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某媒体说要我一张照片，赶紧跟人家说我不上镜，可是对方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们可以派人来录像。可别，我天生怵镜头，一辈子就上了一次电视，还给吓得半死。摄影师一个劲儿地劝我保持恒定，否则画面抖动，观众误以为信号不良。15分钟的节目，录了一个半小时。节目结束时仓皇逃跑，竟然忘了跟电视台提出镜费。不过后来自己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堂堂的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加上摄影师陪我哆嗦了这么长时间，我那点稿费还不够给他们买镇定剂。

我赶快让小盖儿帮忙找照片。小盖儿拿了一张我坐在沙发上的，背景是书架，一只手支着腮帮子，测目远方，若有所思。这是小盖儿在我和朋友聊天时趁我不注意照的，是我为数不多的面部放松的照片。

发过去等回音,借机会翻出了老相册……

老爸是个玩儿票大王。照相是他三十多种主要的兴趣爱好之一。老爸最早的那部相机是上下两个镜头，照相的时候他要从上往下看。我们的照像活动一般就在家门口附近的体育馆，有一个大台阶，台阶顶上有一两盏花型街灯。人坐台阶上，抬头望街灯。老爸由下往上拍，拍下的自然是无限诗意。每逢体育馆有乒乓球比赛，我们就会到体育馆正门、长长的条幅前面做昂首挺胸状，摆姿势的基本要领是要拿出民族自豪感。老爸给我们照了像，胶卷都是黑白的，自己买来药水在家里拿洗脸盆冲。好在后院有一个小厕所，老爸就把小窗户拿墨汁涂了，买了红灯泡，一到晚上就憋在厕所里冲照片。天气热，冲出来的相片总是蔫儿塌塌的卷在一起，打开了还有点厕所味儿。像片的效果几乎没有保证，看照片时的急切和紧张是现在没有的。只是记得当年老妈总是抱怨没有洗脸的盆，而我则因为可以偶尔上床睡觉不洗脸而对老爸心存感激。

除了生活照，我一年要去照相馆照一张一寸照片，洗上几十张，用来贴学生证、汽车月票、图书证，还有铅笔盒内侧。我们最常去的是黄家花园的国营红艺照相馆。相机是三脚架上架一个黑箱子。照像的人当年不叫摄影师，叫照相师傅。师傅是工厂工人的称呼，照相馆的流程其实也和大规模成产差不多。师傅摆好了位子，设计好灯光，基本上是来了人，根据坐高决定屁股底下垫几本书，高喊：“笑一笑”，然后拉动快门走人。偶尔赶上照相的人多，也不用着急，门口排上几十个人也不过五分钟的事儿。照了像要三天以后取，照片的质量也基本没有保证，但不是冲洗的问题。被照的人屁股没坐稳，照片就完成了，所以炒出来的人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六神无主。三天后取照片，跟师傅理论的人不少。一次，我取来照片，居然是跟当年胡同里的大娘听说某家姑娘没结婚就跟人手拉手一模一样的表情。找了师傅去问，师傅的回答很干脆，这不就是你吗，又没照错人。从此，我就落下了镜头恐惧症的病根儿。

上学以后，学校里每年也会照一次合影。每次都要排了队，前面一排蹲下，中间一排坐在椅子上，最后一排站着。十几年如一日，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姿势，都是差不多的位置。本人虽然相貌平平，但是那年月明显“黑人”遭歧视，每次发了照片，让人说一句，你真白啊，仿佛摄影师专门为了我还要重新调曝光，心里也还是有点满足感。唯一遗憾的是大学毕业。照像前一天去理发店剪发，想着精神精神，不料给人剃了一个盖儿头，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更不要说登上这么永久性的照片。很多年过去了，老朋友的影子都快忘干净了。偶尔见面，很多人是拿化妆品遮了面容，很难想象当年的样子了。不仅心里暗叹，要是当年照了那照片该有多好，哪怕是盖儿头，也算是留住的青春啊。

后来工作以后，市场经济带来了明星照。照相馆里的师傅都改了称呼。那些照片里的灯光和色彩都很温柔，80岁的老太也能照成25的。照片里的人都很婀娜，不是林黛玉，就是俏西施。虽经朋友几次催促，都没有去，还真不是看不上师傅的手艺，就是怕师傅再说一句：这不就是你吗。

去年回天津，变化很大。洋气的地方更洋气，豪华的地方更豪华。红艺照相馆再也找不见。影楼的气派穿工作服的师傅们肯定挑不起来。摄影师显然不担心照错了人，照得不像似乎才是本意。找到了仅存的胡同，碰上一位扇蒲扇的老太，一位叼烟斗的大爷，一群下棋的男子汉，在胡同里晾衣服的女人, 和穿开裆裤满地爬的孩子……。大爷给我们留了地址，嘱咐一定给他寄照片。一个月后回到伦敦，洗了照片托朋友捎去。朋友说那片地方已经拆迁了，没有了老太，也没有了大爷……

我的媒体照似乎并不顺利。记者打电话来，说需要正面像。这下可让我愁白了头，家里的照片基本上都只能反映我心灵美，拿到正经八百的地界，还是要横平竖直才好。小盖儿答应晚上回来再给我照一张。我显然从现在就开始激动，一走过那面镜子，就忍不住摆个姿势，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