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27）：马上马下

贺长文

草原上牧羊最危险的遭遇莫过于碰上白毛风的天气，最恶心的工作莫过于清除羊尾巴上的蛆，最辛苦的劳动莫过于接羔。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了，到了该轻松一下的时候了，没想到遇到冷雨天。冬天温度虽低但羊的膘厚，毛也厚，耐寒，羊不怕冻。冷雨天温度虽然比冬天要高二三十度，但生育不久，再缺少脂肪与“毛”衣，母畜与幼畜普遍经受不住风寒的袭击。下雨那些天羊无草吃，人无粪烧，我们浩特的人和羊都没敢挪窝。日子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艰难。但在道日玛指导下我们蒙古包的人和羊平安度过了这个危险时期。别看就是两三天，措施不当就有可能给集体造成“巨大”损失。

我很享受这个季节的牧羊工作，虽然穿得也很厚，但比起冬天来已轻松了很多。天不那么冷了，每天放羊的时间长了但变得容易度过了。

人们常用“天有不测风云”比喻灾祸的发生事先无法预料，很少单独提及“人有旦夕祸福”。其实这两句话在成语中是连在一起的。怎么要连在一起呢？因为在生活中它们也是连在一起的，风云突变人能不危险么？

附近的浩特人安全了，羊群却因为跑散了遭到很大损失。好日子才两天，有知青从马上摔下来受伤。开始时说一个，後来又说是两个，由于我与牧民交流不多，具体情况也没搞清，反正知道是有知青出事了。我想了解得更详细点儿，可草原上的事情就这么怪，都是口口相传，有时候消息传播得很快，因为总有人在浩特之间游动。有时候又是那样闭塞，长久无音讯。我越是想知道详细情况就越得不到消息。慢慢的我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与经过还是受伤的知青从北京回来之後。

出事原因我想还是与知青对马不熟悉有关。北京知青到了生产队，不管干什么事情几乎上手就是主力，比如放羊、打井、配种、农业劳作等等，甚至包括生活自理的各个方面，都没有经历熟悉或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像骑马这样的辅助技能更没有教材，看一遍牧民的备马过程我们就“会”了。至于细节，那就看你的灵性了。知青们谁也没有说先练练怎么骑马，会骑马了再去放羊，都是领到马鞍子抓来马就去放羊了，好像在游戏中就会了骑马。那时知青下乡哪有什么安全教育与安全意识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前身是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那也是1999年才有的，大概煤矿容易发生事故，容易死人吧。草原上哪会有那么多的危险呀？国家、学校当时不管也顾不上，生产队与贫下中牧没有经验也没这个准备，知青们更不懂，干事情全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马与其它生产工具不同，它是个活物，与之合作便有个相互配合的问题。放羊的过程是以放羊为主，对马的关注度不高，这就难免大意失手。其实放羊不需要快马，羊倌的马都老实，可老实的马不见得没脾气，不见得没怪癖。你要是不知道它的秉性难免就要吃亏。

有时候自己的坐骑走得好好的，只是因为牵着的马或骆驼突然停止不前就被拽下来摔伤。梁月冬早上抓马回来，顺便也将其他人的马牵回来，相互帮忙嘛。因为自己的马老实，她骑着自己的马，牵着另一匹马回浩特。下坡时自己的马走快了，手里牵着的那匹马遇到情况猛然一停，梁月冬没来得及松开缰绳被拽下了马，导致头部受伤。童隆正则是被牵着的骆驼拽下鞍子的。骆驼行进速度虽不快但个头高，她没有防备，从两米高的坐骑上重重摔下，磕着了头部。脑震荡落下的头痛持续了很多年。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与她们不同的是没摔坏脑袋，却磕着了屁股，脱蹬更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一起走得好好的，牵着的马或骆驼就改了主意呢？这可能就与天气或地表的变化有关。马和骆驼都有灵性，有自己的选择与喜怒哀乐，可它们的意愿很少能得到我们的尊重。牧民与动物的交流是从小培养起来的，经验是代代相传的，所以这样的事故很少发生在牧民身上。知青当中唯有张申一对待坐骑有耐心，更多一份爱心。对于骑马我们都是半路出家，所以对待马的方式方法上也各式各样。张申一常因对马持有与众不同的态度而受到其他知青的嘲弄，但他给马以关爱，努力去理解马的做法或许正是其他无知青年应该学习的地方。

