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是诚实”：武汉封城第七日

乐言经研

《圣经 · 创世纪》：上帝看到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生生不息，他造的人英俊健壮，很高兴，便决定把第七日作为休息的日子。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 · 加利亚：就我而言，从科学来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事。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从来没有尝试过，我们此时不能说这项措施会不会奏效。

自武汉封城之后，一直处于睡眠障碍中，醒来已经9点了。我不记得今天是大年初几，也不记得是几月几号。我只清楚地记得，这是封城第七天。

还躺在床上，习惯地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发小*敏同学的微信跳出来：“昨晚打针到转钟近1点才回家，昨晚体温37.3”。

这是好消息。敏同学的儿子高烧已经七天，这才降到38度以下。自从儿子高烧检查后发现双肺感染，“疑似病例”。几天来，她拖着儿子四处求医，但没有一家医院能接受住院治疗。我也找了某医院的一个领导，希望能照顾一下，他也无可奈何：“要住院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床位就没办法啊。”

敏同学向我不停地哭诉：“你不知道啊，每家医院都是人满为患，连挤进走道都难。哭声、哀求声，那个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这位同学在一个政法单位做领导，平时行为做事很“正能量”。这次，她痛斥道：我们的政府这是在干什么啊，这是在逼死人命啊！“你是记者，你得去现场看看，得让我们的领导知道这些啊。”

17年前，我在报社负责卫生线的报道时，“非典”疫情爆发。我们的报道团队如何全力投入，记忆犹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武汉是疫情的起源地。我现在任职的部门，几与疫情报道无关，只能时时刻刻关注着同事们的报道，揪心地看着他们冲到前线走进医院。头一天还被要求宣传“欢天喜地迎大年”，第二天就突然变脸。他们如今面对的环境，跟“非典”时期千差而万别，各种压力只有更大，没有最大。以致于同行张欧亚在微博上公开呼喊“武汉换帅”，引发广泛关注。

这是封城第七日。记得封城当天上午，急忙到小区边上的超市买蔬菜，早已被一抢而空，又急忙转到另一个小区内的集贸市场，赶到了一点尾子。如果晚到十分钟，估计会空手而归。其它时间，我足不出户，也没开过电视。一部手机、一部ipad，我试图通过它们了解外面的世界。

封城第七日，在我眼里，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天。

这一天，本单位、本小区，发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且有相识的同事。单位小区在东湖，距病毒发源地20多公里，中间还隔着长江呢。同天，传来黄石原市长杨晓波不幸染上“重症肺炎”去世的消息。接着，又从老乡那里传来消息，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老乡张振的母亲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这两位都是我认识的人，生命瞬间就被病毒夺走。 

毒魔离我越来越近，面目真切而狰狞。

一个朋友来电说，你注意到没有？今天周先旺怎么没有出现在媒体上？我没注意。头两天他接受央视专访，引起巨大回响：我们的防疫工作到底是在哪里出现了重大失误？

这是封城第七日。几乎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在复盘武汉关于疫情发展通报的每一步。头一天，好几位恩施朋友打电话跟我谈周先旺。三十多年前，我认识他时，他在建始县红岩寺镇镇长的任上，本分勤勉，之后他仕途平顺。当县长是全省最年轻的，从宣恩县长直接升任副州长，后来当州长，再调到省里任商务厅长。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在黄石市做市委书记，而市长，正是杨晓波。今天，一个正在风口浪尖，一个已命归黄泉，都是因为这前不可知的病毒，不禁让人感喟再三。

而我们，每一个武汉市民，何尝经历过这么大的阵仗？慌乱、紧张、焦虑、恐惧，在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于它突如其来。

这一天，“远远看着武汉人，喊加油；武汉人来到身边，喊滚！”成为当天的微信流行语。收到最多的视频，也是封城前出去的武汉人和湖北人在外地的遭遇：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被歧视、被侮辱、被驱赶，甚至被殴打。看着那一个个的场景，恍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某种场景的重现。仇恨的因子，是何时植入了我们民族的骨髓？

这时，我读到一封美国学校写给全体家长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信，信中最后写道：“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

