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后来追溯自己为什么会学了医时，象很多事情那样，仍然还是追到了大姐的头上。

我大姐丁汝兰在我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我再见到她时，她嘴唇干裂，脸色枯黄。除了头发和眼珠的那点黑色外，她整个人似乎都被病房里的白色吞噬了。

大姐问我：“强强，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会。”

“往哪儿记？”

“心里。”

大姐见我拍着自己的胸脯，便微微笑了起来。

我小心地问：“大姐，妈说你就要上路了，在给你做新衣服。什么是上路？”

“上路就是死，”她凄然地说。

我又问：“你不要我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里又复归呆滞。

我走出来，看见我母亲正向一个医生哀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医生一边嗫嚅地说他会尽力而为，一边却退着走开了。我拉了一下母亲的手说：“妈，大姐不会死，要救她还得靠我。”

大姐重病痊愈之后，便开始和一个男人约会。男人叫黄国华，我和其他的几个姐姐都不喜欢他，嫌他丑，矮，还有慢性肝炎，根本配不上大姐。

大姐约会的时候常去看电影。她每去之前，别的姐姐就说她应该把黄国华踢掉。每听到“踢”那个字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画面：我大姐正站在南宫电影院最高的台阶上，黄国华则抱着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姐姐们对黄国华很不恭敬，一直到他和我大姐约会了好几个月后，她们还是当面叫他“喂”背地里叫他“小黄”，要多野蛮有多野蛮。

我大姐嫁的那一天，母亲把正要走出门去的大姐和黄国华叫住。她对黄国华说：“小黄，我这个女儿受了很多罪，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她今天一走出这个门，就是你的人了。我现在让你好好照顾她，我也知道你会一口答应。可你把她带回去后，会把她怎么样，我却根本看不见。但我还是要请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好好待我的女儿。”

黄国华走回来，认真地说：“妈，我现在怎么保证你都没有用，以后你就知道我的为人了。”

他和我大姐下了楼，门口的鞭炮响得震天。我回来的时候，听见另外两个姐姐在说大姐很傻，放着李家的大儿子不要，不知为什么，非要和人家崩。

我这才记起，大概在一年前，有个年轻男子来过我家几次。他很英俊，每次来的时候，母亲总有些手足无措，让人家在过厅里的饭桌旁坐着。他话不多，等大姐的时候，一见我从屋子里探出头看他，便会笑一笑，叫我过去，让我玩儿他钥匙链上的水果刀。等大姐出来了，他就会马上站起，对母亲说：阿姨，我们走了，我晚上会把汝兰送回来。

母亲有一次在他们走后说：人是个好人，但和你大姐终究是不相配。

我的那几个姐姐正在贬低着黄国华议论着李姓的男子时，我母亲把桌子拍了一下，大声呵斥道：“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提起那个人的话，我就会把她的舌头剁掉！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背后不叫黄国华姐夫而叫他小黄的话，我也会把她的舌头剁掉！”

她这样发了脾气的三天后，黄国华陪着我大姐回门了。那几个姐姐齐齐地站在门厅里，恭恭敬敬地向黄国华问好：姐夫，你来了？

可怜的黄国华却吃惊地把她们一一看过，又朝大姐和母亲看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母亲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老小。她一生象我前妻那样非常头痛大家庭，不止一次说到如果不是我父亲当时坚持，她在生完我三姐之后便会结扎。“这样一来，”她指着在三姐以后出生的我们说，“根本不会有你，你，还有你。”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一直有些国王的感觉，有一次听见她又那么说时，便自以为特殊地问：“连我也不要？”

母亲笑：“尤其是不能要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咱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人，大家就有皮鞋穿，有好衣服穿，有肉吃。你看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玩笑，但很多年后，却觉得那也是她的真实心情。我父亲死后，一直没有出门工作的她，便开始做临时工：秋天时到冰窖里储存白菜，夏天在居委会折叠书页，平时家里还总有大姐从纺织厂领回来的棉纱，母亲拆了再让大姐送回去，增加零用。我相信母性伟大，但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种处境，我母亲其实早就非常无奈了。没有大姐的帮助，她是无论如何也伟大不下去的。

