繼任者是個老古板﹐但在工作中﹐“我是非常尊重他的”﹐阿敏說。

但步入白領行業也使她陷入了孤立。雖然她仍和流水線上的年輕女工脾氣相投﹐但她已不再屬於那個世界。而辦公室裡的同事年齡又都比她大﹐與她不遠不近地保持著距離。阿敏發現辦公室政治非常複雜。“在辦公室裡﹐他們當面可能對你非常友好﹐但背後就會說你壞話﹐”她說﹐“你根本不可能有一個朋友。”

3月份一個霧蒙蒙的日子﹐阿敏和表哥爬上一座山﹐山上豎著東莞市的電視塔。從山頂看﹐這個城市布滿低矮的大廠房和高高的住宅樓。“只要有山﹐我都想去爬一爬﹐”阿敏說﹐“但當我爬到山頂時﹐就意識到根本沒什麼可看。”那一天﹐幻滅的感覺淹沒了她。她開始懷疑是否值得為新工作付出孤獨的代價。“在老廠裡﹐我有朋友但沒有錢。現在我的錢多了一些﹐但沒有朋友了。”

她的表哥﹑今年21歲的劉勝偉（音）也是這樣的結論。“在東莞交朋友很難﹐”他說﹐“每個人都只會為自己著想。”

4月份﹐阿敏拿得了第一張工資單﹐當月工作15天工資總計35美元。她打算去原先的廠子看望朋友﹐並為此買了一套新衣服﹕一件帶珍珠色扣子的黑T恤﹐一條七分褲以及一雙露趾高跟鞋。這和她以前常穿的工作服和球鞋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阿敏在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徘徊到半夜才選定了這身打扮。她以前工作的廠子距東莞東南角有兩小時的車程﹐隨著汽車越來越接近目的地﹐她也越來越感到激動。“我感覺那個地方自從我離開後已改變了很多。因為我的朋友們在那裡﹐我感覺那裡就像我的家。”

她的兩個朋友在天橋上等她。梁蓉（音）個子高一些﹐面容秀麗。黃嬌娥（音）小個子﹐有點胖。她們都比阿敏大一歲﹐兩人上下一打量阿敏﹐不禁發出“瘦了﹗”“長高了﹗”的驚嘆。三個人來到附近的一個公園坐下來閒談。兩個朋友對阿敏的一身行頭讚不絕口﹐她就細細說來每樣花了多少錢。

不一會儿﹐阿敏就忍不住開始對原先的這家工廠大加批判起來﹐“這個廠裡的人素質太低了。我現在的廠子裡如果你說粗話就會被別人議論的。”阿敏誇大了新工廠大老闆的實力﹐雖然她從來沒見過他﹐“我新到的這個廠好多了﹐老闆很有錢。”兩個朋友頻頻點頭﹐仔細地聽著。“從外面看好像並不是很大﹐但裡面有很多部門。分工非常清楚。”

說著說著﹐她突然冒出來一句﹕“如果你們來看我﹐我還可以給你們介紹男朋友。我們廠裡有很多男孩子。”兩個朋友不時的報以歡呼。阿敏後來承認﹐她覺得這兩個朋友是不會來看她的﹐因為她們很少有放假的日子﹐而且也不敢坐車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阿敏和她們一起走回了原來的工廠。這是一條長長的土路﹐路的兩旁有很多年輕人在玩桌球。這些十六﹑七歲的男孩女孩們認出了阿敏﹐他們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樣和她打招呼﹕“什麼時候回來的﹖現在在哪裡﹖”當她說到自己現在在臨近東莞市中心的地方工作時﹐他們都投來羡慕的目光。但以阿敏現在對人性的認識﹐她已不再盲目相信他們表現出來的友好了。“事實上﹐我和他們的關係現在很淡了﹐”她說﹐“我們已沒那麼親密了。”

阿敏命叩霓D變影響了她的朋友黃嬌娥。黃嬌娥報名參加了電腦培訓班﹐希望能多學點東西﹐到夏天時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就像阿敏那樣。後來﹐當她們在另一個公園散步時﹐阿敏對黃嬌娥參加電腦班的事給了很多鼓勵。

“你現在知道怎麼上網了麼﹖”阿敏問。她現在經常在下班後與朋友們在網上聊天。

黃嬌娥搖了搖頭﹐“我還從來沒有上過網。”

阿敏許諾下次教她。天色晚了﹐三個朋友很快就分手了。在坐車回家的路上﹐阿敏感覺腦子裡一片混亂。她看到了以前的生活﹐知道這一切已經過去。但她的新生活似乎仍有欠缺。車窗外夜幕降臨了。“如果我只是上學﹐然後出來打幾年工﹐”她說﹐“然後回家結婚﹐生孩子﹐那樣我可能也無法獲得完全的人生。”

阿敏很快就厭倦了新的生活。她對這份當初曾讓她激動不已的工作越來越失望﹐在複雜的辦公室環境中她常常感覺困惑﹐孤獨也讓她倍感壓抑。作為所在部門中最年輕的員工﹐阿敏常感覺自己在被同事呼來喚去。工廠的生產壓力也加大了。她所在的宿舍裡從6個人增加到了9個人。有兩個新工人因工傷斷了手指。由於有很多訂單要趕﹐沒人有時間給他們好好的培訓。

