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安是个地地道道的刁民。
市长不点名的批评他无效，市长叫局长找他谈话也没有把他的毛捋顺。怪不得省市政府、卫生厅的有关机构要把他的刁蛮形象推销到国务院呢，省卫生厅甚至为他的事专门向中顾委、中纪委、中央办公厅、邓办江办、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等四十多个要害部门发过文件。就凭这一点，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虽然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一双Ｘ光眼，一脸君子气。

善阵者不战

二十多年前我认识他那阵子，他的刁性还没有放出来。那时我二十六七，上电大文科，班里有个最老的学生，三十八岁，埋头学习时间最长，就是张国安。他是大明宫派出所所长，年轻时挺狂热，高中没毕业就到新疆当了志愿兵，在部队入党，回来在西大街、西关正街、都当过派出所长，最后到了大明宫派出所。官没变，就是越调离市里越远。电大毕业后想着他指定要升官――区公安局长都没大专门文凭。结果不升反降。上电大期间，局里任命了一批干部，并说没有任命者视为免职。他毕业回派出所，局长、派出所所有干部都认为他还是所长，可是那次没有任命，真是个倒霉蛋。那时候他也没放刁，只好老老实实调到市局身份证科去当科长。
要说，他当时在局里印象还真不错：写了几篇有关实际工作的论文在有关杂志上一炮打红，上上下下都觉得他有些才气，身份证科长嘛其实也只是个过渡，仕途还是挺灿烂的。不巧家里出了一档子事，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的一天，张国安的父亲骑车摔倒左腿股骨颈骨折，医院给做了手术，打下三根钢针固定，又外打了石膏。石膏去掉后，病腿关节象锈住一样无法活动，在医生“加强锻炼”的要求下，老头忍剧痛活动，每动一下，病处就象针扎刀割一般，汗流遍体。这位老工程师咬住牙拼命忍着，挣扎着，终于慢慢能动弹了，虽然架着拐的病腿后来短了五公分。医生在手术后三个月叫复查一次，前后共查了四次，一点治疗措施也没采取。看来这是命，腿只能这样子了，父亲以后再也没去复查。
六年过去了。张国安碰上一个当骨科主治医师的中学同学，叫重新拍片，才知道病腿股骨头已坏死、碎裂，原打入骨内的３根钢针已断成５根：一根断针进入大腿肌肉中，一根断针已进入盆腔，随时有生命危险！
同学拿着片子叹息：六年来，老头不知忍受了多大痛苦是怎么撑过来的！
原来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张国安借出父亲原先住院拍的７片子，在西安、上海请教专家方知，手术台上打完钢针应该拍完片子才缝合，当时没拍；手术后一个月第一次拍的片子就已经发现股骨头旋转，一根钢针是弯的，一根钢针已打出骨关节面，钉入髂骨，钢针尖端已进入盆腔！但是医生纹丝消息没透也没采取任何措施。