大姐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她人长得非常漂亮，据说曾有过两个外号：纺织厂皇后和大院之花。她出阁的那天，我们那个宿舍大院里，挤着看她的人很多。一直到她四十岁以后，我一个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姐姐还羡慕地说：大姐，你怎么能长成这样？大姐笑道：你不能什么都有，你得给我这个穷人一点儿活头。

据说大姐正当年华的时候，追她的人很多。每一次对上门来找她的年轻人，她总是说：我的弟妹多，我要是嫁了你，你必须帮我负担我母亲这边的生活，要负担到我三妹有了工作时才行。我三妹今年才上初中。年轻人就退了。但听说有个人这么问过她：我想娶的是你，不是你们家人；再说，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就得帮你？我大姐说：我凭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因为我长得比你见过的人都漂亮，因为我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你连话都不敢跟我说。你就是帮了我的弟妹，你还是得了好处。不过，现在你就是想帮我，我也不会同意了。那个人便落荒而逃。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象大姐那样的。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她就没有浪漫过。谁要和她谈恋爱，就必须先和她谈她的弟妹，如果不谈她的弟妹，就没有恋爱。如此简单。我曾觉得大姐古怪，那些年轻人可怜。我长大了之后还向大姐问起过关于她当年的传言。她笑笑说：我不是不懂浪漫，我也不是不知道凭着自己的容貌可以得到什么。我以前在大街上见过年轻人因为回头看我撞了车的，我也有在一个周末收到过四五封情书的经历，我还常在背包里发现电影票和礼物。追我的有高干子弟，也有大学生。我要是稍微自私一点，肯定会嫁一个比你姐夫有钱的人。但那些都不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只顾自己嫁得好，你和你四姐，五姐后来能不能都上大学？

我摇头。

她然后直视着我说：强强，我不图你的回报。但今后你要是不好好做人念书，我不会给你好看！

　　　　　　　　　　　　　　　　　　二

我在大姐家从初一时就开始住，一直到了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遇见了我姐夫那样好脾气的人，我不会住那么久，也不会住得那么心安理得。

我家住在汾河西岸一个工厂的宿舍里。桥西是太原人对迎泽桥西边那一大片地方的统称。太原市的桥，在当时有两座最为有名。一座是迎泽桥，从我记事以来就立在那里。在太原，被称作“迎泽”的地方和东西很多，如迎泽大街，迎泽饭店，甚至连一种肥皂的牌子也用了迎泽。这一切的得名全是因为一条叫作迎泽的大街。那条长街据说是专门为了迎接毛泽东到太原视察而建的。街道宽阔笔直，两侧建筑整齐划一，从太原火车站开始，一直通向汾河东岸，长达十华里，确实有些帝王气度，因此，太原人有时候会叫那条街是小长安街。把汾河东西两岸连在一起的那座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叫成了迎泽桥。迎泽桥的北边，有一座古朴的水泥桥，是日本人占领太原期间造的，大家都叫它是洋灰桥。与迎泽桥不同，从那里经过的多是农民的马车和拖拉机，桥身窄小，一辆卡车就可把桥面占满。汾河在我的记忆里，大多时间是干涸的。自六十年代汾河水库上马之后，汾河在太原境内的流段就成了“浊汾”和“干汾”，只有在水库偶尔放水和雨季来临时，浑浊的河水才会缓缓溢满半个河床，艰难地流向远方。而那两座桥，相伴于干枯断流的河床之上，岁岁年年，虽经风吹雨打，陈旧不堪，但却依然顽强屹立。

