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了来了灾难深重的破坏，不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目光短浅，当
时完全没有洞察到这点。我家在全国各地的所有亲戚的孩子们，我的数不清的表哥
表姐、堂哥堂姐们都乐呵呵地坐着免费的火车千里迢迢到北京“朝圣”。一时间，
真有一点“我家表哥数不清”的感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家成了“红卫
兵接待站”。

大人们要上班，接待自家红卫兵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身上了。吃饭好办，食堂里打
饭就行了，睡觉就打地铺。红卫兵们到北京好像也不是来造反的，更像来旅游的，
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个词儿，却叫作“串联”。于是我就当仁不让地当上
了旅游团团长兼导游。

北京所有的公园都留下了我们旅游团的足迹，我这个年龄最小的“团长”带着表哥
表姐们游遍天安门、故宫、北海、景山、颐和园、动物园、北京天文馆、香山、八
大处、紫竹园、陶然亭，当然还有西单、西四、王府井百货大楼。

除了饱览“祖国的心脏”北京的大好河山，红卫兵小将们还有一个强烈的“革命要
求”，就是要军装。于是我父亲的军装都给了表哥们，我母亲的军装都给了表姐们，
后来军装给没了(只留下两套换着穿)，就给军用胶鞋，胶鞋没有了，给军帽，军帽
没有了，给军用胯包。大家都穿着旧军装，手捧“红宝书”，兴致勃勃地在天安门
前留个影。

1968年冬天我遇到一件奇事，至今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红卫兵“旅游”高
潮早已结束，一天，我自己到景山公园去拣一种黑豆子，准备用来做沙包玩。

那天天气晴朗，无风，气温很低，整个公园几乎空无一人。我来到景山南边山坡下
背风朝阳的地方开始拣豆子。不经意间，一抬头，在不远的公园的长椅子上，看见
周总理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只见周身穿灰色大衣，没有戴帽子，坐在椅子上沉思，
心事重重的样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身着便衣的男子。一定是周总理，我绝对不
会认错的，因为我们经常在新闻简报中看到他。我默默地看了他几分钟，这几分钟
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我把他的样子牢牢地记在心里，一辈
子不会忘记。我觉得我不应该打搅他的沉思，我没有上前和他讲话。

晚上回家，我把此事告诉我父母。我父亲认为，很可能是总理。第一，周很少戴帽
子，即使是在冬天。第二，那两个便衣男子很可能是警卫。第三，我还是个童言无
忌的小女孩，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此事是无法考证的了。除了我父母之外，我从没有对其他人讲过此事，我想没有人
会相信我的奇遇，我见到的周恩来是一个普通人的周恩来。不过这可是千真万确，
我亲眼所见，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母亲很遗憾我没有勇敢地上去和他讲话，至少问问他是不是姓周。我母亲回忆，
56年她在5院工作时，有一次舞会上，她曾经和周总理跳过一次舞。当时总理问她在
哪里工作，她告诉总理，在5院。总理点点头，没有再问下去，因为大家都知道5院
是保密单位。总理平易近人，颇具绅士风度，给我母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