我很害怕，当整个中国成为疫区时，世界各国像国内对待武汉人、湖北人那样对待中国人怎么办？

所以这天，我被一个微信群的群友一句话激怒了。他说：“500万病毒携带者跑到那里去，那里的人还会那么淡定吗？这个事一开始武汉是掩盖，官方是首责，民众中有的是不负责任，有的是求生。但若从疫区来还故意隐瞒，甚至到处跑，这就不能让其他城市的居民泰然处之了。”

我被激怒了：“你说的这是人话吗？500万人绝大多数都是正常春节放假出行。宣布封城之后，仅有几个小时能出行了。什么500万病毒携带者到处跑？什么是武汉掩盖？元月1日到8日，国家派来的专家组，有他妈的好几个院士，结论是：有限人传人，回京之后也没见建议国家发布疫情，X他妈的，一帮王八蛋，抢数据，抢报告，抢着写论文去了！”

这个微信群是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群，仅我一人身处围城之中。教授们都有涵养，不在意我的失态。

谣言越多，说明信息被严重垄断。没有充分而自由的信息流通，我们离真相就很远。即使我是一名记者，自认为善于从繁杂的信息中获取事实，但我也十分清楚，它们离全部的真相还十分遥远。

困守蜗居一周，越来越度时如年。失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多数是无声的交流。接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俊国电话，谈了十几分钟。这位文学教授忧虑地说，这次前无古人的封城行动，这场病毒灾难，城内城外、省内省外，无处不突显出系统性、国民性的问题。他想劫后好好写写，我说鲁迅以前都写完了。他回答说，鲁迅所处的中国，不是当今的中国。

晚上，各种官方数字出来了。不说数字，只看比例，成倍增长，疫情呈跳涨趋势。这是第一次潜伏期的首次高发。即使你不相信这些数字，每个数字背后，有多少悲伤的脸和煎熬的心？社交媒体里时不时传来有家人离世的消息。每一个亲人离世，都是一场悲剧。最让我感到凄凉的是，他们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程，没有一位亲朋好友能相送。一位患者去世了，与之接触的、一起生活的所有亲人也都在病中、在隔离中，也没有朋友能够前往探视。我不知道，有多少死者最终也没能住进医院，就在家中等待死神的降临……

封城几天后，医院物资不足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了。一边是政府“物资充分”言之凿凿，一边是医疗物资不断告罄，各大医院纷纷公开向社会向世界求助。

我手机里的微信群，最大的是母校复旦大学武汉校友会，有接近500人。前天晚上，群里正在讨论如何团结一致共抗疫情时，被意外封群了。昨天重建只有200来人时，群主就呼吁捐款捐物支持医院，我立即转发到我的大学班级群，当年的班长立即布置。今晚，不到24小时，就收到了36500元捐款。一个在广东的同学还以她父亲的名义捐款：“我父亲在武汉读的大学，他一直感恩这座城市。那里，还有他不少的至爱亲朋。父亲已于去年病逝，但我相信，给武汉关怀，是他的心愿。”我看了潸然泪下。在日本的同学立刻转发到日本复旦校友会，仅仅20小时，就收到36770元人民币的捐款。收款后，校友会立即购买防护服，送达定点医院。在这个群里，你看得见师弟师妹们传递信息、接送物资，忙忙碌碌，犹如在战场冲锋。

这是封城第七日。媒体报道方向明显有所分化。官媒注重引导，强调抗击疫情、无畏战斗的献身精神；自媒体则直面艰难、关注病患。前者宣告：好！一名82岁患者治愈出院！后者悲伤：糟！无新冠症状也能传染。而武汉市内的个人社交帐号更多地表达着他们求医过程中的呼号、愤怒、悲伤和无奈。

这是封城第七日。美国专机来汉，撤走了封城之中的美国公民，日本也撤走了在汉的日本公民。随后，更多的国家将从武汉撤走侨民。

深夜，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转发中新社关于方方的专访《武汉人最慌乱的日子已经过去》。我跟我们共同的朋友说，应该有下一句：武汉人最艰难的日子刚刚开始。

这是封城第七日。诚如法国作家加缪所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关于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