大姐家在太原市的后铁匠巷，从繁忙的大南门左转，那条巷子就藏在迎泽大街一连串建筑的阴影里。小巷里有一所在很著名的中学，叫作太原市三中。我上小学时母亲就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大姐家，这样，我考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还马虎，便顺利地进入了那所中学。我们高考的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上了大学。光我们那个班就有二十多个人上了重点，我和我前妻都在其中。

后铁匠巷里清净整洁，太原旧城的一些影子依然能从一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看到。那时，全城最高的一个建筑是迎泽大街上的八角大楼。每天，当我从大姐家的平房出来向三中走去时，就总会看到那座楼的背影。记得楼刚刚建成的那一天，我姐夫曾指着那座楼数来数去，告诉我它真的是有八个角。他又要我好好学习，要我将来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毕业了就在那里找个好工作；出差回太原时，说什么也要在八角大楼住一夜，他也好去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

记得初次见到姐夫时，我觉得他平常，甚至丑，但我后来就忘记了他的相貌。我因为从上初中时就几乎住在大姐家里，和姐夫的感情也就一半象兄弟一半象父子。他人很聪明，在太原一个工厂的试验室当修理工，回了家就是折腾无线电，家里到处是电极板。我上初中刚学电和磁场时，十分吃力。当物理老师将他的拳头当成两极转来转去时，我头晕眼花，很快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是姐夫在家教我，我是不会越过那个坎儿的。越不过去，就不能考出省，就没有了后来的北京，更别提医学院了。

在大姐家我共住了六年。后来离开太原到北京学习和工作时，我一想起家，倒不是汾河桥西边我母亲的家，而是大姐和姐夫的家，那条安静古老的小巷，早晨那在淡雾中有些迷蒙的阳光，路上那一大片被八角大楼的背影投下来的阴凉，姐夫用铜管给我做的一盏台灯，我们的一些笑声和争执。

我姐夫的生活极其简单，由于他的肝不好，他一直不沾任何烟酒。吃过晚饭，他总是坐在房里摆弄那些无线电电极板。他背弓着，眼镜支在他的鼻梁上。我起初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会兴奋地叫我过去，让我听那些静电的模糊的声音。他对我说他在装一个录音机，但和家里那个熊猫牌的半导体不一样，这个东西能让人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装好了，你就可以学外语用。”

大姐在纺织厂上班。她曾经做过劳模，好像不是万米无疵点就是十几万米。我很骄傲。但初中的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到纺织厂参观时，我却只觉车间里机器轰鸣，震耳欲聋。戴着工作帽身材弱小的女工们，匆忙地穿梭在车床之间。我当时非常难过。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也第一次懂得了为什么大姐会经常对我们说：声音大点儿，我刚才没听清楚。

大姐坐班车去上班，接送站在铁匠巷附近的南宫电影院。南宫是一片乳白色的建筑，由于长年黄沙的吹打，颜色已有些灰白，但仍是迎泽大街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走进南宫，柳树深草比比皆是，晨练的人们很多，但南宫的大小角落却把人们隔开了，人仍然可以闹中取静。等大姐上了班车之后，我就找个地方去背单词，不多，一天十个。我曾想过，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就能背三千六百多，高中毕业的时候，十五万多个，没准儿英语词汇都没那么多呢。那样去想的时候，我总是不能不得意。我背了外语回来，大姐的班车已经不在了。晚上，姐夫把饭做好了，便会说，走，接你大姐去。他推着那辆二八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和我一起往南宫走。大姐回来的时候，头发总是凌乱了，脸上也有倦容。见了她，姐夫就把她手里的饭盒背包拿过去，然后把手张开，夸张地一指他的自行车说：老婆，专座！女工们就笑，说黄国华真是一个活宝。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姐夫让大姐先回去，说他要带我到夜市上看一会儿。大南门那儿有个很大的夜市，卖什么的都有。在亨得利钟表店门口，人们围成一堆，中间是一个简陋的砖灶，炉口里炭火旺盛，一口大得能让人跳进去洗澡的锅上正热气蒸腾。一个胖大汉子站在锅前，脑袋上放着块白不白灰不灰的毛巾，毛巾上是一团面。他手里拿着两片利而薄的刀片，汗流浃背，手起之间，刀削面便如片片飞花，飘入锅里。围观的人们连声喊好。汉子也就更加卖力地表演起来。但他不象别的做面师傅，头发根本没剃。姐夫问我想不想吃一碗，我说不吃，怕做饭的把头皮都掉进去了。那个人听见了，就把两个片儿刀停在半空，大声嚷嚷：“谁说的，谁说的？有种的你就给爷爷我站出来！”我和姐夫就往后面退。退了没几步，那个削面的又开始表演。我突然大着胆子吼了一声：“爷爷我不是没种，是恶心你今天连头也没洗就敢出来招摇！”那人就把面“噗”地一声摔在案上，朝我的方向走来。

