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书记那天肯定喝高了。

下了火车，就觉得广州不是人待的地方，热得我马上就想起了小时候放羊时牧狗在树荫下伸着舌头大喘气的动人景象。背着被子，提着旅行袋挣扎的走进校门，跌跌撞撞的走到招待所后被告知房间分配贴在二楼。

我至少揉了三次眼睛，煽了自己四次嘴巴，掐了五次大腿。但那行字儿没变：墩子：二班班长。我嘴里不由自主的轻声唱起我幸福时刻必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后来同学们都非常友善的评论道：老蒋招女婿招晕了头，轮谁也轮不到墩子啊！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忆在那期间我的所作所为。

一。我住进了一个除了我就是三个卡死比的北大同学。这三个人除了忘记自己姓什么以外，名什么也都忘了。对我好像爱理不理。三人当中一个是北京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是武汉军队干部子弟，一个是黑龙江小镇居民子弟。我哪受过这种气呢。我只好时不常的暗示我血统的高贵，脑瓜的过人之处，音乐文学上的修养，等等等等。。。最后，我们还是谁也不尿谁，各奔前程了。从此我就得了个毛病：见到北大的就想上去咬一口。

二。撤销所有的政治学习。每星期一次政治学习当时还是法定的。我在大学都不参加，凭什么让我在这儿跟人似的组织别人学。我个别通知了所有班里同学：学习时间爱干吗干吗。四个班中有二个班的班长经常来问我如何打算并和我共进退。偏偏就是那位将来的北大书记不跟我同心同德：我能不咬北大的吗！

三。拱猪。那些日子我的主要经历都放在拱猪上了，那小课桌极其的难钻，可到散伙时，我一个轻松的侧身就能在桌子腿儿中饶一圈，功夫了得。不过学业荒废。离开集训中心的时候满口还是绥德口音的英语，而且用的是中国话的语法。法国话的音调，广东话的拖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