善战者不败

震惊、心痛和愤怒一齐向张国安涌来。他的热血在上当受骗的分子包围中沸腾，张国安刁性大发，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向医院愤然递交书面材料，指出手术存在的问题，要求给予重新治疗并向赔礼道歉。医院哪儿能承认？事情都过去六年了，人不是能活动么？不是医疗事故！不信做医疗事故鉴定去！１988年１０月１７日，省医疗鉴定委员会做出鉴定：“……手术操作不理想，造成……；术中、术后应……；嘱病人活动时应……，并应……；病人在复查一年时间里，发现股骨颈仍不愈合，应……。虽然经治医生在诊治和后期复查期间出现上述错误，但够不上医疗事故，定为严重差错……”
“应该是什么意思？”张国安问。
“就是医院没有做到的意思。”
“你应该遵纪守法？”
“当然。”
“那就是说你没有遵纪守法的意思，对吗？”
解释者瞪着眼，再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了。
医生、医院、卫生厅、鉴定委员会坐的简直是一条板凳！中国的人情世故、东方说不明道不清的暗箱操作，让张国安义愤填膺――医学是经验科学。医生是从患者血泊中爬出来的。但是，医生在从血泊中爬出来的时候，请注意不要隐瞒事实真相，让患者唱着赞美诗倒下！
一位著名医学家说过，病人是医生的老师，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可是我们的医生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医疗事故鉴定还有没有标准？他把治疗过程用纸板画成图，用绳子挂成一长串，在医院门口，拿着骨头和骨盆，比划着给群众讲解，让群众说是不是医疗事故，群众的笑骂给了他安慰。这简直是尿泡打了医院脸！医院把他告到公安局。好在局系统都知道他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汉子，也没人来干涉他。
光讲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张国安想告状。往哪儿告？怎么告？他一窍不通。战友和亲戚朋友听说了摇头的多：告状？别人一听就是闹派人物，除非这辈子不想升官了。张国安不管：为求一个理字，状非告不可！
他到北京找国务院信访办、卫生部送材料，最后都转回本省，找谁谁不管。他躁了――倾家荡产也要打到底！
开始他以为，发信能引起重视，没想到发出的信大多泥牛入海。也收到一些信，多是民
主党派、学术团体，政协委员的。管事的不回不管事的回；权利机关不回非权利机关回。不管事的单位又把信转给管事的单位。
有一次去北京告状，一个断腿残疾人教育了他。
人死了没有？
没死，三年没人管。
早着呢，最少还得三年。
为啥？
人都没死，事不算大！你把材料留下，回去吧。我帮你递进去。
张国安才知道自己的事与其他人相比，太渺小了。中国太大了，大事太多了。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是循规蹈矩按法规制度办还是采取极端措施胡闹一通？他顽固的坚持前者。他相信，法律法规总是要为老百姓讨公道的。他心情平和了许多，不再焦躁愤怒。他也受到很大启发：第一，想要引起重视，必须把三年内要发出的信集中在一年内发出；第二，即便解决不了，也要引起重视，使我们政策法规更贴近实际生活一点，身边的冤情更少一点，老百姓活得更明白一点……
张国安每发一封信，就在登记表上画一个“正”字。先后共发了１９０００多封信。有发给中央领导邓小平、江泽民和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级领导的；有发给民主党派、外省政府、学术机构、知名人士的，也有发给报纸上看到的名人的；还有发给外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不同种类的信共写有７２种，采取了标准化、系列化、工业化。分别针对医院、卫生局、省信访局、法院的……都是之一、之二、之三……一大系列。要发的信多，手工抄写来不及，就借用人家淘汰下来的油印机，请人用蜡纸打印，一晚上，他自己推着油滚子印上二三百张。那时，家中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爱人是建筑工人，还要赡养老人，家庭经济紧张。光发信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省内４分邮票，省外８分，后来涨到省外８毛，省内２毛。为了省钱，信封统统自己糊……
省政府信访局张国安不知跑过多少次，一去人家就烦：你又来了！不接待。张国安和他们玩“曲线救国”：他给外省的政府、人大、政协、省委发信说，陕西省政府对人民麻木不仁……人家回信：请你们教育陕西省人民政府，叫他们不要这么麻木不仁……
有一天他接到省政府电话：你明天上午九点来一下！
你给云南省政府写信叫他们教育陕西省政府？
是啊。
你还给哪里写了？
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写了。
你让他们来教育，他们能教育吗？
为啥不能呢？
你写，白写！白费力！不起任何作用！
同志，可不能这么说，过去找你不理我，今天是你把我找来的。这不是作用？
……
他给省人大写了很多信，不理，就给国民党写，回了三页，很认真：表示同情，我们不便调查，信已转到有关部门……张国安便给省人大写信说，给你们写信你们不理，我给国民党写信人家回信。在对待人民来信上，你们不如国民党！这封信省人大终于回了：张国安同志，你的十几封来信我们都收到了，我们对你的来信十分重视，我们经过认真研究，把你的信都转到省卫生厅了。
接到张国安的信也有仗义直言的：全国政协委员方强，两次提到全国政协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毋致把此事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但是都是答非所问。
张国安不服医疗鉴定结论，向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重新鉴定，但法院不受理。后来又换法院起诉。从１９８９年起，他先后三进法院，其中头一次和最后一次，都是败诉。最后一次的判决很怪：维持第一次的判决；医院愿救济患者生活费２００００元依法予以准许。二审诉讼费４５９０元由原告承担……面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张国安仍不甘心：申请重审！
当年做手术的医生已成长为医院的院长了。官司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赔偿多少钱的问题。
医院的心病，需要用良心来治疗。
有一次他去信访局，传达室的老头拿出个文件说，你的事完了，把你批评了一顿！张国安一看竟是省卫生厅发的《对某市公安干部张国安来信的复函》！文件说：“张国安同志：你父张宝山与医院的医疗纠纷经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医疗事故。你不服结论，多次写信辱骂鉴定专家，攻击鉴定委员会及本厅。……你已向区法院起诉并已判决，今后你的来信本厅及该会一概不予回答……某年某月某日”……抄报中顾委、中纪委、中央办公厅……邓小平、江泽民……
当天下午张国安就找到省卫生厅：听说卫生厅专门给我发了一个文，为什么不给我？
办公室只好给了他一份文件的复印件。
第二天张国安又去了：我是主送人，邓小平和江泽民只是抄报人，哪有主送人不给原件抄送人给原件的道理？
卫生厅只好给他原件。
他拿着原件，指出文件上有１６处错误，要状告卫生厅诽谤张国安！
卫生厅的人说只有３处错了。
张国安笑了：好，你们把３个错处写出来，给邓小平再行个文！
卫生厅的同志说不行，邓小平看到这文件对你也没啥损害。
张国安说怎么没有？政治局对我印象不好我还有政治前途？开会时一说提拔张国安人家就说不行，还没害我？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张国安１９９１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省卫生厅侵犯他的名誉权。１９９１年６月开了两次庭。对方说张国安写信辱骂专家。拿了一些证据，都是各地给张国安退回的信。信封上写着“廉政光荣，腐败可耻，要求廉政，反对腐败”。
“可耻”就是骂人！
听了这话，法官都忍不住笑了。
１3年过了，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判决。法官为啥不判？个中情由只有自己清楚。张国安要求很低：判不赢还判不输了？给我个败诉的判决我上诉呀。但连败诉都不给。