姐夫低声说：“强强，你快跑吧！不跑就没命了！”

我撒腿就跑。那个人追着，喊着，我用了快二十分钟才甩了他。我到了家后半个多小时，姐夫也回来了。问他怎么才回来，他笑说，他当时也是想跑的，但吓坏了，连动也动不了。后来又想跑，还没来得及，削面的却已经过来了，一把扯着他的领子问那个混小子朝哪儿去了。姐夫连想都没想，就朝铁匠巷那边指了一下。他往家走的路上，还碰见那个人，气喘吁吁地，说混小子爬上了房，没抓到，又谢姐夫给他指了路。

大姐不干了：“你就真给人家指路了？你也不怕强强被人家打死？”

姐夫不好意思地说，他慌忙之中没有细想。

大姐就把我拉过来让他看，说我从房上掉下来的时候，裤子都扯破了。

姐夫盯了我一阵，大笑起来：“你都一米七多了，裤衩儿还穿大花布的？”

我以牙还牙：“你都快四十了，人家刑具还没有用，你就招了？”

姐夫憨然一笑道：“招了就招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软骨头，关键时候有你就行了。”

　　　　　　　　　　　　　　　　　　三

我那时候经常闯祸。初中的时候，我对一个叫王秀子的女生非常一厢情愿，总喜欢坐在窗口看她经过。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当她穿着玫瑰红的裙子出现时，我总是想入非非。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生给她献殷勤，就把那人叫到操场上打了一架，还把一块儿煤糕扔了过去，把人家的后脑勺儿都砸破了。煤糕什么东西？就是把煤面子用水和好，制成坯子，晒干了烧火做饭，比砖头还要硬的那种东西。那个人命大，居然没有被我打死。

大姐和姐夫都被班主任叫去训话。班主任说丁强本来是个好苗苗，但最近上课时又写情书又发呆的，这样下去别说上大学出省了，连中学都毕不了业。

大姐回了家，黑着一张脸，二话不说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根撵面棍儿。姐夫说：“别着急，让我和他先说说。”

他就把我从他背后拉出来，说：“强强，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想到北京去上大学吗？可你这么下去，别说北京了，就是山西大学也不行啊。你看我和你大姐，没赶上好时候，没上过大学。你条件这么好，你怎么就不开窍？”

大姐不耐地说：“他是猪脑子，跟他讲道理是不行的，要打！”

我躲在姐夫身后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

大姐听了便象一个母老虎那样扑了上来，嘴里还喊着：“你个混帐连我的话也不听了！你吃了我家那么多饭，我都喂狗了？你给我吐出来！”

我道：“吃就吃了，吐不出来了！”

大姐推开姐夫又一次冲了过来：“不吐我就打死你！把你的屁股打烂，打得象菜花那么烂！”

