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73):性的诱惑
贺长文
1968年下乡时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正直青春勃发的好时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锤炼”,这些年轻人不仅革命热情高涨,而且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活力四射。
六十年代,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缺少青春期教育。若对异性表现出兴趣,往往会被看作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而加以批判。奔向广阔天地後,社会的管教偏于宽松,天性慢慢自然表露。越是神秘的东西,越容易引发年轻人探究的兴趣。生理上的需求加之社会的熏染,便引出种种版本的情感故事,有诱惑,有失落,当然也会有收获。
情感故事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人们对情感的需求有如吃饭睡觉是存在所必须。可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草原与内地却大不相同。
生活在草原上的知青可能有别于生活在兵团或内地农场、农村的知青,有更多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孤独单调的生活也更需要温暖的注入。受到的性刺激与诱惑也更具特色,比如到少数民族聚集地必须得学习一点儿当地的语言。学问、学问,学离不开问。知识青年好学,刚到草原急于学习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蒙语,往往是见什么问什么,这个蒙语怎么说,那个蒙语怎么讲,见谁问谁,从无顾虑。知青们来了,食堂宰羊。知青们没见过宰羊的过程,围看时边看边问,既观摩宰羊的过程也学习蒙语。羊肚子一破开,内脏移出来,好多东西没见过。幼稚的知青指着肢解的器官,大声询问这是什么,蒙语怎么说。既希望知道它是个什么器官,也希望得知蒙古语的发音,然後口中念念有词,重复着蒙语的发音,有的知青还拿出笔记本记用汉字标注上蒙古语的发音。碰到性器官,没人正面回答你,真诚的学习态度招来一片笑声。从周围人的笑声中,你开始还莫名其妙,甚至还在继续追问,等悟到什么不便,反而自己弄个大红脸。这才放弃了刨根问底的念头。知青在草原,纯真与幼稚就是在这样的笑声中孕育着“成熟”的。拿这些性器官开玩笑,各地、各民族里可能都有,但从学习语言这个角度,取笑认真的学习态度,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完全无关的事,有的人也能有意把它与“性”联系在一起。比如水井的蒙古语发音为“豁达可”,你复述着刚刚知道的蒙语“井”的发音,可能不十分准确,旁边的人会笑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告诉你,“豁达可”不能发成“呼达克”,在你还没回过神儿的片刻,他会主动暗示你,那是女人身上最不好的东西。其实不是什么不好,是不便说。他的汉语表述得并不确切,但足以让你领悟到那与性有关。你多学了一个蒙语单词,也多得到一次性的暗示,我们生产队有人就是这样与知青开玩笑的。这样的事虽不十分普遍,但在知青中传播得很快。
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或事情若与“性”牵连上就变得神秘了。类似的情况我自己也遇到过。一次,大家都在羊圈里抓羊,两只狗在圈外追打狂吠着搅在一起。我直起身,看见两只狗叠在一起,顺口说了句:“那两只狗打起来了,快给它们分开吧。”我是嫌它们太闹得慌,也怕它们打斗受伤。可低头干活儿的人们抬起头看了看,不但没人响应却都看着我笑,小孩子们也如此。弄得我挺尴尬,被笑傻了。原来这两只狗到了发情期,是“爱”的表现,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北京城里的狗50年代初就被打光了,狗都见不到,何谈狗的“爱”。我不懂,而草原上的人们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却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知识青年认真的无知成了笑柄。
1968年10月份,我被派到配种站工作,具体过程不再赘述。这可能是我到草原後最早一次直接接触牲畜的“两性”问题。因为在学校从来没接触过,没有任何知识储备与思想准备。很难准确说出这项工作对正处于青春期的知识青年有什么影响,但不会没有影响。事实上也是,我们西部忙着给羊配种,东面不久便传出有女知青与蒙古族小伙儿有了什么。有了什么,并不清楚,但话里话外总会让你感觉到是男女之间的什么。
更有奇妙的,队里的盲流中传播着人与羊的风流韵事,云山雾罩的。不知盲流们是否因为这个人一直单身在拿他开涮,这让知青们一时难辨真假。刚到草原,这种事很难想象。呆久了,体验到草原的原生态,我想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过去闻所未闻的事将来便可能见怪不怪。这个段子传来,大家也只把它当个玩笑,没人去考究,知青们也很少议论。但动物们在发情期的冲动形成的视觉“污染”或“轰炸”,对长期与之为伍又处于情感沙漠中的人来讲,不会不产生“诱惑”。草原上久居的人们,从刚刚懂事时起,便开始接受性的启蒙教育,阴阳交媾本也是与天地、与生理和谐共存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事牧区一般没人在意,倒是多少受点儿孔孟之道影响的盲流们津津乐道这些男女之事,对话中有意无意地总要扯到这上面来。一次与苏瑞林一起骑马从公社回生产队,路上他问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在一间屋里,他俩会干什么事?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怪,好多事可以干呀!而他却诡秘的一笑,他所指就是性事。
与我们一起到阿巴嘎旗插队的几百名知青中只有一对夫妻,他们年龄稍大,好像是特批的。大多数知青当时年龄都在21岁以下,15岁以上,正处在“性”成熟阶段,都属思想上尚未开化的健康男女。安排上山下乡的领导比知青们成熟,接收知青时一般严格按男女比例接收与安排,没有学校、年龄的区分,只有男女数量的平衡,依据可能便是考虑到知青们要扎根儿一辈子。知青们没想到的,领导已安排好了。他们想没想过知青与当地青年的组合我不知道,但有人想到了,她便是我同学的母亲。那时社会上的提法是扎根边疆,注销了北京户口你一辈子就是边疆的人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要说回北京,就是你从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也是“梦”。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很少有人敢置疑。离京前,有位同学告诉我,他母亲说了,找对象最好找一位当地的姑娘成家。这不可不谓是一位有阅历老人的经验之谈。北京帅小伙儿在当地找的姑娘不会差;同理,北京丫头找个当地小伙,一般也会是在当地有根基的佼佼者。老人明白,年轻人在外无依无靠,成家立业不易呀!知青中也有不少在牧区结婚生子的,但没有几对新人是自己买了蒙古包或以一己之力盖了房子的。知青比盲流在自立方面能力差远了。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知青的父母不仅关心着下乡子女的前途,也担心着他们的终身大事。为人父母,各民族老百姓对儿女的关心都是相同的。蒙古族老额吉中也不乏心肠炽热者,关心蒙古族青年的婚姻大事,自然也关心着自己的知青儿女。按照老人的思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同内地的父母一样,老人们为年轻人婚事着想或比年轻人还急。由于老人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常常促成了青年之间的交往。这些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证,草原上的人们心地都是善良的、纯洁的。但是,善良与纯洁在一个被严重污染的社会环境里很难结出美好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