知青从马上摔下来的情况很多，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从马上摔下来过，但受伤的多是女知青。摔断肋骨的，摔成脑震荡的人不少，磕肿、蹭破皮那是平常事。从骆驼背上摔下来的少一些，因为骆驼比较老实，主人一骑就是整个冬天，相互熟悉，其野性也受到抑制。也可能是骆驼速度慢，加上地面有积雪、人着衣厚实的缘故吧，骆驼虽高从它背上摔下来受伤的知青反而不多。牧羊马不像骆驼那样能忍饥挨饿，需要频繁更换。马更多的时间是在马群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被抓来服役难免露出自由自在的本性，知青稍不留神便可能遭它算计。

在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中，礼周受伤是比较重的，落马後被受到惊吓的马踢断了三根肋骨。可当时的危险不只是伤及肋骨，而是生命。出事地点离浩特很近，牧民乔勒布与旗里的干部敖其尔巴特尔就在附近，目击了礼周受伤的全过程。当时敖其尔巴特尔拔出枪来准备击毙这匹马，可又怕伤及礼周，正在犹豫时礼周的腿从马靴中退了出来，脱离了危险。疼，自不必说。关键是无法获得及时的医治。从走场地到阿巴嘎旗百余里路，牛车走得慢，一路颠簸，等到了阿巴嘎旗医院，医院的“挖肃”斗争轰轰烈烈，根本找不到大夫。高烧不退，得不到合理的治疗，礼周在阿巴嘎旗的医院诊断是感冒，又耽误了几天。陪伴她的童隆正、陈征看着礼周的病痛束手无策。三人好不容易搭车到塞罕塔拉转乘火车回到北京，一下火车便直奔协和医院。据说接诊的是位中年女大夫。检查後大夫说：“没事，回去吧。”三位知青听了大吃一惊。经大夫解释，一直悬着的心才踏实了。原来肋骨有自愈功能，经过这一周多时间的“康复”，肋骨断裂处已经开始愈合了。礼周的生命力真强啊！

三人从医院出来乘坐无轨电车回家。在车上她们接受了全车乘客的注目礼。当时的无轨电车司机後面是一长排面向车厢的座位。她们坐上这个位置面对的是全车乘客。车上乘客虽不多，但她们发现全车人都盯着自己。开始她们还莫名其妙，不好意思。後来才明白，6月了，自己还穿着棉袄毡靴，浑身散发着羊膻味儿。好在投来的都是善意的目光与微笑。家乡的人善良，理解她们。谁家没有知青啊？可乘客们哪知道她们这时内心的焦急啊。她们现在急的不是礼周的病痛了，而是此行何处去？如何瞒过礼周年过七旬的母亲。礼周不愿年迈的老母亲知道自己的处境，不愿回家，而其他二位当时的家也容不下礼周居住。

知青当时的革命热情很高，仗着年轻从不把受伤当回事，反正没有父母在身边没人心疼，年轻就不会去想後果有多严重。

无论是从马上还是从骆驼上摔下来，也无论受伤与否，甚至危及到生命，没有哪位知青在骑马、骑骆驼面前退缩。在牧区工作、生活就不能不骑马、不能不骑骆驼，危险时刻伴随。从马上摔下来常因轻度脑震荡而短时间晕厥。1969年2月17日恰逢春节，童隆正从骆驼上摔下来伤及右後脑，当即失忆。落马造成的伤残对年轻的知青们有什么後续影响没人关注过，但这种伤害必定会伴随他（或她）终身。来到草原的女知青一般都发胖，礼周摔伤後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原状”，能说与受伤无关么？

尤其是落马（骆驼）後，伤者基本没有什么条件得到合理的处置，但如果恰巧有牧民在场则可得到蒙古族传统方法的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使症状得到缓解。