我跑了出去。当下就骑车返回桥西母亲家里。我赌气说，我再也不去大姐家了。母亲说：“你还以为你是老几，就怕你以后想回都回不去了。”我说：“回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了。我从铁匠巷骑车回桥西，要三十分钟左右，一天往返四次，清晨即起，天黑回家。太原风沙大，每到黄昏起风的时候，人就象在旋涡的中心，心里绝望而烦恼。尤其是当我骑到了迎泽桥上，在汾河上下那一片空旷开阔的地带，风刮得非常肆虐，骑到家里时，脸早已冻得麻木，等渐渐暖和起来时，牙齿又冷得让人痛苦。我跟母亲说我还想回大姐那儿住，母亲说她说了不算，我得自己和大姐说。可事情都过去两个月了，大姐对我还是黑着张脸，她那个样子弄得姐夫都不敢跟我怎么说话。一天中午，下起了大雪，我就到大姐家去了。没想到她那天倒班，在家。

姐夫见我来了，就要盛饭。大姐把碗夺了，说：“你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

我扭头就走，姐夫扯住了我，又把一碗饭放到我跟前。

大姐说：“你是想吃完了今天这顿饭就走呢，还是以后就不走了？”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要是只吃这一顿，我就不废话了；但要是还想象以前那么住下，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低声问：“什么规矩？”

大姐就说了一大堆：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给女生写情书，考试要在年级的前五名之内。我统统答应。那天晚上，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大姐过来问我，那个女生漂不漂亮。我说哪有什么女生。大姐说，“你千万不能分心。先要考上高中，再上大学。凭你的长相，只怕今后是女孩子跟在你后面追呢。”我说，我谁也不要。大姐就笑，说，“那个人那么厉害呀。”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秀子比我学习还好，以后肯定是要考到重点大学去的。我又告诉大姐说，她考哪儿，我就考哪儿。大姐叹口气：“你这么小，说说算了，千万别陷进去，搞不好，会伤害自己一辈子的。”我见她头一次这么和我说这样的话，就大着胆子问大姐是怎么和姐夫认识的。大姐说，她有次去医院看病时遇见了姐夫。姐夫多嘴，问了她一句话。如此而已。我问是什么话。

大姐说：“‘那位女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相信地看了姐夫一眼，他还在那儿折腾那堆电线。

“就那么一句话？”我问姐夫。

姐夫看了我们一眼：“就那么一句。不过，你大姐那时眼睛里根本没我，这几年才变了，眼睛里快没有别人了。”

大姐笑笑：“行了，少说一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后来我悄悄问过姐夫，别人是谁。姐夫说是李家老大。我说人家没名字吗。姐夫说，是个外号，你知道人家名字要干什么。我说这外号听上去象个黑社会的。姐夫说外号是不怎么好听，可人家又有钱又有权，活得滋润多了。不过，我看姐夫说话的口气，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姓李的人，大姐也不在乎。我后来常听见姐夫这么说：“我要是象李家老大那么有本事，你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了。”加级，分房子，提干，很多次他都半真半假地说过，还问大姐后不后悔。大姐说：“你要是他就糟了。”一段时间，那个人成了一个他们夫妻间调侃的话题。只是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听见里屋里大姐还在和姐夫说话。姐夫说：“其实那个人还是不坏的，你不要再记恨他了。”大姐说：“我早就不恨他了，要是还恨他，我就对不起你了。”

我后来就很少去接送大姐了。大姐常在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踪影。姐夫还是很执着，上下班的时候到南宫去接送她。他那一年更小心了，因为大姐有习惯性流产，而到冬天时她又一次怀孕了。他们每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见姐夫在叮嘱大姐：你小心点儿，这儿有个坑。或是说，站在那儿别动，等我把这辆车往里面靠靠。

但大姐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她有一天去上厕所，刚进去不久便凄厉地大叫了起来。院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姐夫冲进去，一会儿把她抱了出来，邻居们帮着，把大姐放在一个板车上。我姐夫让我回去告诉母亲，说完便拼命地蹬着板车走了。

