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6）：庆竹之死

贺长文

请示领导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办法，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事态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不是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呢？我们蒙古包的知青一个都不在，我与其他知青又不交往，没人商量。

阶级斗争复杂、紧张，不知怎么，我的脑子绷得紧紧的，就怕王庆竹搞报复。

回到办公室我就琢磨，王庆竹要报复的首先可能就是知青，没准还就是我自己。因为他与其他农场住户没矛盾，多年相安无事，不会无缘无故去袭击他们。知青当中，除我之外又以李铁秋和衣兵两位女性最危险，因为她们身旁有枪，她们居住在大队的小学校里，离男知青住处较远，位置偏僻，如果王庆竹抢到枪危害就大了。我办公这排房子没人居住，後排是仓库与食堂。农场常住的男知青5个人一间房，他如果行凶，占不到任何便宜，不会轻易动手。我到男知青房间和小学校对北京知青做了嘱咐：手边要备有工具，出门要小心，夜间关好门，枪要保护好。晚上我就在办公室等着忠岱，我特地在门後备了把铁锹，以防不备。我准备再晚一点到王庆竹家附近转转，没有通知其他社员是因为不想把没谱的事情搞大。我对王庆竹从没有恶言相向，但谈话严肃没准他会怀恨在心。想到这儿我又感到一人呆在办公室里也很危险。

来大队部的蒙古族社员都回去了，草原的夜晚十分的静。可夜越静我心越慌，不时起身在屋内踱步，什么也不想干。心神不定中听见脚步声传来，我急忙转身防备，进来的却是忠岱。他气喘吁吁地跑来说：“王庆竹失踪了。”我脑子嗡的一下大了。 “你怎么看的？”我没好气儿地脱口而出。

他喘着气接着汇报说，每晚王庆竹都要来小卖部的外屋参加政治学习。社员学习从不叫他，每天的这段时间他与王庆竹是分开活动的，他一人留在王庆竹家，念及我的叮嘱，他不放心，就跑来趴在窗户上偷窥，发现王庆竹不在里面就急了，赶快跑来汇报。我连忙和他一起出来到了後排房子。我推开屋门扫了一眼，社员们正在学习，昏暗的煤油灯下一位知青在念报纸，真的没看见王庆竹。我转身就直奔小学校，再去到男知青的住处，因为有的知青不参加学习，我得看看。两处都没有意外发生，那是否外逃了呢？不可能，离边界还远着呢。没有交通工具，他跑不了。我回到小卖部的外屋，对正在听读报的社员说明情况，动员他们去寻找王庆竹。

社员们散去不久，正在我焦急的当口，苏和巴特尔跑来报告，发现王庆竹吊死在他们屋後的一口枯井内。想到他没有伤害他人，我先松了口气，紧接着又感到慌张，至今我还不知道农场什么地方有口枯井。我跟着苏和巴特尔等人跑到菜园後的枯井旁，伸头一看，王庆竹吊在井下，早没气了。人死的太突然了，是把他弄上来还是保护好现场？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人们围了过来，雪地上的脚印纷乱，我突然意识到现场被破坏了，对最後定案不利。我让社员赶紧离开此地以保护好现场（其实现场已经被破坏了）。当时只有公社才有电话，还是电影《上甘岭》中那种手摇电话，也只有到公社才能与旗公安局联系上。谁能摸黑赶到公社打电话向旗公安局报案呢？有骆驼可骑，又不会在黑夜里迷路的只能是苏和巴特尔了，于是便让他赶紧去公社报案。

我以为这人命的案子旗公安局会马上派人来，谁知天下大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足足等了一周多。等公安局来人的这几天可把我急坏了。犹豫不决，如果再将王庆竹的尸体提上来，同样破坏了现场，可是什么叫“破坏现场”，我也不清楚。还不如当时就这样做，我感到进退两难。

好不容易等到旗里派的人来了，带队的是扎木苏，他察看了现场，一脸的不高兴。现场离我的住处不远，进了屋，他就问我为什么不把人卸下来，我回答保护现场。他不屑一顾，询问了相关情况，我则如实做了汇报。起码两个多月我没有与王庆竹接触过，也没有将他列为牛鬼蛇神（正因如此，知道他举止异常後也没有派武装民兵看管他）。只是对他的履历再次进行了外调，外调人员还没有回来，没有逼供信等等，我解释说。扎木苏虽不满意我对尸体的处理，但也说不出我什么，毕竟我不是专业人员。也可能他是用批评我的“失误”掩盖他们的迟到。生产队里没有王庆竹的家人，农场的社员将尸体拉出井口埋掉了。这么重要的过程我却没有留下清晰的印象，大概是当时受了批评神经紧张顾不上了。记得的是，扎木苏临走前发现了屋里的照相机，问：“谁的？”

“我的。”

“借用一下。”