4月末﹐一個機會降臨到她身上﹕她以前的上司李鵬傑希望她到北京為他工作。李鵬傑現在從事電腦元件組裝業務﹐銷售遍及國內多個省份﹐他需要有人為他管理店鋪。阿敏雖然和他只一起工作過兩週﹐但感覺到這已足以讓她作出決定﹕她信任他。阿敏打算北上。

但在一個沒有落腳點﹑沒有根基﹑遠離父母的地方﹐阿敏很容易變得非常脆弱。她思前想後﹐還是覺得一個人前往不合適﹐不如留在南方﹐這樣離表哥和姐姐也近一些﹐阿敏的姐姐當時正在附近一個城市的工廠裡做工。“在這裡﹐我還有他們兩個可以指靠﹐如果到北京就只能指靠一個人﹐況且他和我又沒有血緣關係。”但到了5月份﹐阿敏在公園裡與筆者的一次會面中似乎是隨口而出地說起已提出辭職﹐老板將在1個月內決定是否批准她離職。

阿敏有了很多變化。她拉直了頭發﹐剪了一個時髦的發型﹐這使得她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大些。阿敏在拿到第一個全月的800塊工資後不久﹐就進了理髮店掏100塊錢花了3個小時讓自己改頭換面。

幾乎每個月她的命叨紩�出現戲劇性的轉變。6月份﹐阿敏被調到了人力資源部﹐負責新人招聘和培訓。在炎熱的夏日﹐曾經有4天時間﹐她都站在人行道上宣講﹐希望能吸引外來工到她們廠裡工作。在這個工廠﹐她已經從為機器做記錄轉為人們做記錄。阿敏感覺這是一份更好的工作﹐“如果我瞭解人力資源﹐我就可以輕鬆地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阿敏的工廠新招的工人中就有黃嬌娥﹐就是她在以前那家工廠的好朋友。6月末的一個傍晚﹐黃嬌娥拉著衣箱就來報到了。兩個女孩兒到工廠附近的一個排檔喝了甜奶茶。其間﹐阿敏談到要留住熟練工人是多麼困難﹐“我告訴他們﹐跳來跳去很纍的。不如攢點錢﹐積累一些經驗後再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

黃嬌娥叫起來﹐“你現在說話怎麼這麼一本正經的﹗”

阿敏為自己辯解﹐“這是我的工作。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你也會這樣做的。”

儘管有點半開玩笑﹐但談話還是不像以前那麼融洽了。以前兩個人是平等的﹐但現在不是了。阿敏試圖淡化這種不平等的感覺﹐她說﹐“我倆工資都不高﹐如果你加班的話﹐還會比我掙得多。”

但黃嬌娥反譏道﹐“那樣我就要纍得半死﹗”

阿敏回答說﹐“這是兩種不同的纍。我現在的工作不僅費體力﹐也很費神。”

阿敏在工廠中的地位正在一點點上升。她為外國客戶倒茶﹐這對於一個進廠不久的人來說是被賞識的標誌。她參加了一個每週都上課的經理人員英語課程。“你知道pardon是什麼意思麼﹖”她問黃嬌娥。當她的朋友說知道時﹐阿敏看上去有些失望。

此外﹐阿敏有了一場萌動的愛情。一個來自家鄉的男孩（以前的同學）也來到了東莞一家工廠工作。他來看過阿敏一次﹐兩個人聊了一天。阿敏是一個傳統的女孩﹐舉止乖巧。兩人在一家飯館吃午飯時﹐阿敏為那個男孩倒茶時就像面對外國客戶那樣小心翼翼。後來﹐阿敏給他打電話時問到﹕“你覺得我們有未來麼﹖”她希望知道。男孩告訴阿敏﹐給他三天時間考慮考慮。

“不管他怎麼回答都可以﹐”阿敏說。但她早已開始編織兩個人共同生活的夢想了﹕他接受過廚師的培訓。“我們將來可以回到家鄉開一家小飯館﹐”她說﹐“在這里打工是沒有未來的。”

智通人才大市場在一棟粉紅色的寫字樓裡佔了4層﹐每逢週末﹐這裡會吸引約7,000人前來求職。每週六早上9點﹐這裡就擁滿了人﹐大多數都是年輕人。精英們帶著筆記本電腦和打印好的簡歷。其他人則用購物帶裝著材料﹐弓腰在桌上填寫表格。他們說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口音﹐這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成為一個障礙﹐但在東莞太普遍了。

阿敏討厭這個人才市場﹐雖然她的好咭瞾碜赃@兒。她說﹐這裡讓她感覺自己隨時可以被取代。6月末﹐也就是她首次獲得文員工作4個月後﹐阿敏的辭職請求被批准了。她依然沒有文憑﹐她依然需要拿筆填寫履歷﹐但其他的都變了。

