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黄志达黄棒棒长到三岁的时候，依然还是一个干瘦丑陋的小孩儿。人们说孩子没有丑陋的，但他实在是丑，两只眼睛眯缝着，脖子里和背上全是象鸡皮那样的点子，就连我母亲都悄悄说：实在是丑，没一点你大姐的样子，丑得连你姐夫也不如，将来怕是连老婆都找不到。

但等我大一的时候回来，棒棒已经脱胎换骨。我一走进大姐家的院子，就看见一个很清爽的小男孩儿，盯了我一阵后，就很伶俐地叫我六舅。我疑心自己听错了，便问他他爸爸叫什么。他说：“我不光知道我爸爸叫什么，还知道我妈叫什么呢。”我就让他说。他说是丁汝兰。又问他怎么还记得我，姐夫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说大姐经常拿着我的照片让棒棒看。

我说：“棒棒变得连我连不敢认了。”

姐夫得意地说：“可不，我以前都吓坏了，以为他会长得象我这么丑。”

过了三天我又去，棒棒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儿，见了我也不说话了也不喊舅舅了。我拉住他问，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说认识。

“那我是谁？”我问。

他说：“你给我买个冰棍儿我就告诉你。”

“混帐！”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走进屋我对姐夫说，“你这儿子刁得狠，长得象我大姐了，不知性格象了谁。”

棒棒在外面听见了：“我妈说象你！”

我对姐夫说：“你得管教一下这个小东西，他凭什么骂我？”

他说：“你凭什么先骂我儿子混帐？嘿嘿，你活该。”

棒棒的聪明觉悟还体现下面这件事情上。我有年回去过暑假时，棒棒非要让我给他讲故事，讲了很多，棒棒还是不肯罢休，我就给他讲曹操兵败的故事。这故事是姐夫在我小时被我逼急了编出来的。话说曹操仗败之后，带着败兵三千来到太原，当时汾河边上的洋灰桥还是一个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木头桥，一次只能过一人一马。每次要走二十多分钟，姐夫便模仿着马蹄的声音：哒哒，哒哒－－－－－－哒的我烦了，说什么时候才能全过去。他说明年夏天吧。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想起了旧事，便问他，人马总算过去了，后来呢？他说后来曹操又打了一仗，又是大败，又只好回到洋灰桥，哒哒，哒哒－－－－我说算了，你骗人。

我刚给棒棒讲起了这段三国，姐夫就笑，说：“你都上重点大学了，还是这点儿水平啊？”

我也不理他，只是给棒棒哒个不停。小家伙突然问：“六舅，曹操当时在汾河哪边儿啊？”

“东边。”

“他要去哪儿养兵呀？”

“山东，”我随口说。

他就跑了。

我就问姐夫他们最近单位怎么样。姐夫说清贫些，还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你大姐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回来说单位要精简，工作都快保不住了。大姐说，你姐夫这个人胆小，已经愁得睡不着了。我问她，要是被减下来怎么办。

“我去做衣服，开个店什么的，”她道。

“算了，减下来就在家呆着，你那个身体还不如我的，”姐夫说，“我到外面揽点儿活，帮人家搞点儿装修什么的就行了。”

大姐就告诉我，姐夫现在晚上在帮一个公司看大门，早晨再去上班，很辛苦。

我听了很难过，说我毕业了以后，会想办法帮他们。又问姐夫他最近的肝指标化验结果怎么样。他说基本上还能控制住。

正说着，棒棒拿着一本地图走过来，“六舅，你错了。”

“我错什么了？”

“山东在山西的东边，要去得过东山，出娘子关。洋灰桥在姥姥家那边，靠西山。曹操要过了桥，就到西山了，出了西山，就得过山西西边，再过黄河，那他就越走越远，不是往陕西去就是往内蒙去了。他要去山东，根本不要过桥！”

我目瞪口呆，大姐姐夫则笑。

“你连七岁的孩子都哄不了，你能毕得了业吗？我是不敢靠你的，”姐夫说。

“这故事最早还不是你说的？是你说的臭！”我争辩道。

大姐把儿子拉过来，亲了一下。

我回了北京以后，大姐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已经下岗了，在桥西附近开了一个店，生意还马虎，只是刚开张，她又木讷，方方面面打点不过来。又说不光要对付税务街道，还有些难缠的顾客。“但你不要担心，老天没有绝人之路。棒棒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名。有那么一个儿子，我和你姐夫什么苦都吃得下。”