我和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姐已经稳定下来了。医生对母亲说，不要担心，只是宫外出血，已经控制住了。正说话间，大姐又在里面大哭了起来，一个护士手里抓着一团血乎乎的纸，匆匆地走了出来，那个医生跟着她，我们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一个女厕所门口。医生不让我们进去。两个人在水槽那儿把纸看了一下。我听见护士紧张地说：“不光有血，连组织都看见了。”

母亲就问我什么是组织。

我说：“组织就是人肉，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

母亲身体晃了两下，靠在我身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大姐在一个多月后才出了院。我姐夫蹬着板车，母亲坐在大姐身边，不时为她掩着棉被。我自行车上挂着大姐用过的脸盆和被子，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大姐不时睁开眼睛问：到家了没有？到了没有？

我大姐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纺织车间。她到工会做了干部，名字好听，但只是组织些活动，发电影票，给职工分东西什么的。我姐夫在大姐住院后，跑到大姐单位的人事科里，一反常态地闹，要人家给大姐换工作。人家说不行。我姐夫问为什么。人家说丁汝兰是市劳模，不当纺织工了，怎么行？姐夫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老婆反正是不能回车间了。但无论姐夫怎么说，大姐还是调不出来。姐夫就找了个人。那人给大姐的单位打了个电话，大姐就从车间里调出来了。

“你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我问。

“算不上朋友，”姐夫说，“强强，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你要说了，我以后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

大姐从医院回来后，姐夫依然接送她上下班。有一回，我又跟他去接大姐了。在班车门口，姐夫说什么也要让大姐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位上，他则走着，推着大姐。走到铁匠巷附近，姐夫对我说，我们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走吧。然后他蹬上车，突然把身体从自行车上立起来，在无人的小巷里把自行车扭来扭去，大姐骂他疯了，他只是大笑，两个人很快就消失在远处。我慢慢走着，不由幻想着自己今后会有的相似的幸福，我想拥有他们两个人一样的笑声。当然，载着我和王秀子的，绝对不会是姐夫那辆破自行车了，而是火车、飞机、游艇之类更高级的东西了。

一年之后，大姐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忙着给他起名字，酸的有象黄书桓，土的有象黄保国，洋的有象黄约翰，怪的有象黄璜的，反正什么名字都有。念出来，连起名字的人都恨不得要抽自己嘴巴子。我一向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说，小名她已经想好了，叫棒棒。大名谁也不能起，得姐夫起。我姐夫脱口而出：“黄志达，志在必达。”我笑道：“这么有学问！”问他儿子将来要达什么志，姐夫说，“没什么志，就是上个大学，找个好工作，不用象我们这么辛苦。”

棒棒生下来的时候，姐夫的录音机也快做好了。一个晚上，他叫我和大姐都过去，得意地按了一下，棒棒的哭声就从里面响了起来。姐夫催我们说话，我说：“姐夫，你真的做成了？”他说：“我从不吹牛。”大姐这时正哄着棒棒，说棒棒听话，睡觉吧。姐夫就把磁带倒回去，将我们三个人的声音重复着。他得意地问：“怎么样？”

正说话间，电停了。我遗憾地啊了一声，姐夫叫大姐把所有的电池找来。大姐就借着月光忙碌了一阵，把电池都堆在姐夫面前。录音机又可以用了。姐夫说：“你们不能光说话，唱点流行歌曲什么的，也对得起我的辛苦。”我让大姐唱。姐夫笑道：“她的嗓子不能听，一唱歌就会把棒棒吓醒的。”大姐笑着把棒棒递到姐夫手里，走到了里屋，一会儿她出来了，哧地一声划着了一根火柴，火苗照着她微笑的脸。她把几滴蜡油倒在桌上，把蜡烛放好，说：“强强，你念一段外语吧。”

我就把英语书拿出来，结结巴巴念了一阵。姐夫抱着棒棒，拍着他的背，笑眯眯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