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46）：挖肃运动

贺长文

军代表到生产队来了，我多少有点感到新奇，不知他们来干什么？

有关内蒙古被分区全面军管的消息我是头一年在额尔敦高毕公社走场时从广播中听到的。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喜悦，只可惜他们离我太远。第二天我去马群圈马，生活一切如故，但心里踏实了。

对解放军的这种亲近感从小而来，叔叔在朝鲜战场立了功，喜报传到家的场景还有一点点印象。内心的踏实感却是源于放马之前的那次知青会上受到的刺激，知青会是由于“挖肃”运动扩大化引起蒙汉民族关系紧张召开的。我在会上第一次感到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冲突一触即发。而军管的任务之一，就是纠正“挖肃”运动扩大化的错误，稳定局势。有解放军在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什么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挖肃”运动呢？

据资料称，1925年成立于张家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共同影响和领导下建立的。大革命失败後，该组织逐渐衰落消亡。1945年日本投降後的8月18日，东蒙地区以哈丰阿为首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志达、胡秉权等人到东蒙开辟工作。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该党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决定停止党的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许多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参加了共产党，日後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自1967年下半年起至1969年5月，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滕海清在内蒙古自治区发起“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声称草原遍地都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挖肃运动深入到蒙古包，34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刑讯逼供致死有16222人，其中大部分为蒙古族。我们生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朋斯格也被怀疑是内人党，在审查期间去世，年仅37岁。

实际上挖肃运动早在北京知青到来之前就深入到牧业生产队了。

2018年9月我在牧民嘎勒布家看到一只当年几乎每户牧民包里都摆放着的箱子。这个箱子上布满了刀痕。这些刀痕是嘎勒布父亲策布格苏荣被批斗时造反派在木箱上留下的，可见批斗之凶残。1967年11月策布格苏荣惨遭迫害致死，终年66岁。据她孙女阿荣讲，尸体扔在野外，姥姥（朝玆玛）赶着牛车去看时，只有包裹尸体的碎毡子了。

据阿巴嘎旗博物馆的资料介绍：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苏联和蒙古相继向日本宣战，并进军中国。当苏蒙联军挺进到阿巴嘎旗车勒山时，民族上层人士策布格，高举“热烈欢迎”的横幅，迎接联军的到来。就这样，策布格成为中国境内欢迎苏蒙联军的第一个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策布格站在革命的一边，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站在即将就要成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边。

从阿巴嘎旗地方志上了解到，策布格苏荣在1946年阿巴嘎右旗民主政府初建时当选为旗长，後当选为锡林郭勒盟政协副主席。1959年，策布格苏荣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晚年，他在家乡参加生产劳动。策布格苏荣多次被选为旗、盟、区级人民代表、劳动模范。

知青们来到生产队并不了解之前挖肃运动开展的情况，积极投入运动，结果必然影响到民族关系及知青与牧民的关系。

那次我从沙窝子里砍回荆条，刚到生产队的地盘就听说知青们要开会。因为得到消息晚，又是从大队西南的蒿莱赶去，到会场时知青们已经开始发言讨论了。会议内容主要是民族关系问题，场面沉闷，大家都显得有点儿紧张。自从放羊後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其他北京知青没见过面，与其他浩特牧民也没交流过，生产队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天天与羊群一起运动，人间的运动早已置于脑後。这期间受尊敬的大队书记吉格吉德病逝了，我好像与他只匆匆见过一面，没有直接交流，留下的印象很模糊。年轻有为的大队长朋斯格去世後，遗体经过了法医的检查。虽然刚到生产队时便耳闻蒙汉社员间有小小不和的事情，但此前知青与牧民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

不和谐的声音来自各个方面。我们是1968年8月7日立秋之日离京的，10月6号就是中秋节，文化大革命中中秋节属“四旧”之列，我们已淡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蒙古民族也有过中秋节的习俗，草原上因也在“破四旧”，所以浩特里并没显示出浓浓的节日气氛，也看不出牧民对过这个节有多留恋。但这时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有人对知青讲，中秋节汉人切西瓜是要砍蒙古人的头，吃月饼是为了在馅里夹带反元起义的消息等。我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尤其是对元末明初这段历史基本没什么了解，辨别不出这种说法的真伪，但听到这样的传言心里真不是滋味。传言中的事不管是否真实，也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呀？这不是明摆着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吗！也许这只是个传说，但知识青年却有点紧张，因为说这话的人还是我们大队原领导班子成员、民兵连长青格力图。

