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47）：命中注定

贺长文

指导员来的那天上午，我在屋後与农场社员一起挖防沙沟里的沙子。农场菜地周围有一条防沙沟，每年开春都会被刮来的沙子填满，需要再次挖开。低头挖沙之时，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过来通知大家去开会。小战士身材瘦弱，一脸稚嫩，一看就是个新兵娃子，他细声细语地招呼我们，大家停下手中的活，盯着他没人响应。他以为大家没听清楚，又轻声地重复了一遍，可依然没有人挪动。有位知青嘴里嘟囔着什么，虽听不清，但看得出他不愿意起身去开会。小战士孤零零站在沟边很是尴尬。会议室那边已经聚集了一些从浩特赶来的社员，正等着开会呢。小战士不知所措，憋得脸通红。见状，我觉得真不好意思，不要难为这位小战士了，起身爬出防沙沟。我想解放军是中央派来的，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支持他们，不愿开会也不能就这样让人家下不来台。其他社员见状也不大情愿地从沟里陆续爬上来，我们一起去了会场。

路上与小战士搭讪，他果然是当年的新兵，姓潘，才19岁。

我奇怪社员们对待还是个孩子的小战士的冷淡态度，本以为其他人都会和我一样衷心拥护军管并听从调遣，没想到他们一点情面也不给，心里多少有点疑惑。

我对开会本身没什么兴趣。生产队开会就像开国际会议，人没几个，发言却需要在蒙汉语之间来回翻译，不大的事也要议论老半天，全是不着边际的废话。

冗长的会议不仅对我，对很多社员来讲都是一种煎熬。怪不得农场知青与盲流都不愿意参会。我认识的牧民不多，言语也不通，根本无法与坐在身边的牧民们交流。只好默默地坐在那儿熬到会议结束。

会场上听其他社员说我才知道，那位小战士此前来过生产队，是派驻我队的军代表。这次副指导员再次下队是因为这段时间社员有不满反应。原来军管後，我们生产队的会计高特布被宣布有贪污行为停了职。高特布是个孤儿，从小被沙旧抱养并供他上了几年学使他成为牧民中少有的文化人。指导员把高特布定性为贪污在蒙古族社员中反响强烈。高特布贪污的问题我回队一个月没听人说起过，听後也很吃惊。牧区与农村一样，在生产队里书记、队长、民兵连长、会计和保管都是主要干部，且基本上是原住民，社员之间多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盘根错节。两百余人的生产队里高特布家的亲属不少，他是德高望重的老马倌东德布的女婿、老社员达布嘎的侄女婿。高特布问题牵一人而动全队，更主要的是对其的处置缺乏真凭实据，牧民不服。可老百姓不满归不满，大兵压境，还得听从部队的。

会议结束，指导员带着小战士回公社去了。接着派来的是一位与我同岁，有三年军龄的老战士——杜班长。公社的常驻军代表曹干事也是班长，可见部队这次派杜班长来，对我们队还很重视的。

杜班长个头不高，办事麻利。一天他对我说：“跟我下浩特喝茶去。”那口气貌似在征求意见，但更像是命令，我点头表示同意，反正在大队部也没事。说走还得先备马，队里早已准备好杜班长骑马所需的全套装备，有了装备还得有马，他骑的马要保证老实还得快，要等着从附近的马群送来。同时军代表下浩特还需要有翻译随行，队里选择了在农场劳动的苏和巴特尔。苏和巴特尔是蒙古族移民，精通蒙语和汉语。苏和巴特尔的汉语意思是斧子英雄，他的汉语名字叫于华民。因1966年他媳妇作为学生也曾到北京串联过，我们初次见面便谈及大串联（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吃住行由地方财政承担。外地来京的师生多是到首都取“文革造反经”、接受毛主席接见。北京赴外地者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也有借此游山玩水者。）和北京。我以为仅凭这一点就能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拉近，沟通肯定会顺畅。其实不然，他年龄虽与我相仿却已娶妻生子，作为有妻小的人自然更要顾家。我们的成长环境和路径不同，来大队的原因不同，所以我们之间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样容易沟通。

我和苏和巴特尔要自己去马群抓回坐骑，我们的马还不在同一个马群。备齐马，我们三人下了浩特。我不知道杜班长心里打的什么主意，跟着他们转吧。转了一圈回来，我感到杜班长说的下浩特喝茶是虚，了解民情为以後的运动做准备是实。而叫上我的目的是做记录，将他与牧民的问答用汉字记录下来。

军代表来到蒙古包里，牧民们没有热泪盈眶的感动，但比起农场社员的冷淡又多了份热情。军民关系过去一直很好，残酷的挖肃运动刚刚过去，高特布的问题悬而未决，牧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我回来整理记录，发现没什么实质内容。杜班长东一句西一句地与牧民聊家常，到谁家提的问题都差不多，牧民的回答也大同小异。我第一次干这种工作，去的时候挺兴奋，回来整理不出个头绪也发愁。好在杜班长对记录的内容不问也不看，他对自己的走访心里还是有数的。我琢磨着他拉上我就是做个陪同，有个北京知青与他一起去心里踏实。东西南北，我陪着杜班长把生产队的浩特访问了一遍，借机熟悉了各浩特的牧民。一圈跑下来看到了牧民的生活劳动状况，多少了解些民情，同时也算是对群众的一次发动。看似无目的的家访，其实杜班长特别留意观察。回来的路上他有时会问问我某些人的情况，尤其是党员的。我很是尴尬，以前我都没接触过他们，既认不全人，也叫不出名字，更不知谁是党员，对任何社员我都说不出一二。杜班长没去盲流和移民家，也许他根本就没想去这些人家走访。

走访过程中我才知道梅勒根巴特的母亲奥特布拉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生产队里唯一的女党员。牧民们对她意见较大，主要集中在她没有表现出党员的带头作用。她没有老伴，家里孩子多，一贫如洗，是队里的困难户。蒙古族牧民家里不是无子女，就是多子女。子女一多，为照看孩子，参加劳动与社会活动肯定会少，难以体现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群众对她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她每年领队里的补贴多了点，可要从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角度看，她的贡献还真挺大的。

一天回来的路上杜班长问我奥特布拉能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我感到突然，一时语塞。自己才是个共青团员，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活动的，怎么能去确定党组织里的事呢？我只得勉强含含糊糊地应对杜班长。

跑了几个浩特之後，我领悟到我们的所为就相当于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队，电影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故事。想到此，不免为自己能得到组织的信任而暗自高兴。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我好像从来没有被组织如此信任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想不明白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落在我头上，知青中出身好和热衷运动的可大有人在。我与杜班长相见之前，和部队唯一的接触就是问过那位小战士的年龄和入伍时间。难道就因自己是第一个爬上防沙沟的偶然所为？百思不得其解，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