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远比犹太人被迫害更复杂─专访《八九点钟的太阳》导演卡玛（６）

《多维时报》记者心远报导

多维新闻，2004年3月5日

　　“文革”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是一个民族要将另一个民族整个灭绝，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复杂得多，从迫害者变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

●“文革”远比犹太人被迫害更复杂

　　多维：关于这部片子，主流社会评论反响如何？

　　卡玛：目前影片放映还不是特别广，评论还不太多，参加了哪个电影节、在哪里上映，哪里的报纸就有些评论；我想在公共电视上播放前后，可能评论更多一些。有一篇评论写的有点深度，是Charles Taylor登在Salon.com上面的，对我们的结构处理和寓意，看得比较清楚。其它像《纽约时报》等，发的评介虽然篇幅很大，但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评论比较表面，叫好也不在点儿上。另外也有的过分偏于说“你看中国多可怕”之类──我哪里是想说中国“多可怕”！

《八九点钟的太阳》导演兼制片人卡玛。（多维社）

　　多维：中文版解说词和剧本是否想到过出版？

　　卡玛：我想等到片子比较广泛地让人们看到之后，有人想研究剧本、文字再说。我怕有人懒得看片子，就看文字──这差得太远了。我们之所以拍电影，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只用文字表现，抄近道看文字就没意思了。

　　多维：你谈到“理想主义”，有没有回过头来想想，你的理想主义的来源，是从年轻时在中国包括“文革”中受到影响，还是来美国后，看到美国人有理想主义这一面？哪个影响更大？

　　卡玛：这很难说。我的祖母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的想法与她的想法很相似。你说这算从哪儿来的？再比如说，写《牛虻》的伏尼契是我的曾姨母，十九世纪末的一个英国女孩儿，自己活得好好的，偏要关注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在伦敦的俄国、波兰流亡者圈子里交往，并成为“自由俄国协会”的骨干，听来很多故事，得到灵感，又将故事背景放在意大利写出小说……理想主义不是共产党专有的，共产党恰恰是对很美好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异化，一种歪曲。一旦中国共产党说的那些有关理想的大话破产之后，有些人一说起来关注别人、利他的思想似乎都是共产党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左”，似乎都没有存在必要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美国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利他行为方式的人，才呈现出很多人性、活力的方面。我很珍视自己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的理想主义与共产党有什么相通之处。有人说：“‘人’之所以比飞禽走兽显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们脑瓜特别机灵，而在于他们中间居然产生了扶穷济困的伦理思想，居然出现了与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体弱的、肢体残的姐妹弟兄同舟共济的道德行为。”我认为说得很好。

《八九点钟的太阳》在新泽西的放映活动因观众太多，不得不临时加映一场，
观众看完后纷纷向卡玛表达感想，图为卡玛回答提问。（多维社）

　　多维：在反思“文革”问题上，中国人一直争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牢记被纳粹统治下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中国人缺乏那样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精神；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放下仇恨，向前看，否则活得太沉重。

　　卡玛：“文革”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是一个民族要将另一个民族整个灭绝，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复杂得多──“文革”不是第一环了，而是怨怨相报好几个回合之后的又一环了；党内和社会的上上下下，从迫害者变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这种种情况，不是在纳粹德国轻易能找到的。这是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简单套用某种模式，不能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我认为对待历史、对待“文革”的态度，每个人都应从自己作起，我现在是通过编好这部片子的具体方式来对待历史。我也同意不要仇恨，复仇的思想是不好的，很多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每个人解决自己良心上的问题，很难要求别人。不过，这段历史，我认为太应该关注，太应该讨论了，有些人不愿意谈，我是觉得非常遗憾的。另外也有一些人，动不动就说别人反思、忏悔不够，让我想起过去共产党“检讨过关”那一套，好象非得说出他们规定“上纲上线”的几句话才叫忏悔，有点“新正统”的架式。而要摆脱“文革”的阴影，我们是不是应该包容多种语言、多种方式、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反思与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