我一直没有把大姐和自谋职业者联系在一起，也不知道她的艰难。每次回家也很少到她的缝纫店里去过。

大三暑假的一天，我在姐夫家吃过饭，带着棒棒去给大姐送饭。那天刚下过雨，路上这里一个坑那里一滩水，大姐的店前用灰渣铺了一条小路。

棒棒突然说，“六舅，骑过去，骑过去！”

街的那头停着一辆皇冠，象葡萄酒一样的暗红色。车身上滴着晶莹的雨水，幽红的漆面映着灰的建筑，绿的杨树，车轮附近到处是零落的树叶白花。在那个简陋陈旧的住宅区里，它就象是一位绝代佳人。棒棒那个小家伙最喜欢汽车了，我便朝路那边骑去。这时，一个男子匆匆从大姐的店里走了出来，我来不及躲闪，一下子撞在了他的身上。男子穿着考究，浅色的裤子上溅满了泥水。我连声道歉，他只是退了一步，头却连抬也没有抬，便朝那辆车去了。发动机响起的一瞬，棒棒摇着头，有些遗憾地说：“好看是好看，就是车发动起来的时候声音太小了，不气派。”我好笑地说，“棒棒，那才是好车呢！”汽车从我们身边飞快地驶过，很快就消失在小巷尽头。

走到店里，大姐正望着窗外，眼圈有些发红。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顾客对她做的东西不满意，骂她把布料都毁了。

“是不是刚才那个男的？”我问。

“是。还说早知如此，不如到商店去买。”

我说：“混帐！装什么装？那就早去啊！”

棒棒也用小手拍了一下缝纫机：“混帐！”

大姐便笑道：“你也会骂人了？”

大姐又问棒棒作业做了没有。他说都做了，还帮爸爸扫了地。大姐爱怜地看着他，突然自语一样地说：“有这么好的儿子，老天不是偏爱我还是什么？”

　　　　　　　　　　　　　　　　　　五

从初中时为王秀子砸破了别人的脑袋起，我已经喜欢她好几年了。到北京上大学后，她已经很少穿红色的衣服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而是出于一种无奈。我问为什么。她说她总是捡姐姐们的旧衣服穿，那时候衣服的颜色又单调，除了红的还是红的，她早腻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而是出于一种无奈。如果她今后有了钱，她是一点红色也不要的。对她来说，红色代表穷，过去，无可奈何，没有口味。她要中间色、蓝色、丁香色，墨绿色、白色、黑色……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她又告诉我，她虽然象我那样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但却从没有象我那样，和兄弟姐妹们关系亲密过。

有一回，我们两个人躺在园明园一片金黄的芦苇里，她说她心里很难受。因为那天是她小妹妹的祭日。她伤感地说，“我小时候最恨她了，她死的时候，我还高兴过。”

她有兄妹五个，家境贫寒。她小时最向往的是一双白球鞋，但母亲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次。所以，每当学校有运动会和演出时，她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用白粉笔往鞋面上涂色。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穿着那么一双鞋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简直就是耻辱。母亲很溺爱她的妹妹，从没有骂过她，秀子和妹妹吵架时，母亲责备的总是秀子。秀子曾在夜里祈祷过世界上只有她，而没有妹妹，也想过如果父母的孩子少一些，她母亲对她的爱就会多一些。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在她的黑名单上，她第一个划掉的就是妹妹。一天，她下学回来，见院子门口围了一堆人。进去看时，地上有一滩血。邻居说，她的妹妹爬到一辆小轿车上玩儿，司机倒车时没有看见，把她甩了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爱过我自己，”她说。

我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我爱她，胜过我爱我自己。

她泪光闪闪。

我们喜欢在黄昏时到学院路上散步。秀子有各种各样的怪想法，比如说，看见一个将夹克衫和西裤搭配在一起，手里提着尼龙袋的面色从容的中年男子时，她说：这个人最起码是个讲师。我说我同意，因为我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那个打扮。她又说她能看见我十几年后也这么在学院路上走着，红尼龙兜子里上课时放讲义，从食堂出来时放馒头，后座位上夹着一袋大米，车把上挂着用粮票换的鸡蛋。我说，“你别糟蹋我了，你糟蹋我就是糟蹋你自己。”

“何以见得？”她问。

我说：“十几年后能逼着我到农贸市场拿粮票换鸡蛋的人，肯定是你。”