青格力图是很有代表性的原住民。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体看上去不是很壮实，高鼻梁，长脸，双眼稍稍内凹，炯炯有神，怎么看也不像是典型的蒙古人，倒像是欧罗巴人後裔。据说他也是个外来户，但已融入当地蒙族社会。他有文化且单身，粗通汉语，在原住民中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每天背着一条半自动步枪，骑着马在各浩特中视察，时不时指点一下“江山”。他的年龄比我们大，虽面带笑容说话和气，但与之交流总觉得笑脸背後隔着什么，不像其他牧民那样直白容易接近。他虽不是书记、队长，但由于总在牧民中活动，其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说这话是啥意思呢？也许他不过是想在“知识”青年面前展示一下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从小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知识青年警惕性很高，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么？他是不是对我们怀有敌意呀？消息传来，我心头也蒙上一层阴影。由于此前我见不到分散在各个浩特的北京知青，也碰不上青格力图本人，无法去核实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事实上即使遇见他，我也不知如何面对。

草原的汉人就是移民与盲流。听盲流社员们说，初来大队的时候牧民连马也不借给他们骑。草原上没有马，办事太难了。所以草原上的汉人对蒙古族牧民也存有成见和戒备之心，比如听到屋外传来马蹄声，我们的反应是有人来了，盲流社员苏瑞林会猛然反应说：“蒙人来了。”“蒙人”二字就体现出自己与来人的不同，反映出他对牧民的警惕与戒备。我们是顶着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光环来的，相对又单纯，所以在当地的上上下下对知青都比较客气和宽容。

过去一年里我专注羊群，与道日玛关系简单融洽，没有觉察到蒙汉民族之间历史上的战争对今日有什么影响。其实，影响蒙汉族关系的不仅是历史上的纠葛，更主要的还是当下的“挖肃运动”对民族团结的破坏。 随着运动的深入，旗里传来红卫兵打人的消息，这对知青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无论知青中谁打了人都会牵扯到整个知青群体。听到有这事，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小将们可别将在北京打砸抢的那股邪劲带到草原来。可想而知，打人和挖肃一样绝对不会得到老百姓，特别是蒙古族牧民的支持。其实我队知青除汉族外，还有回族、满族、锡伯族、蒙古族的，劳动态度都不错，没有与当地社员发生冲突的理由。但“内人党”要搞分裂，知青们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青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听党的话，很容易积极投身运动。

这次开会是知青们自发组织的，没有让负责知青工作的大队领导马永清参与。知青们来自不同的学校，相互不认识，加之牧业生产分散，来到生产队之後基本处在群龙无首，各自为生存忙碌的状态。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处境生出了一种默契，因而除了在劳动岗位上无法脱身的知青，其余的都自觉到会了。严肃、低沉、压抑，甚至恐惧，这样的会议有生以来我还没经历过。

听了一会儿发言，谈到社会上挖肃运动的进展与传言，我才明白会议主题是：面对这么紧张的民族关系我们该怎么办？没人谈及我们生产队的挖肃情况，却说到某些牧民们对挖肃运动的反应。没有了往日相遇的欢快和高谈阔论，发言零零星星，连声音都不大。知青们才十几二十岁，没经历过这种事。虽然已来草原落得与牛羊为伍的份，却没有完全认同被教育的身份；虽披上了蒙古袍，但骨子里还是北京学生，本能地在关心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因为它关联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明天。事态都这么严重了，我却一点也没感觉到。听着听着，想起青格力图讲的话，我开始有点不寒而栗了。

原来，随着挖肃的深入，有些北京知青也卷进了运动，类似“砸烂××的狗头”的标语口号被牧民当真。革命激情导致造反派搞起逼供信，牧民们没见过红卫兵在北京抄家、打人的 “革命”行动，对发生的逼供信不理解，感到紧张。其实少数知青这时的革命行动远比不上红卫兵在北京的除四旧。可就是这样的行为，在牧民眼里仍不可思议。部分知青也确实在这里发现了用武之地，紧跟党中央的热情在人烟罕至的草原丝毫未减。最近听到知青们的叙说，北部南部公社都有个别知青搞逼、供、信，用三角刮刀（一种加工工具，那个年代常在斗殴中使用）和砍刀刺伤或砍伤牧民。