蒙古族传统的处置办法是把受伤者放平。将受伤者的两腿并起，检查一下哪条腿长。用一块木板放在脚下一比，总有一只脚贴着木板，另一只脚够不着木板。用木槌或其他重物猛击木板。腿长的一边受力肯定要大。击打9次後再测一次，只到两只腿长短一致为止。这还不算完。接着在一根细绳上打一个结，将这个结放在脑後中间，将绳子两端向前绕到眉心，然後比较一下两边绳子的长短。或者将这个结放在眉心处，将绳子两端绕到脑後正中，比较两端绳子的长短。绳子长的一端可能是脑袋肿得大了。然後一手托起伤者的头，用另一只手猛击自己的手背。实际上就是隔着自己的手背敲打伤者头部受伤的一侧。每击9次，再测一次，只到两侧基本对称为止。经过这样的处置或可使受伤者缓过神儿来。

我想不出这有什么依据。梁月冬落马後是这么抢救的，走场路上无任何救治。我们十几、二十岁的知青们哪里懂得什么急救知识，只得任凭牧民们摆弄。这么做的最终效果也没见什么不好。十多年後，我三岁的儿子从椅子上摔下，我带他去北京二龙路医院检查。大夫将他平放在床上，说你看他的左右腿相差了1厘米。我没看出来，觉得这跟大夫摆弄孩子的胯骨有关系。联想草原旧事，没准中医与蒙医还真有相通之处。可那些牧民就是普普通通的社员，没什么文化。梁月冬从马上摔下那次赶上牧民龙日格在场，他见状立刻施救。龙日格毫不犹豫地测量了梁月冬双腿的长短，隔着木板敲击了她的双腿，并测量了梁月冬的头围，做了治疗。龙日格采取的措施肯定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其中也可能隐含着我们现代科学还没能搞清楚的原理。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蒙医可能也像中医一样高深莫测，保佑着草原上的人们生息繁衍，也保佑着我们知青的生命安全。

蒙医治病的过程，我还看到过两次。一天我回到蒙古包看见道日玛趴在毡子上，她的女儿手扶着乌尼杆站在她的背上踩。我问道日玛这是在做什么，道日玛讲她身上疼，让孩子踩踩舒服些。後来还见过牧民用擀面杖在人背上来回擀的场面。我很不理解，这也能治病？当时我以为这都是愚昧的表现，几十年後我在护国寺按摩医院又看见了这一幕。不过站在人背上面的不是孩子，而是大夫，是用成人的重量压在患者的背上按摩。当初的不理解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明白，真不是牧民愚昧，而是自己无知。

其实蒙医、藏医、苗医、瑶医„„都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医疗理论体系不同罢了。

然而生活中突发受伤的事情不可能次次都有“蒙医”相助，碰上二愣子牧民处理方法就更简单。简单得让你吃惊，引发的後果也更难预知。

一次在伊和灶火，周钟林在巴图敖其尔的马群抓了匹生个子马骑，他给小马上马绊时，在弯下腰的瞬间被马蹄踢中眉骨，血流不止。大概是为了止血吧，巴图敖其尔见状抓起一把土便糊在周钟林的伤口上。其动作之快，周钟林毫无防备同样也来不及躲闪。这一举动给周钟林的惊吓不亚于被小马踢伤。干净么？马饮水的地方杂草、粪便什么脏东西没有啊？好在周钟林的姐姐曾上过战场，有野外救护的经验。离京前她姐姐为他准备了药棉与酒精等药品及小器械带到草原。回到住处周钟林又是冲洗创口，又是用酒精棉消毒，着实折腾一番。没经大夫处理他心里总感不踏实。幸而伤口并没有因此感染。这或许是他的补救措施得当，或许是草原当时还没有被细菌污染，泥土中缺少病菌吧。总之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自己想办法之外，我们只有听天由命。

摔伤可拍，伤後的这种处置更令人担忧。知青们年轻没有经验，也没人指点，无知无奈也就无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