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对力刀和秃笔等人的作品的一句评价。大意是：对文革的回忆已经在20年前就完成了，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写，而且还是流水账。感触颇深，谈谈我的想法，没有个人恩怨。（为了直观，这里偶尔用不久前发生的伦敦警察误杀无辜的事件作例子）。

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任何能够回忆的人都有回忆和反省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义务。这个义务是心理上的，至少是针对自己的。伦敦警察误杀了人，别人至多只会说是一个悲剧，而他，亲自动手杀了那个人的人，不一定会像社会的定论那样坦然。他至少需要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恰当的解释，哪怕是一句奉命执行，或者一句保护他人。

个人所回忆和反省的角度可以有所不同，或者说不可能相同。伦敦的事件，政府有政府的角度，警察局有警察局的角度，外交部门有外交部门的角度，公众有公众的角度，穆斯林团体有他们的角度，巴西政府有他们的角度，巴西的公众更有他们的角度。从杀人事件的亲历者来说，警察有他的回忆，同去的没有杀人的警察有他们的回忆，目击证人有他的回忆，新闻记者有他们的回忆，在家看报看电视的人有他们的回忆，甚至闭路电视也会有它自己的回忆。要把整个事件弄个水落石出，或者说至多是尽可能地接近事实，调查者就应该设法去求得不同的人的不同角度的回忆。同样，对于文革，章韩之和乔冠华的经历与章诒和王培元的经历不一样，写出来的作品的角度和感受也不可能一样。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认识也会有所发展。警察刚刚杀了人，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警察和无辜的受害者身上。渐渐地，随着历史长镜头的回拉，这两个人被更多地放到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来观察。评价这个历史事件的人本身的态度也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者和改革初期的作者对于“计划”的认识就会大不相同。现如今，中国走入了自由经济的深水区，回头看“计划”就又是一种不同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对文革的评价，再等50年不迟。我看，即使是500年以后，也照样可以继续评价。

50-500年以后的人再做评价时，恐怕不一定会满足于看当年的所谓盖棺定论文章。对于事件的关注者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所作的有血有肉的记述。这些记述是进一步再创作的思想源泉。至于结论，则可以见仁见智。

对于历史的评价可以有不同的手法。有的人不讲证据只说道理，有的人有理有据，有的人只提供证据不说道理。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的个人偏好，不能作为反映水平高低的标尺。只讲故事不说理的文章不一定没有蕴含深刻的道理。道理的阐述可以蕴含在作者对事件的选择和编排上。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句评价犯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笼统地把描述性的作品当作流水账。流水账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单纯记事。而过了二三十年的回忆，如果不是照着日记本原文照登的话，就不可能是流水账。里面必然包含了作家本人的提炼。

从对历史的阐述看，写作水平的高低应该是看作者是否精确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否能够驾驭自己所要阐述的事件。很多作家在这一点上走入了误区，看不起直白的文字。调用了从古至今的所有字词，所有的修辞手法，却搞不懂自己要说什么。这样的作品达到一定境界的，可以说是有审美价值，如同张艺谋的电影，有充分的视觉效果。但是从评价历史的深度看，则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达不到境界的，至多是一条大花裤衩。

因此，恐怕没有哪位作家，或哪些作家可以放心地说，他（他们）的作品能够对一段历史作出终结性的总结，何况是涉及了千百万民生的一段并不很短的历史。当然，我不否认有一些人能够在相对意义上高度概括性的文艺作品，但是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一个单个的作家恐怕难有拦截水流的“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