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的五大勞教營

2017-06-23

夾邊溝

  當年“右派”司繼才活着從夾邊溝勞教營活着出來了。他有一本當年在夾邊溝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本日記的唯一主題是飢餓和死亡。在這本被歲月翻閱得幾乎風化的黑色筆記上，密麻麻的陳年字跡中，筆者看到了有史以來飢餓和死亡聯繫得最緊密的記載：煮食人肉。

  埋人回來的司繼才，路上聞到一股肉香，“又帶着一種腥味，和說不清楚的什麼味”。循味而去，兩個犯人在鍋里煮肉吃，還招呼司繼才同享。日記記載，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發白。司繼才奇怪哪裡來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頓時感到噁心。身為小組長的司繼才向管教報告後，吃人肉者得到懲戒，但飢餓和死亡不會由此停止。

  在筆記和司繼才的記憶中，有大量夾邊溝死難者的記錄。譬如一個在土窯上寫下“坐以待斃”而後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個為了虛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傳活活累死的青年，手裡攥着家信；一個前來探親目睹丈夫被捆綁致死隨即自殺的婦女……這些記憶的一部分收入了楊顯惠著的《夾邊溝紀事》中，夾邊溝因此開始為人熟知，成為最著名的勞教死亡營。

  在當時的中國勞教版圖上，夾邊溝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農場，三千人左右的規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肅也遠非受人注目。特別的是，這3000來名勞教分子絕大多數是“右派”知識分子，包括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饑荒中餓死，倖存者只是零頭。“右派”的帽子沒有奪走倖存者的敘述能力，圍繞這個小地名，集中產生了數種文獻，《夾邊溝紀事》之外，尚有美學家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何鳳鳴《經歷--我的1957》和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王吉泰的《大祭靈》、趙旭的訪談錄以及導演王兵的《夾邊溝》電影等，形成“夾邊溝現象”。楊繼繩以描寫三年大饑荒為題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夾邊溝。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天命對於中國勞教記憶的特殊饋贈。

  1957年6月，夾邊溝勞教農場開辦，原來是勞改農場；1961年底，夾邊溝農場因為死亡太多被關閉，以後被部隊接管。在短命的歷史中，夾邊溝體現了一個勞教營的全部特性，並發揮到極致：沉重而荒謬的強迫勞動，早已超出所謂“自食其力”的層次；嚴酷的人身剝奪和暴力鎮壓，與真正的監獄並無兩樣，勞改局下設勞教處，勞教犯和勞改犯人混同關押，管教可以為了偷一個蘿蔔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環境，住在戈壁地窩子裡，不僅無法脫逃，甚至離開勞教營只有死亡，以致出現高爾泰書中記載的“自由人追趕監獄”；“教養”宗旨的欺騙性，所謂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味着沒有限定的刑期，後果更是赤裸裸的飢餓和死亡。

  根據司繼才的講述，夾邊溝死屍成堆的被發現，並非出自上級有意調查，而是內務部長錢瑛司機的一次迷路。據說，當時場長還想把錢瑛等人捆起來，可見素日之驕橫。解救了夾邊溝倖存者的錢瑛，文革中被關入了秦城監獄，在監獄醫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夾邊溝，“右派”屍骨已為亙古風沙湮沒，多數變成了醫學院的實習標本。司繼才的筆記本，也沒有機會進入反右或大饑荒博物館。但國人畢竟知道了這個不起眼卻驚心動魄的小小地名。

興凱湖

  1959年4月，北大數學系的“右派”分子陳奉孝和幾千名勞改、勞教男女犯人一起，從北京被轉移到中蘇邊境黑龍江密山縣的興凱湖農場。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勞教營，和勞改農場合二為一。陳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處勞教的譚天榮和他同批押送。

  根據姚小平在《老照片》雜誌撰文，由於地近蘇聯，興凱湖有條特殊規定：越獄的犯人被抓獲，可以就地處決。幾名試圖通過冬天結冰的湖面逃亡蘇聯的囚徒，遭此厄運。

  興凱湖農場是一片沼澤地，要靠犯人排澇造田，種糧自給，勞動量驚人，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要種近一萬畝水田。冬天則要頂着“煙泡”造渠修路，用赤腳踩碎水田上結的冰，攪拌凍土。勞動的強度，同處密山縣的雲山畜牧場發生的“奪命大豆事件”可為一證：由於在飢餓和秋雨中連夜搶收大豆，一夜之間有7人活活累死。

  到處是沼澤和漂浮的草甸子，割烏拉草的犯人們不小心就會遭遇滅頂之災。犯人住的是和夾邊溝類似的地窩子，冬天的“煙炮”會把住處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則可以叮死人，一個跟管教頂撞的犯人被脫光了綁起來餵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譚天榮先後關過興凱湖、清河和團河三個農場，在他記憶中，最苦的是興凱湖農場。

  三年饑荒時期，興凱湖和夾邊溝一樣大量餓死人。跟陳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75名犯人，到1967年農場解散時活下來的只有29名，絕大多數死於饑荒。陳奉孝盡力記住了24個死者的名字。一個飢餓的犯人甚至撈住陳奉孝剛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裡。一次陳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屍去埋，挖坑時發現凍土下已經埋了一名死屍，索性兩人合葬。興凱湖埋葬死者的墳地之一叫太陽崗，似乎這些勞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紅太陽的光輝遇難的。

  2002年，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總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來自偏遠的興凱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實驗歌劇院教員和“民建”北京分會副會長。這5人都死於饑荒真正發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於饑荒中興凱湖死去的勞教者，並無文獻記載。

  在興凱湖農場，有兩樣著名的發明：石棺小號和“三兩八”。前者是用於懲罰違規犯人的禁閉室，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線，形似一具石棺。陳奉孝在其中被關押了三個月。後者是饑荒時期北京市獄政的“科學發明”，讓關小號的犯人一天吃三兩八玉米窩頭或稀飯，據說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着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據說有犯人如此被關小號一年多，竟然沒有餓死，足見此研究成果之“科學”。

  《北京市監獄勞教志》記載，興凱湖農場是北京市勞改勞教局下轄的超大型農場，全場水陸面積13萬多公頃，同時管理勞改、勞教和所謂留場就業人員。到1966年因與蘇聯交惡、防範戰備風險移交地方時，前後共關押犯人14729人，勞教人員5635名，還有留場就業人員（所謂“二勞改”和“二勞教”）近15000名。如此規模和人數，只有清河農場堪與匹敵。

  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0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着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他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淀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着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裡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杆，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着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

  1960年開始，大饑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裡，有時早上起床，院裡倒着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道，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他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呆了大半年，轉往築路支隊修築鐵路。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裡只是一碗包穀麵湯。冬春的勞動量很大，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饑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得名“南瓜山”。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台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里殘留的漿糊充飢，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築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青海湖

  如今的青海湖勞教農場早已廢棄，當年農場殘破的照壁上，領袖畫像和語錄字跡仍隱約可見。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里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著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寶農場。

  八寶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饑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占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內地，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台中講述“十萬愛國志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寶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裡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寶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崑崙山腳下的伊克高里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饑荒中餓死和逃亡。　　

  八寶農場或伊克高里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寶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占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