我点点头，不敢多问，让他将照相机拿走了（後来他托赵全明将相机带到公社还给了我）。

天寒地冻的，王庆竹在夜黑人静中悄悄地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开始总担心他有暴力倾向，还曾为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而暗自庆幸过。公安干警走後，我一方面自责没有处理好後事，一方面又庆幸自己能够脱身，公安局没有处分我的意思。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工作中我很难不背上思想包袱，我总在想，抓住他带着被监督改造的老婆来到草原的事、掘坟的事，算不算对他施压了？或许他胆子太小，或他有冤情，或畏罪，我的处置方法有什么问题么？如果当初照着马克斯尔说的去做，派民兵看着他，他可能不会有机会去寻死，反而能保住他的性命。我采取的办法虽比较符合政策，却害了他。我在哪些地方做错了？另一方面，保住了他性命，能否搞清楚问题呢？第一次外调，查出他瞒着生产队将正在被监督劳动的老婆带到草原。第二次外调，周钟林与何凤学在王庆竹老家见到了有马步芳大印的一张委任状，任命王庆竹为机场工程总监，这在当时起码应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历史问题。可现在人死了，新的调查结果也就不重要了。试想如果王庆竹没有自杀身亡，我还会坚持外调么？我受到的教育认为监工都是欺压民工的。旗公安局会立案么？凭什么立案？他有血债么？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问题。

王庆竹有个儿子，走前他的心里一定十分纠结，他是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的。掩埋了王庆竹，冬日的农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王庆竹自杀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各个浩特，牧民没什么反应。甚至连领导班子成员马永清和马克斯尔都没有就此事问过我一句话。挖肃运动中，队长朋斯格也是在大队部去世的。那次请来了法医做检查，牧民们关注度很高。还有就是对大队原会计高特布问题的关心也比这次高，高特布的贪污问题是军代表宣布的，根本就没细查，所以也不可能查清。我搞专案的目的是什么？对王庆竹的历史问题我应该坚持调查清楚为止么？他没有不法活动，能说他历史上跟过马步芳现在就与苏修、美帝遥相呼应么？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比较乱。

20多年後我回到了北京，一次与全明在一起，他无意中谈到在阿巴嘎旗教书时碰到过王庆竹的孩子，说这孩子还挺上进的（後来听说，这个孩子是王庆竹夫妇抱养的）。听到全明的话，我心里很难受。这孩子当时还是个初中学生，父亲死了，家也没了，他是怎样生活的？他心底是怎样认识父亲自杀这件事的？能想通么？我虽对王庆竹没打没骂，执行政策，力求调查清楚，但不等于没有伤害，我深感歉疚。对于孩子来讲，我就是个罪人。

此事在脑中缠绕，我想到年少学习的过程，做几何习题的时候每论证一步，公式後面都要画个括号，在括号内填上相关的定理，这样才严谨。我的作业曾经遭到老师的批评，原因是我觉得题目简单，道理都明白，省略了中间步骤，造成证明不严谨。也许经过这样的训练，在调查王庆竹的过程中，我也很谨慎，很努力地去寻找证据，想着以理服人。最初问他履历时我的态度与对待其他“盲流”没区别，在知道他老伴儿是一贯道坛主後询问他时才比较严肃。他不正面回答我，我没有更多更灵活的方法使他开口，我不知所措，心也慌。如果他一开始就如实地把工作地点叙述出来，时间点能接上，再从老家开出证明来，我就不会去调查了。可是运动中有人揭发了他，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我多少有点先入为主，加上他总是回避问题，弯弯绕，我的猜疑挥之不去，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据。

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受教育多年，认认真真工作，稀里糊涂犯错。同在一个生产大队的其他知青有的经过挖肃运动，对以後的运动知“难”而退。我走场一年半，对生产队不了解，对运动毫无体验。由于跟着军代表下浩特，不知不觉地就介入到运动中来了。我没有积极申请参与运动，却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工作，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信任。我们前仆後继努力适应社会，但当时只要参与政治运动几乎不可能不伤人。拔出萝卜能不带出泥吗？除非你不服从命令，不去拔萝卜。

特别是旗军管会的通知明确提出“根据锡盟前指指示，我组决定在全旗范围内，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社会调查运动，彻底清理我旗的敌特社会基础，把阶级阵线搞清。”（《伊和高勒知青记忆》文集125页）需要调查的11种情况中就包括了各种反动及会道门、来历不明、历史不清人员。知青可能对政策的理解把握不那么准确，但谁也不敢轻易否定这类人员的历史问题。尤其每次运动还要深挖，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萝卜尚有缨子露在地表，挖隐蔽的东西不翻土行么（谁能保证地下就一定有“货”呢）？这裹着萝卜土豆的泥土，就相当于阶级敌人身边的老百姓呀！知青参与政治运动的结果带来对他人的伤害，这或许是追求进步参与运动的知青们终身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