她满脸飞红：“我才不会嫁给你呢。不过，我在路上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说：啊呀，丁强，十好几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儿啊？”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才把秀子带给家人看。大家很早就知道我曾经为她差点儿把人打死过。秀子走进我家的时候，她的手微微发抖。我一一介绍着，她一一叫着大家：大姐，姐夫，二姐……作为这个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我时常感到我自己不止是有一个母亲，而是有六个，且是六个特别爱我特别为我自豪的母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被这些母亲强迫着穿过她们自以为最适合我的衣服，被她们干涉过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和交什么样的朋友。她们为了我，不仅互相争吵过，还一起设计过我的未来，想象过那个将来会成为我的妻子的人。当我做了她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时，即使是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的耳朵还被拧得发红过。所以，当秀子和我走进母亲那个狭小的单元房时，五个姐姐和一些姐夫齐齐回头看着我们的时候，我突然有了冷汗。那天不光人多，大家还一人手里拿着半颗西瓜，正吃得昏天黑地。我们家有那样的习惯已很多年，夏天时，吃过晚饭，把西瓜打开，一起说笑。那天，也是一样。大人们有的站在厨房里，有的坐在过厅里，我的外甥们则跑来跑去。

五姐把一颗西瓜从中间开成两半，“这是你们的。”

秀子看了看，说了一句话：

“我胃口小，只吃一块儿行不行？”

说实话，那种瓜并不大，因为不大，大家才一人拿了半个吃。

“行啊，怎么不行？你别客气，就当是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大姐说着就叫姐夫去切瓜。但秀子又说了一句话：“我去切吧，我喜欢切成块儿放在碗里用叉子叉着吃。”我听了就在桌子下面踩了她一脚。

秀子话音刚落，大家就立刻安静了下来，连孩子们也不跑了。静得真是连一根针掉了都听得见。

五姐也算个太原市文学届的名流，经常写些教女人怎么坐站吃穿、美丽动人和擒拿配偶的文章。她听了那话便走进厨房，很快就用一个盘子盛了几小块瓜，端到了秀子面前。她然后微微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以后也得斯文点儿，你看你们，哪儿象吃瓜，倒象洗脸。”

大家马上也恢复了正常。

秀子走了以后，我问大家王秀子怎么样。

大家都说不错，说罢就又接着吃瓜。五姐快人快语：“强强，你是想听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真话。”

“长的很漂亮，做派很精致，”她说着已经忍不住笑了。

四姐说：“你不就是一天到晚在教人精致？”

“嘿，那不过是文章，这可是生活啊！”五姐反驳。

大姐说：“人家不就是没象你那么抱着西瓜大吃嘛。”

五姐反驳说：“不是没象我，是没象你，没象大家！每个家有每个家的传统，强强说王秀子也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可她比我教出来的那些女读者还出色，你们愿意让强强找这么人吗？”

姐夫笑道：“你住嘴吧，再说一句话，强强就要恨你了。”

大姐说：“你要再说，连我也要恨你了。我看人家挺有个性，实话实说。胆儿小的，一进来看见我们的样子，吓都吓跑了。如果人家把你给的那半颗瓜吃了，你可能又会说别的了。”

我追着大姐走到厨房里：“大姐，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平生最恨别人干涉他人的恋爱。做家人的，最多只有资格给你提一些参考意见，说多了就过分了，”她说。

“我想一毕业就和她结婚，”我说。

大姐看了我一阵，微笑着：“好啊！希望你将来老了想起自己的恋爱时，还是觉得那块儿煤糕不扔不行。”

　　　　　　　　　　　　　　　　　　六

我在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把医放弃了，去药厂工作。二是做实习医生，去北京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但会清贫。我心里是想去医院的。但秀子说，去药厂吧，医和药都差不多，医就是药，药就是医。我知道她是装傻，便说：如果医能和药一样，男的就和女的一样。亲爱的，你就和我一样。她想不出别的话反驳我，只好说：医院就医院吧。

我们没有家，她和我都住集体宿舍。我的室友因为我和秀子新婚，特意把宿舍让给了我们，自己则搬到隔壁和别的哥儿们挤了几个晚上。但他的日用之物却没有搬去，一早一晚，他都得过来拿东西。他先小心地敲门，跟我很不好意思地道歉，说他不是成心的。他一会儿拿走了短裤，一会儿又回来说他忘了牙刷。他是个妇产科大夫，我不能让他臭烘烘地去上班，玷污了我们医生的职业形像。我把东西递给他之后，就又接着和秀子温存，发誓说：凭我的能力，几年之后我一定再也不会在这种地方住了。她闭着眼睛问我那会住在哪儿。我说：住一个独家的小楼，面向大海，听得见涛声，闻得见海风，落地的窗子，满院的鲜花，阳光是阳光，蓝天是蓝天。她说：你说的不是北京吧？我说：当然不是，是加州海滨，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到那里落脚的。她嘻嘻地笑：你是个骗子，不过我原谅你。

