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73）：性的诱惑

贺长文

1968年下乡时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正直青春勃发的好时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锤炼”，这些年轻人不仅革命热情高涨，而且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活力四射。

六十年代，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缺少青春期教育。若对异性表现出兴趣，往往会被看作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而加以批判。奔向广阔天地後，社会的管教偏于宽松，天性慢慢自然表露。越是神秘的东西，越容易引发年轻人探究的兴趣。生理上的需求加之社会的熏染，便引出种种版本的情感故事，有诱惑，有失落，当然也会有收获。

情感故事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人们对情感的需求有如吃饭睡觉是存在所必须。可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草原与内地却大不相同。

生活在草原上的知青可能有别于生活在兵团或内地农场、农村的知青，有更多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孤独单调的生活也更需要温暖的注入。受到的性刺激与诱惑也更具特色，比如到少数民族聚集地必须得学习一点儿当地的语言。学问、学问，学离不开问。知识青年好学，刚到草原急于学习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蒙语，往往是见什么问什么，这个蒙语怎么说，那个蒙语怎么讲，见谁问谁，从无顾虑。知青们来了，食堂宰羊。知青们没见过宰羊的过程，围看时边看边问，既观摩宰羊的过程也学习蒙语。羊肚子一破开，内脏移出来，好多东西没见过。幼稚的知青指着肢解的器官，大声询问这是什么，蒙语怎么说。既希望知道它是个什么器官，也希望得知蒙古语的发音，然後口中念念有词，重复着蒙语的发音，有的知青还拿出笔记本记用汉字标注上蒙古语的发音。碰到性器官，没人正面回答你，真诚的学习态度招来一片笑声。从周围人的笑声中，你开始还莫名其妙，甚至还在继续追问，等悟到什么不便，反而自己弄个大红脸。这才放弃了刨根问底的念头。知青在草原，纯真与幼稚就是在这样的笑声中孕育着“成熟”的。拿这些性器官开玩笑，各地、各民族里可能都有，但从学习语言这个角度，取笑认真的学习态度，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完全无关的事，有的人也能有意把它与“性”联系在一起。比如水井的蒙古语发音为“豁达可”，你复述着刚刚知道的蒙语“井”的发音，可能不十分准确，旁边的人会笑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告诉你，“豁达可”不能发成“呼达克”，在你还没回过神儿的片刻，他会主动暗示你，那是女人身上最不好的东西。其实不是什么不好，是不便说。他的汉语表述得并不确切，但足以让你领悟到那与性有关。你多学了一个蒙语单词，也多得到一次性的暗示，我们生产队有人就是这样与知青开玩笑的。这样的事虽不十分普遍，但在知青中传播得很快。

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或事情若与“性”牵连上就变得神秘了。类似的情况我自己也遇到过。一次，大家都在羊圈里抓羊，两只狗在圈外追打狂吠着搅在一起。我直起身，看见两只狗叠在一起，顺口说了句：“那两只狗打起来了，快给它们分开吧。”我是嫌它们太闹得慌，也怕它们打斗受伤。可低头干活儿的人们抬起头看了看，不但没人响应却都看着我笑，小孩子们也如此。弄得我挺尴尬，被笑傻了。原来这两只狗到了发情期，是“爱”的表现，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北京城里的狗50年代初就被打光了，狗都见不到，何谈狗的“爱”。我不懂，而草原上的人们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却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知识青年认真的无知成了笑柄。

1968年10月份，我被派到配种站工作，具体过程不再赘述。这可能是我到草原後最早一次直接接触牲畜的“两性”问题。因为在学校从来没接触过，没有任何知识储备与思想准备。很难准确说出这项工作对正处于青春期的知识青年有什么影响，但不会没有影响。事实上也是，我们西部忙着给羊配种，东面不久便传出有女知青与蒙古族小伙儿有了什么。有了什么，并不清楚，但话里话外总会让你感觉到是男女之间的什么。

更有奇妙的，队里的盲流中传播着人与羊的风流韵事，云山雾罩的。不知盲流们是否因为这个人一直单身在拿他开涮，这让知青们一时难辨真假。刚到草原，这种事很难想象。呆久了，体验到草原的原生态，我想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过去闻所未闻的事将来便可能见怪不怪。这个段子传来，大家也只把它当个玩笑，没人去考究，知青们也很少议论。但动物们在发情期的冲动形成的视觉“污染”或“轰炸”，对长期与之为伍又处于情感沙漠中的人来讲，不会不产生“诱惑”。草原上久居的人们，从刚刚懂事时起，便开始接受性的启蒙教育，阴阳交媾本也是与天地、与生理和谐共存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事牧区一般没人在意，倒是多少受点儿孔孟之道影响的盲流们津津乐道这些男女之事，对话中有意无意地总要扯到这上面来。一次与苏瑞林一起骑马从公社回生产队，路上他问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在一间屋里，他俩会干什么事？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怪，好多事可以干呀！而他却诡秘的一笑，他所指就是性事。

与我们一起到阿巴嘎旗插队的几百名知青中只有一对夫妻，他们年龄稍大，好像是特批的。大多数知青当时年龄都在21岁以下，15岁以上，正处在“性”成熟阶段，都属思想上尚未开化的健康男女。安排上山下乡的领导比知青们成熟，接收知青时一般严格按男女比例接收与安排，没有学校、年龄的区分，只有男女数量的平衡，依据可能便是考虑到知青们要扎根儿一辈子。知青们没想到的，领导已安排好了。他们想没想过知青与当地青年的组合我不知道，但有人想到了，她便是我同学的母亲。那时社会上的提法是扎根边疆，注销了北京户口你一辈子就是边疆的人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要说回北京，就是你从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也是“梦”。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很少有人敢置疑。离京前，有位同学告诉我，他母亲说了，找对象最好找一位当地的姑娘成家。这不可不谓是一位有阅历老人的经验之谈。北京帅小伙儿在当地找的姑娘不会差；同理，北京丫头找个当地小伙，一般也会是在当地有根基的佼佼者。老人明白，年轻人在外无依无靠，成家立业不易呀！知青中也有不少在牧区结婚生子的，但没有几对新人是自己买了蒙古包或以一己之力盖了房子的。知青比盲流在自立方面能力差远了。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知青的父母不仅关心着下乡子女的前途，也担心着他们的终身大事。为人父母，各民族老百姓对儿女的关心都是相同的。蒙古族老额吉中也不乏心肠炽热者，关心蒙古族青年的婚姻大事，自然也关心着自己的知青儿女。按照老人的思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同内地的父母一样，老人们为年轻人婚事着想或比年轻人还急。由于老人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常常促成了青年之间的交往。这些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证，草原上的人们心地都是善良的、纯洁的。但是，善良与纯洁在一个被严重污染的社会环境里很难结出美好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