善败者不乱

十五年的顽强实践，验证了亲友们的高明：张国安了断了曾经是很灿烂的仕途。
从一开始，父亲就担心他打不赢官司，母亲担心他白天工作晚上写信太累身体吃不消……但他铁了心――告！天下这么大，不信讲不出个理字！大不了官不升了，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不要了，模范党员不当了；我不犯错误，连个处分也不能给！
有一天，处长找他说，市长把局长叫去了，说不要叫张国安写信了！处长说：你不好好工作，光写信，影响不好，不要再写了。张国安说写信又没有影响工作，都是晚上写的。处长变了色：晚上不好好休息，第二天怎么工作？张国安也挺得硬：替我父亲告状是告定了，如果看我不行，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随你的便！
张国安还想提拔？性格即命运在张国安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但张国安不服输、认死理的性格，却促使他从另一条路上艰难前进，攀援升华。
告状、打官司都需要学问，他决心学习法律和医学。他舍弃科长职务和偏爱的身份证工作，说服家人、借调到一个管理城墙城河的清闲部门，别人下棋打扑克，他看书学习。他去巡逻，口袋里装着小卡片，边在城河边溜达背诵。
法律大专，从零开始。他怀着必胜的信念读书学习，１９９２年便取得了法律大专自学考试文凭，同年拿到了律师证。接着又一鼓作气克服了同龄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取得了法律本科毕业文凭……１９９４年他退休了，由一个民警成了一名专业律师。２０００年他所办的案件为一名盗窃案嫌疑人洗清了罪名，获得司法部首届全国律师“金獬奖”，他的名字在律师界已广为人知，他甚至还写了一篇《股骨头内固定钢针折断及其原因浅析》医学论文。他的女儿也受他影响学习法律，成了一名法学硕士。
十五年的诉讼之路，三进法院，十八名法官三裁五判，实践让张国安发现了中国处理医疗纠纷案子中的许多法制环节存在严重不足，如：国务院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９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１１条规定，不服鉴定结论可以向上一级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０日法（行）函６３号规定：“如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者互相矛盾；省人大和省监察院回信说法不一致，有的说医疗鉴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有的说不能起诉；公民不服省级鉴定结论的投诉，还有没有人管？……
就这样，张国安顽固的用法律手段要为父亲的医疗纠纷讨一个说法。现在他打这个官司，一是不为了钱，二不是为了名，三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引起有关方面注意，促动国家早日完善这些环节，使我们的法制更加健全。至于目的能否达到？他说：我也许做对了，也许做错了；但路总是要有人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