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儿以前常常用这样一句老话来劝告朋友，曰：“人过三十不学艺”。他接着会做一些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人过了三十就不要学习了，而是说自那时候起不再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将近不或之年，宝儿考取了全国仅招一名的摄影某专业的研究生。
我再见到宝儿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家。更准确地说，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前些年，我都不叫做生意的登我的门。”
“你儿子在日本？”
“没有，在美国。”
“美国什么地方？”
“咳，我也不知道。我娃时不时来个电话，我从来不问。
“号码总有吧，一看就知道了。”
“没有，反正咱也不想去。”
那天，臼夫妇与宝儿还有我在香格里拉碰面后，大家乘着他们那辆几乎被全国各地车检的小条遮严实了的前窗去吃晚餐，将尽，宝儿偷着去付了帐，臼太那时已离开，臼连说：“不好，很不好。”
看看时间已近十时，我估计赶回亲戚家会影响身患癌症的亲戚休息，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今晚住在旅馆。一行三人到了一个叫做“紫云宾馆”（饭店？）的地方，拍“卧虎藏龙”时，该剧组就住那里。拍“杀死比尔”时，中方工作人员住那里，美方人员住“国际俱乐部”，日方人员仅住一二星级。臼坚持要搞下来一个好价钱，似乎把它当作了象征自己身份能力的标志。他认识的经理不在，我与宝儿远远地坐在沙发上，听由臼去做那个艰苦的讨价工作。
那时臼心情很不好，老丈人结肠癌转肝癌住院，臼太对此事实不能接受，情绪低落，臼因此从逸飞同志的一部影片摄制组退了出来（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他一走，就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由铁杆组成的班子退出。当时姜文劝臼说：“你回去了人不是还得死？”臼仍然坚决地退出了。
“现在这医生，看见病人就知道送钱的又来了。按说我们在海军总医院还找了熟人，可每次去做伽玛刀，那些人的脸色眼神就像看见了一万多块钱的钞票。”臼对我们诉苦道。这时宝儿开动了他那直来直去的脑筋：“你这样不行啊。人可以肯定是不行了，现在就是要想法让他少些痛苦。他还不知道转肝吧？你可以弄个好游戏机，还别说是给他买的，以免他怀疑，就说是从朋友处借的，供他玩耍。等到最后玩不动了，人也差不多了。那些什么伽玛刀，还有刚才从日本打来电话那哥们的药我看就别再用了。”
我没想到宝儿的招第二天我自己就派上了用场。
第二天我起来，宝儿已经回学校去上课，而且可以肯定他会迟到。去付帐时，有些不好意思面对收帐的小姐，又不愿意辜负了臼的一番心意。百无聊赖地出来，随便上了辆七，八百号的汽车，眼看不是头，忙下来找着地铁站，跑到原来就读的地方门前看了看，就回身钻进西单书城里去了。从书城出来，吃着中饭，想起给原来的老师打个电话，说如方便的话要去看他。
“我现在已经不能下楼了，摔倒了爬不起来。”老师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我想在网上查文献，你说计算机好学吗？”
“好学”
“我已经看好，最便宜的四千来块。可她不让买。”老师指指一旁坐着的师母。我想起了宝儿的招，就说：“这样吧，我给你买个计算机，上网费你自己出。”
送我下楼的路上，师母说：“你给他买那玩意儿干嘛？我看他也就还能活两三年。”
“正因为他有病，却还有这个心，就当个玩具让他玩吧。”
离京那天，宝儿和我一起先到西单书城取了书，然后做航空公司的大巴去机场。他很有经验地拒绝了该车司机提供的“优质”服务，告诉我说他送女友回日本时就上过当，他们声称你的时间赶国际航班很可能已经不够，这儿有小车可用，当然钞票就要加一些。“怎么，又有朋友了？”我问。
“是呀，不然我也不会到北京。她是独女，比我小17岁，父母为了她专门搬到了北京，将来让她在这儿发展。”
“小17岁？你老弟可不简单哪。她是学什么的？”
“油画，在日本最好的艺术学院。”
“嗯，这个可不好对付。”
“这算什么？那天我跟一个同学打电话，同学说：‘宝儿，我这儿有个人一定要让我介绍跟你认识’。我问是什么人，他说是位服装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说算了吧。没想到那同学说：‘人就在我这儿坐着呢。’结果，我和那同学讲了几句：‘我可是又老又丑。’‘我在你同学这儿见过你的照片。我也知道你有女朋友在日本。我在这里等着，如果你那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