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音乐家
“谁是音乐家？”我拿着一张标着“音乐家”三个字的欠条问跑堂。

“他昨天站在老老白毛旁边喝酒，还和你搭话来。”阿月回答。和我搭话的客人多了，看不出有谁多几个音乐细胞的样子。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看报，阿月告诉我音乐家进来了。我抬起头来，只见门前站着一个瘦小个子，不长不短的头发稀稀拉拉地耷拉在脑壳四周，两只手臂垂着，长袖筒下露出几个手指头。他站在门口，眼睛在酒巴里先溜了一圈，然后慢慢走向酒台。

“叫他音乐家！？我看叫他娄阿鼠更合适。”我对阿月说。

“老板娘你是有所不知，他那天来时手里拿了一把大吉它，还象模象样地弹了几下。”阿月赶快道明音乐家名字的由来。

从打第一张欠条起，音乐家经常欠账，常常是喝三瓶啤酒，付账时一掏口袋，只够付两个的钱，一个人怎么会混到这粪堆上？音乐家有时中午来，有时晚上来，有时中午晚上都来。他是个新客人，我得搞清他的来历，否则逃账都没处找去。

那天他又来喝酒时我问他：“从不见你开车，家就住这附近吗？”

“不远，”他用手往对面一指，“你看，就在那。”

啊！他会住在那所黄房子里？那房子就座落在饭店对面的山坡上,两层半高，大阳台，前面是一大片草坪,房子宽敞漂亮,是小镇里数一数二的。音乐家拿着大吉它已经走到门口，我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那么大房子不会你一个人住吧？”我好奇地问。他用手向旁边的小卖店一指说：”你认识的，跟那里的老板娘。”

这又让我大吃一惊。我们村太小，没有超级市场，只有这么个小卖店，村里人临时缺点什么，都去那里买。小卖店不大，可是村里独一无二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劝业场在天津。小买店老板娘瘦瘦高高的，穿个白大挂，麻利地招待客人，脸上从来没有笑模样,店里的工人都叫她严夫人。这么能干的老板娘,竞会是这个猥猥琐琐的小瘪三的女人！我怀疑地接着问：”你住那很久了吗？“他笑着说：”我们从小相爱，是老交情了。”

粒粒黄沙堆成山，滴滴清水汇成河。音乐家的欠账已经超过千元大关。当他又来酒巴喝酒时，我拿着厚厚的一打欠条坐在他旁边。音乐家往我手上溜了一眼，明白了我的的来意。他对我说，他是建筑业工人，可最感兴趣也最善长的是音乐，现在在一个乐队当吉它手。然后掰着指头讲，已经有某家某家请他们去演出，就会拿到大把大把的钞票。音乐家现在还没有还钱的意思，我想想黄房子和严夫人，再看看他的大吉它，收起欠条没再说什么。

过了两天，音乐家主动找我搭话，他说：“老板娘，你们为什么不在店里搞舞会，以前这里的夏日晚会人总是满满的。”我迟疑着没回答。饭店里这阵子生意不好，我也有过搞舞会的想发，后来问到，请乐队动则要一两万先令，还要发广告，花费太大。音乐家好象猜到我的心事，接着说：“你搞晚会请我们乐队演奏，收费绝对低廉，广告也没问题，我们到处演出时做口头宣传，再替你在免费登广告的报纸上发条消息，保证家俞户晓，人人皆知。”他看我没有反对的意思，马上去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走进饭店，音乐家介绍说：“他是乐队队长，在队里吹黑管。”西装绅士带我们去看他汽车里装得满满的音响设备。音乐家在旁边拍胸脯：“我们演出多半是贡献，广告全包下了。”这么好的条件，我点头同意。送走了队长回到店里又和音乐家商量一些具体事宜，就拍板定下来了。

店里工人知道要组织午会的消息都很兴奋。我马上写了一张广告贴在店里，逢人就宣传一番。晚会那天，我们老早就把餐厅布置好，抬出为乐队演出做的木平台。全体人员个就个位，老板娘手里拿个足够大的钱包，就等装他个十万八万的。

