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73）：性的誘惑

賀長文

1968年下鄉時我們這些知識青年正直青春勃發的好時段。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錘鍊”，這些年輕人不僅革命熱情高漲，而且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活力四射。

六十年代，絕大多數知識青年缺少青春期教育。若對異性表現出興趣，往往會被看作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表現而加以批判。奔向廣闊天地後，社會的管教偏於寬鬆，天性慢慢自然表露。越是神秘的東西，越容易引發年輕人探究的興趣。生理上的需求加之社會的薰染，便引出種種版本的情感故事，有誘惑，有失落，當然也會有收穫。

情感故事時時處處都可能發生，人們對情感的需求有如吃飯睡覺是存在所必須。可對待這種事情的態度，草原與內地卻大不相同。

生活在草原上的知青可能有別於生活在兵團或內地農場、農村的知青，有更多男女單獨相處的機會，孤獨單調的生活也更需要溫暖的注入。受到的性刺激與誘惑也更具特色，比如到少數民族聚集地必須得學習一點兒當地的語言。學問、學問，學離不開問。知識青年好學，剛到草原急於學習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蒙語，往往是見什麼問什麼，這個蒙語怎麼說，那個蒙語怎麼講，見誰問誰，從無顧慮。知青們來了，食堂宰羊。知青們沒見過宰羊的過程，圍看時邊看邊問，既觀摩宰羊的過程也學習蒙語。羊肚子一破開，內臟移出來，好多東西沒見過。幼稚的知青指着肢解的器官，大聲詢問這是什麼，蒙語怎麼說。既希望知道它是個什麼器官，也希望得知蒙古語的發音，然後口中念念有詞，重複着蒙語的發音，有的知青還拿出筆記本記用漢字標註上蒙古語的發音。碰到性器官，沒人正面回答你，真誠的學習態度招來一片笑聲。從周圍人的笑聲中，你開始還莫名其妙，甚至還在繼續追問，等悟到什麼不便，反而自己弄個大紅臉。這才放棄了刨根問底的念頭。知青在草原，純真與幼稚就是在這樣的笑聲中孕育着“成熟”的。拿這些性器官開玩笑，各地、各民族裡可能都有，但從學習語言這個角度，取笑認真的學習態度，在其他地方這樣的機會就不多了。完全無關的事，有的人也能有意把它與“性”聯繫在一起。比如水井的蒙古語發音為“豁達可”，你複述着剛剛知道的蒙語“井”的發音，可能不十分準確，旁邊的人會笑着用半生不熟的漢語告訴你，“豁達可”不能發成“呼達克”，在你還沒回過神兒的片刻，他會主動暗示你，那是女人身上最不好的東西。其實不是什麼不好，是不便說。他的漢語表述得並不確切，但足以讓你領悟到那與性有關。你多學了一個蒙語單詞，也多得到一次性的暗示，我們生產隊有人就是這樣與知青開玩笑的。這樣的事雖不十分普遍，但在知青中傳播得很快。

一件再自然不過的東西或事情若與“性”牽連上就變得神秘了。類似的情況我自己也遇到過。一次，大家都在羊圈裡抓羊，兩隻狗在圈外追打狂吠着攪在一起。我直起身，看見兩隻狗疊在一起，順口說了句：“那兩隻狗打起來了，快給它們分開吧。”我是嫌它們太鬧得慌，也怕它們打鬥受傷。可低頭幹活兒的人們抬起頭看了看，不但沒人響應卻都看着我笑，小孩子們也如此。弄得我挺尷尬，被笑傻了。原來這兩隻狗到了發情期，是“愛”的表現，在北京城裡長大的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情況。北京城裡的狗50年代初就被打光了，狗都見不到，何談狗的“愛”。我不懂，而草原上的人們不論大人還是小孩卻不以為然，習以為常。知識青年認真的無知成了笑柄。

1968年10月份，我被派到配種站工作，具體過程不再贅述。這可能是我到草原後最早一次直接接觸牲畜的“兩性”問題。因為在學校從來沒接觸過，沒有任何知識儲備與思想準備。很難準確說出這項工作對正處於青春期的知識青年有什麼影響，但不會沒有影響。事實上也是，我們西部忙着給羊配種，東面不久便傳出有女知青與蒙古族小伙兒有了什麼。有了什麼，並不清楚，但話里話外總會讓你感覺到是男女之間的什麼。

更有奇妙的，隊裡的盲流中傳播着人與羊的風流韻事，雲山霧罩的。不知盲流們是否因為這個人一直單身在拿他開涮，這讓知青們一時難辨真假。剛到草原，這種事很難想象。呆久了，體驗到草原的原生態，我想在極端的情況下一切都有可能發生，過去聞所未聞的事將來便可能見怪不怪。這個段子傳來，大家也只把它當個玩笑，沒人去考究，知青們也很少議論。但動物們在發情期的衝動形成的視覺“污染”或“轟炸”，對長期與之為伍又處於情感沙漠中的人來講，不會不產生“誘惑”。草原上久居的人們，從剛剛懂事時起，便開始接受性的啟蒙教育，陰陽交媾本也是與天地、與生理和諧共存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些事牧區一般沒人在意，倒是多少受點兒孔孟之道影響的盲流們津津樂道這些男女之事，對話中有意無意地總要扯到這上面來。一次與蘇瑞林一起騎馬從公社回生產隊，路上他問我，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關在一間屋裡，他倆會幹什麼事？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怪，好多事可以干呀！而他卻詭秘的一笑，他所指就是性事。

與我們一起到阿巴嘎旗插隊的幾百名知青中只有一對夫妻，他們年齡稍大，好像是特批的。大多數知青當時年齡都在21歲以下，15歲以上，正處在“性”成熟階段，都屬思想上尚未開化的健康男女。安排上山下鄉的領導比知青們成熟，接收知青時一般嚴格按男女比例接收與安排，沒有學校、年齡的區分，只有男女數量的平衡，依據可能便是考慮到知青們要紮根兒一輩子。知青們沒想到的，領導已安排好了。他們想沒想過知青與當地青年的組合我不知道，但有人想到了，她便是我同學的母親。那時社會上的提法是紮根邊疆，註銷了北京戶口你一輩子就是邊疆的人了。嚴格的戶籍制度不要說回北京，就是你從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也是“夢”。學生也好，家長也好，很少有人敢置疑。離京前，有位同學告訴我，他母親說了，找對象最好找一位當地的姑娘成家。這不可不謂是一位有閱歷老人的經驗之談。北京帥小伙兒在當地找的姑娘不會差；同理，北京丫頭找個當地小伙，一般也會是在當地有根基的佼佼者。老人明白，年輕人在外無依無靠，成家立業不易呀！知青中也有不少在牧區結婚生子的，但沒有幾對新人是自己買了蒙古包或以一己之力蓋了房子的。知青比盲流在自立方面能力差遠了。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知青的父母不僅關心着下鄉子女的前途，也擔心着他們的終身大事。為人父母，各民族老百姓對兒女的關心都是相同的。蒙古族老額吉中也不乏心腸熾熱者，關心蒙古族青年的婚姻大事，自然也關心着自己的知青兒女。按照老人的思維，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同內地的父母一樣，老人們為年輕人婚事着想或比年輕人還急。由於老人的介入，在某種程度上也常常促成了青年之間的交往。這些事情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證，草原上的人們心地都是善良的、純潔的。但是，善良與純潔在一個被嚴重污染的社會環境裡很難結出美好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