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文亮

  看到這一紙訓誡書，想到善良的醫生坐在公安人員面前，聽着那些可怕的詞彙，“違法活動”，“ 不思悔改”，“法律制裁”，“. . .”，說，“能”，“明白”，然後簽字，我想哭泣。

我們不是天才，我們不是貴人，我們不是高官，我們不是富豪，我們不是哲人，我們不是網紅，我們也不是強盜，不是土匪。像一粒可以延續生命的草籽，我們來到這世界上，就為享受一點點陽光，吸吮一絲絲雨露，輕觸一下友善的同類，感嘆一下生命的延續。我們沒有那樣多高貴的品質，偉大的哲理，害人的毒計，我們就想平平靜靜地生活一下而已。這點卑微的要求，如此寬的天，如此廣的地，不會不允吧！你是我們中的一個，所以我們知道你，但你比我們更善。你是醫生，你聽說有致命的病毒活動，你知道自己對之無能為力，於是你告知親友，要人們警惕防範。這是何等基本的人性，何等正常的倫理，就像那些大官大款大X們，尿來了要去馬桶一樣自然，更不須用醫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詞，“本着良心與尊嚴行醫，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顧念”，來拔高你的職業道德水平。但是你被無情抓進公安局，你被“訓誡”，你被指認犯了法，因為“你的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一個弱小，善良的醫生，如果能以此行為，輕而易舉就“擾亂了社會秩序”，那麼這個社會是多麼的沒有秩序！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後，我也被訓誡過，嘗過“擾亂了社會秩序”的滋味。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從收音機中聽到了“美國之音”關於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報道，在一次班裡的學習會上，說了一句，“北京的形勢很緊張”，這話不知道被哪位同學反映到系裡。系裡專門派了一位副主任，來我這裡“追查政治謠言”。首先問我說了這句話沒有，我知道抵賴是沒有用的，只能“好漢做事好漢當”。接着問我，從哪裡聽來的，這就比較麻煩。坦白收聽敵台，會有更大的“替敵人宣傳”的政治問題，便隨意扯道，“聽人說的”。想不到這又引出更為嚴謹的邏輯結果：“聽誰說的，告訴我們細節。”我慌了九神。這位副主任也看出了點什麼苗頭，說，回去好好想想，明天來告訴我。當天回去便找了好友串通，他說自己的廠是個十分不正規的單位，不會有人來管這些屁事，“把我的名字報給你們學校。”

第二天，把好友的名字報給系裡，便等着壞事來臨。

壞事沒有來，因為“四人幫”倒台了。

那位副主任後來告訴我，“我也不想來查那種事，我知道的謠言可能比你還多，學校盯着要搞，我有什麼辦法？”於是我就想象，校長此時也會說，“省里盯着要搞，我有什麼辦法？”

今天，李文亮的訓誡人一定也像當年的副主任一樣的處境，一級一級往上走，誰都沒有責任，責任只存在於那些才思橫溢的，在法制社會中難於理解的段子，笑話里。

44年過去了，為什麼一切還在重演，且愈演愈烈？

再過44年，這樣的事還會發生嗎？我們這一輩人是看不到了，但有人想得到。這就是為什麼那位世界有名的華為老闆，在奮鬥之餘，把女兒孫輩全都安放到這種事情發生的幾率較低的地方去的原因吧。

我不想稱李文亮為英雄，就像在紐約哈德遜河上拯救了155人的沙林博格機長，不願人稱自己為英雄一樣。今天的英雄都像是些收割點擊率的好手，而有良心的平凡人，才是正常社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