秀子那时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能入骨三分地挖苦我，我还有很多庆幸的感觉，觉得我妻子不俗，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了象大姐和姐夫那样相濡以沫的爱情。

新婚的生活很快就不浪漫了起来。我记得有那么一夜，室友去外地出差，我和秀子已经上了床。半夜两点的时候，室友回来了，见了我们非常尴尬，说他没想到，要知道秀子在，他就会在火车站蹲一夜的。秀子躲在被子里对他说：你出去一下好不好？室友便到走道里等。秀子开始穿衣服，内衣、衬衣、衬裤、毛衣、外套、大衣……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她暴怒地说：哪儿都行，只要不是这里！她往楼下冲，我在后面追，在宿舍楼下面的小路上，我拉住了她。

“我们有了房子就好了，”我说。

“你哄鬼。你们室主任都四十了，还和老婆挤在筒子楼里，他老婆把他的内裤洗了就挂在女用洗手间里。图案是米老鼠！你不知道吧？！”

“大家刚来时都是这样，慢慢就会好的。”

“什么是刚来？刚来是三天，一个钟头，最多不超过一年！就算你是刚来，他也是刚来？”

“你要我怎么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我也得那样，谁都要经过这一步。”

“我就不想那样！”

“不那样你要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那样！”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走，出国！”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走了？！”

“你连托福都没考，你根本就不想走！”

两个人吵着，叫着，拥抱着。回到宿舍来，室友已经酣声如雷。秀子和衣躺在我的怀里，眼睛看着窗外，直到天色微明。

她自那以后就再也不来我的宿舍，说她不能丢人了。后来每当我要碰她的时候，她便把我的手拿开，说她不能为一时的生理快感而害人害己。在我们结婚后的两年里，她怀孕两次，也人流两次。都是她做的决定。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的室友是主刀的医生。他悄悄对我说：“你老婆是医盲，你难道也是？她以为子宫里长的都是猪油，多刮一层她就能苗条一点儿对不对？”他又说：“我从没见过女人躺在那儿了，还能象你老婆那样谈笑风生的。”我辩解道秀子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说笑一下不过是给她自己壮胆罢了。室友冷笑道：“那也要看是怎么说笑。”他然后又说，秀子想做结扎，他不干，说这事儿他不能不让丁强知道。秀子就笑道：“你和丁强说干嘛，他还不放心你的技术呢！你没准儿会把韧带当成输卵管的。”我听了以后不语。室友又说，“她不是没把她放在心上，就是没把你放在心上，横竖你小子以后是没好日子过的。”

我和秀子婚后第三年的元旦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庆祝的。她点了几根蜡烛，和我举杯说：“争取明年就考出去，下个元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加州过就是在芝加哥过。”她之所以提到芝加哥，是因为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芝加哥念书。他叫徐力，一直鼓励我们俩出去。

我在北京念书和工作的时间共有十年。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特别，不安和诱惑连在一起。比如长安街的风景很美，但我却是一个过客，那种雍容之气让我总是充满了敬畏。又比如北京的公园不错，但我的身份尴尬，忙着谋生已经无心欣赏，但仍会对亲戚朋友说，北京最美的地方是某某公园的柳树或某某园林的芦苇。好像我真地习惯了北京，和北京有了默契。北京是一个要么能让男人站起来要么摔下去的地方。摔的人居多，所以当一个人摔倒的时候，人们都因为习以为常，已不在乎听到头骨粉碎的声音。但当一个人侥幸站了起来的时候，他却也听不到应该听到的喝彩。站立本来是一个非常动人诱惑的过程，但到一个男人终于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却会询问自己，以往的坚持究竟值不值得，甚至还会怀疑自己过去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因为很多能在别的城市轻易得到的东西，在北京，人却要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我一直就是那么仰视着陌生的北京，蜷缩在北京，心态一直和它有着无限的距离。我逃离北京的时候是二十八岁，对我来说，站立不站立已全无诱惑了，站着和躺着一样都是空空荡荡。其实，我在把秀子都赔给北京之后，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的人生连空荡二字都算不上，只能用负数概括。

后来，在太原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病人听见了我的北京腔后，问我是不是个北京人。

我说：你不是拿我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