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前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由我作会议论文的评论人。拿着手里的七篇文章，竟然有五篇都是关于上海的。有上海人对上海的自豪，有外地人对上海的惊愕，也有外国人对上海的困惑。而我，作为一个上辈人曾跟上海结缘又断缘，但仍维系了亲情的外地人，看着手里的这些文章，仿佛眼前给人描出了一幅色彩厚重的抽象画，看似真切，实则模糊。不记得我对那些人的文章是怎么评价的了，只觉得有必要再去一趟。沿着演讲者们打出的绚丽的幻灯片，追逐一下他们的自豪、惊愕和困惑。

去上海前思想斗争了几个回合，到底是该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担心从两地的市中心到机场会浪费时间，就决定坐夜车，旅行睡觉两不误。事实证明，外地人在外国作决定，基本属于隔山买老牛。后来几个热心的朋友指出我们的错误，并敦促我们改变计划。但是，手里拿着订好的车票，只能向朋友们做出我是懒蛋我不在乎的无赖状。

一上火车，下铺坐着一位母亲和儿子。那个儿子带着深色的眼镜和十几岁男孩子特有的尴尬。母亲用天津人的热情，把床板拍得砰砰响，招呼我们坐在她身边。盛情难却，我们屁股落在床沿儿上跟她攀谈起来。原来，是儿子考上了上海的大学，母亲送儿子去上海报到。没问题听得惊异，这么远送孩子上大学？他没听说过。我笑话他没见识。古人云：‘儿行千里母担忧。’现在交通发达了，费用也低了：‘儿行千里目奉陪’。看着宝贝儿子安顿好，觉得踏实，花钱花时间省了自己得心病，至少应该算是经济上的进步吧。

那男孩子腼腆得很，说话不能看人。见了没问题更是不敢抬头。母亲在旁边看得心切：“哎，这孩子。平时花钱上了这么多英语班，真的有了这么好的说英语的机会，他倒是怯阵了。”我把母亲的话翻译给没问题听，没问题赶紧主动跟男孩子搭话。那孩子依然低头，只答不问。但是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所不敢想象的。我跟那位母亲说了这个话，母亲眼睛里立刻溢满了欣喜和骄傲。那儿子则愈发紧张，胳膊腿儿都绷得紧。

我们前夜没睡好，早早上床休息。临入睡前，楼下的母亲把一个大水蜜桃塞给我，我只想快快去睡，谢过之后，就把桃放到枕头边。望望下铺对面的男孩子，依然直挺挺地坐着。两眼望着窗外，此时的紧张显然不是来自我们，也许是来自对窗外即将到来的大上海的憧憬。

我这个平日里站着都能睡着的瞌睡虫竟然在火车的按摩中早早醒来，却不能重新入睡。没问题的ipod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他也是醒着。时差还是没有倒过来。我推推他，指指手腕，他把胳膊伸过来，我拧了他腕子上的表，就着床头的小灯仔细看，原来才刚刚两点多。拉开窗帘，外面一片黑暗，隐约能够看到飞速驶去的更黑的树影。列车在身体下面有规则地响着，我却能从头到脚地感受到夜的寂静。可就是这呼呼闪过的黑夜，也让我津津有味了个把小时。终于在四点多钟又重新入梦。

不到六点，我又醒来，窗外已经不再漆黑。不时有耀眼的橘红色灯光从窗外划过，或者勾勒出一个小站，或者是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已经有工人在忙碌，也不知道他们是彻夜未眠还是起了个大早。

我们因为时差的缘故，早早就开始肚子咕咕叫。车厢里也开始有人走动。从车厢的尽头传出刷牙洗脸的声音。我们也爬起来，拿了牙膏牙刷排队等候。这是一个男女共用的长型洗脸池。有三个龙头。等候的人也站成三队，耐心地等着前面的人对着镜子细心梳洗。火车的晃动不会搅乱男人精心耕耘的头发，也不会让女人的眉笔跑歪了路线。

回到铺位，旁边的小桌边都坐满了吃早饭的人。下铺的母子也已经收拾停当，此时正在吃这热乎乎的方便面。

我们决定到餐车吃早饭。稀饭、咸菜和狗不理包子。餐车的服务员都是水灵灵的年轻女子。刚回国两天多我们就已经患上了美女疲劳症，从航空小姐，到餐厅服务员，到商店售货员，再到列车乘务员，个个美丽，个个年轻。看多了她们，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也年轻，自己也美丽。只有在偶尔照照镜子的时候，比如说刚才的洗脸池前，才能意识到现实和岁月的残忍。只是这个由美女支撑起来的国度，偏偏要让你不断地重温这个残忍的局面，指着鼻子提醒你这个世界的残忍。

早餐还算顺口。狗不理包子的味道还是有些独特。虽然各种创新的包子铺早已经盖过了狗不理，但是就在咬上第一口的那一刻，狗不理包子就一下让我出了神。这是一种略带土气的猪肉口味，和那些精致的鲜虾、蔬菜就是不一样。从这个味道里面显然能品出童年，而新式的包子却没有。

回到铺位，火车正在慢慢停下来。听到旁边几位乘客的犹豫不决。不会吧，上海火车站就这样？窗外的舅舅已经在向我们挥手，我们拿了行李，还有那个红红的大桃子，跟着其他的乘客走出车厢，踏进大上海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