這次﹐阿敏的眼光高了﹐“文員是很低的職位﹐我可不打算再找這樣的工作。”她瞄準了那些在為人力資源部門招聘的公司。在一家生產電子產品橡膠件的工廠攤位上﹐她接受了一次長達兩個小時的面試。

這次﹐阿敏問到公司的規模有多大﹐人員流動率有多高。當面試人員問她為什麼放棄原來的工作時﹐阿敏說這是一個個人問題。她沒有提到真正讓她決定辭職的“辦公室政治”方面的原因。

這次﹐她也並不比其他人更諏崱．敱粏柕剿�在人力資源工作方面有多少經驗時﹐阿敏說“一年”﹐而事實上只有24天。“如果你說少了﹐他們會認為不夠﹐”她後來說。招聘公司通常不會和以前的公司進行核對﹐除非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招聘。這家公司聘用了她﹐據阿敏說﹐而且工資也比她的前任高了50塊錢。

在新崗位上﹐阿敏負責處理用工記錄﹕全廠400名工人的績效﹑過失以及工資數據。當工人們前來應聘時﹐她會問一些非常簡單的問題進行篩選﹐“（比如）有沒有身份証﹖打算做什麼﹖打算呆多久﹖如果他們回答得不好﹐我就會說﹐謝謝你﹐我們現在沒有職位空缺。”

她的工作日是8個小時﹐每週日休息。像她這樣級別的員工每4個人一間宿舍﹐她的宿舍裡還有電話和獨立的衛生間。她每個月的收入是100美元﹐外加工廠承擔的食宿﹐和以前的工作一樣﹐但如果前3個月表現好的話﹐她可能獲得35美元的加薪。

每個月的10號﹐工廠老板的台灣老婆就會到廠裡來。她會給工人們發工資﹐求菩薩保祐﹐這在那些保留了傳統宗教信仰的台灣老板中很常見﹐但對阿敏來說很新鮮﹐因為她並不信佛。她會跟著老板娘到工人們的食堂﹑工廠大門口以及一些危險的設備前﹐乞求菩薩保祐﹐讓他們的廠子興旺發達﹐工人們出入平安。阿敏說﹐她很小心地防止與同事起衝突﹐口風很緊。她到這個廠不久後﹐大老板還曾經專門召她到辦公室﹐建議她作一個少言寡語的人。

她也開始老練地處理起與父母的關係。她一直沒有告訴父母辭職的事情﹐直到找到新工作後給家里突然郵了120美元﹐才打電話和父母說了她的近況。“他們不瞭解外面的事情。所以﹐我要做好後﹐再告訴他們﹐”她說。

她的姐姐桂敏對阿敏的跳槽持懷疑態度。“你認為這樣做好麼﹖”姐姐曾在阿敏獲得新工作後不久來看阿敏時這樣教訓她。桂敏離開家已有四年﹐換過三次工作。而阿敏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換了3次工作。

阿敏認識的每個人也都在不斷地換工作﹐而且許多人也是在日漸往上走。姐姐桂敏已被升為行政秘書﹐表哥現在到了廣州做了經理。以前廠子的兩個朋友也已天各一方﹐梁蓉回了家﹐和父母選定的一個人結了婚﹐而黃嬌娥在東莞的另一家工廠覓得了一份生產文員的工作。

阿敏喜歡的那個男孩的生活也在變換中。就在阿敏問兩個人是否有未來後的第三天﹐早上7點他給阿敏的手機發了一條短消息“我在你工廠的大門口”。阿敏不信﹐就跑下去看。男孩是在自己的廠裡下了夜班後﹐坐了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來的。等阿敏上了4個小時的班後﹐兩個人一起吃了午飯。男孩沒有說兩個人是否有未來﹐阿敏也沒有再提。“但他來了﹐”阿敏說﹐“我就知道了。”

那次見面後不久﹐男孩就回家了。他是獨生子﹐父親希望他在身邊。阿敏覺得這是一個好決定。她說﹐他們將保持電話聯繫。

8月份一個涼爽的夜晚﹐阿敏坐了一輛出租摩托車來到工廠附近熱鬧的鐵路公園。她在一個人造湖徬脫了鞋﹐光腳走在人造沙灘上。她看著外來打工仔打工妹們在廣場上學跳舞。她在公園裡的攝影攤上拍了一張照片﹐這還是她來到這個城市後的第一張照片。

阿敏說﹐現在工作時比以前開心多了。她的妹妹也在考慮明年春天來這兒找份工作﹐阿敏說﹐她得留在現在這個職位上﹐以便在妹妹初來乍到時給她一些幫助。“我做夢都想不到自己會獲得這樣的工作﹐”阿敏說﹐“我從家鄉出來的時候﹐以為自己只能做一名工人。”

但隨著她的職業道路越走越好﹐她已習慣了這些﹐並希望能從生活中獲得更多的東西。阿敏說﹐現在她希望能學學銷售﹐如果加薪加得不多﹐她可能還會換工作﹐“人的欲望總是難以滿足的﹐”她笑著說﹐“你不覺得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