七点刚过音乐家来了，穿了一身民族服装，虽不显精神也总算一扫昔日的穷酸象。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他们一人拿吉它，一人拿黑管，忙乎一阵装上音响，就在平台上吹弹起来。那个西装绅士从头到尾没着面，客人也是稀稀拉拉的。我仔细看看来的那些人，除大喇叭招来的，就是在店里见过广告的，其余都是每日必到的老客人。

我拿着个大钱包心里好窝火。坐在旁边的春卷妇人看着台上的音乐家对我说：“他今天真不错。”

“他还不错？！”

“这个音乐家现在没几个人请他，他那三脚猫的水平到也罢了，往往和别人定好去表演，到时候他根本不着面，没事谁愿找倒霉？”

我上了音乐家这种人的当，只能怪自己愚蠢。广告他根本没去做其实不是骗人,因为他说过就忘了,那西装绅士是乐队的头领不假，可他不是这个乐队的。

第二天晚上，音乐家老早就来了。他见到我兴高彩烈地说：“老板娘，昨天舞会不错吧，什么时候再办，我还帮你搞。”我笑着摇摇头，把讲好付乐队的钱和他的欠条都放在桌上。他看看欠账数目把钱还给我，其余的装进口袋。他第一次还了店里的欠账，这也是我组织这次舞会唯一的收益。音乐家坐在酒台的高凳上，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他又少了一个不愿找倒霉的主顾,自己并不知道。象他这种人我以前也见过，好吃懒做，靠国家高福利政策吃社会保险过日子。我从不和这种人打交道,这次怎么会上当?想来想去和严夫人有点关系.象她这样有身分的劳动妇女,怎么能和这种男人在一起生活?

音乐家喝完第三瓶大啤酒,他看了看表走到电话机旁边,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天晚上他都要一次次地往出打电话,似乎在等什么消息,这是否和严夫人有关?我坐着没动,决定听听他在电话里讲些什么。

音乐家拨通电话后,放底声音,很奇怪,他好象和小孩子讲话:“-----妈妈睡了没有?-----我现在能回去吗?------”放下电话付过款他就离开了饭店。这更勾起我的好奇心,他能不能回去还要请示,而且是问一个孩子!

过两天晚上,他打过电话后，对正和我聊天的直脖老头说:“没办法,今天再到你那里对付一夜吧。”直脖老头瞪了他一眼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这算怎么回事,借宿吧,也不能总这样。”原来他经常住在直脖老头那里住。

音乐家终于被从黄房子里彻底赶出来了。那一天他很伤心地对我说:“她这着真损那,我再也去不了那里了,他在房子里又收留了另一个男人。”

这还了得!像音乐家这种人和严夫人根本不相配,他的话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可突然间同情弱者,爱打不平的性格,使我一下子站到这个一惯讨厌的音乐家一边。结婚了也好,同居也好,这么多年的交情,怎么可以这么做?!

音乐家又坐到直脖老头旁边,肯定去说留宿的事。我对春卷妇人说：“严夫人真不该这么绝情。”“老板娘怎么说这种话?”她奇怪地问我。我讲出自己的道理。春卷妇人笑了：“方园几十里,也就你一个人还相信音乐家的一面之词,其实他在黄房子总共也没住过一个月,多半还是在严夫人睡着后,他让孩子打开门偷偷溜进去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严夫人几个月前离了婚,城市节那天偶然碰见几十年很少见面的音乐家。音乐家主动上前,弹起吉它,唱起了古老的情歌,这勾起她对少女时代一段感情的回忆,寂寞中将音乐家带到家里住了一夜。这对奥国人来说,本是无所谓的事。可是他如同寄生虫找到了新的寄生体,退掉他的小屋,搬到黄房子,从一开始严夫人就没有同意。

又过了一周左右,音乐家对我说:“老板娘,我可否到店里的客房来住?”我说:“你可以来,住进前预交半个月宿费。”和他这种人打交到使人变得精明起来。他说了声“好”,从此失去了踪影。

大约半年后,我和瓦尔特在夜间加油站喝咖啡,又看到音乐家。那时我就要离开小镇,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曾打过交到的客人,突然产生一种留恋的感情。我想去和他打个招乎,刚一转身,只见他象贼一样溜出去,突然想起手里还有他一打欠条。这个音乐家,当初真该叫他娄阿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