草原辽阔，通讯困难，信息传播多靠言传。知青打人的消息在牧民中间肯定会迅速传播，原本欢迎北京知青的牧民们一下子慌了神。蒙族牧民可能对流言半信半疑，谈及这些事每每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反而让知青们生疑。知青中的紧张情绪也像瘟疫般迅速传开。造成空气紧张的原因可能是在农场的知青受到移民或盲流的影响，也可能部分在浩特里放羊的知青学会了一些蒙语，在与老乡的接触中了解到传言，但更可能的是有部分知青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本能地参与了一些挖肃活动。有知青就把公社书记袁道带回大队审问过，问他是否参加过内人党。据说公社粮站的主任不堪被审，逃跑被冻死在野地里。

知青本是响应党的号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谁知参加挖肃便脱离了牧民群众，加深了民族矛盾。可能正是投入到运动中的知青身陷其中，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产生焦虑，才匆匆忙忙召开了这么个会。会议没有明确的主持人，没有导向，看似随意，但紧张情绪却在暗中蔓延，浸透了每个与会者的心。

是啊，蒙汉社员之间本来就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有人有意挑动蒙汉两族百姓对立起来，我们因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成长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沟通困难，更容易产生误会。听出点门道後，明白蒙汉社员之间原来存在这么大矛盾，真如当头遭到棒喝，太突然太吓人了，我直发懵，不禁打了个寒颤。

都是听传说，谁也没说清事态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所有的消息都不确定，又都很重要，很紧迫。我不知道是马上要发生民族冲突了，还是知青们神经过于敏感。不知道我们现在应不应该做些相应准备。李保民年轻，说准备好两匹马，打起来就骑一匹带一匹往北京跑。实际上这仅能作为笑谈。发言的知青谁心里也没底，吐字犹犹豫豫，声音压得很低，深怕隔墙有耳。真要有人闹事，想解释什么都没用。在这人迹罕至的草原上有马也逃不了，能跑出草地么？能跑出沙漠么？谁能保护你呀？能跑回北京避一避吗？可现在也只是“暗流涌动”，表面上并没发生正面冲突，怎么请假（我还以为只有生产队准了假，知青才能离队）？何况我们能集体逃遁吗？可等出了事再跑，那就来不及了。再说北京还有家吗？国家允许吗？真要闹出事来，我们会团结吗？团结能解决问题吗？在浩特里的这一年里，道日玛对我很关照。听说其他知青与牧民们的关系也不错，牧民们会突然变脸吗？想起电影中凡是涉及民族地区的冲突，阶级敌人都会煽动民族矛盾，直至动刀动枪，身上顿起鸡皮疙瘩。我们没有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消息闭塞，遭遇突发事件，身上立刻起了反应，恐惧感从每一个毛孔向外涌。想到电影里共产党员都是通过搞好与民众的关系化解民族矛盾，心又稍安。可转念一想，关系搞好了，一家一户就能保护你吗？心里还是没谱，惴惴不安„„脑子里一系列的问号出现，乱成了一锅粥。

思来想去，也只有继续与蒙古族牧民搞好关系才是唯一的出路。理清思路，我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在所有可能的出路中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大家都可以去做，并能做得到。虽然前途未卜，最好的办法还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知青们来自各个学校里不同群众组织，还有我这样的散兵游勇，观点上肯定有不同的倾向，没有权威也难以形成统一认识。这次自发组织的知青大会，只好在各自表述之後便不“欢”而散。

会後不久，我去了公社东面的山梁上放马，随马群走场远离了生产队，再次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听不到挖肃运动的消息，也淡忘了此事，生活渐渐回归平静。年底突然实施军管，挖肃一事再次被提起。虽然纠正挖肃扩大化离我的生活十万八千里，而且在我放马的地域一个解放军也看不见，但还是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心里踏实多了。

回队造出石雷後没有新的任务布置下来，是回马群去还是留下等待马群归来，我面临选择。可能是回马群的路途不熟，也懒得再次长途跋涉，我选择了等待。意外的是等到的不是马群，而是军代表。与军代表的这次意外“交集”，改变了我在草原上的生活轨迹。

难道这是命中注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