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74）：草原的爱

贺长文

爱，没有成功与否，爱就爱了，享受的是过程，足矣，不能完全以成婚与否来界定。北京知青在草原上的爱也有步入婚姻者，这方面宣传较多的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与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的爱情与婚姻。

性的解放，爱的追求，往往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就知青这一代而言，我们看到和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卷入了多少风华正茂的青年难以统计。青年人向往变革，爱“革命”，而革命的“爱”回报青年的并非都是幸福。社会发展的车轮碾碎的永远包括年轻人的梦与青年人的爱。泛泛而言，知青们过早体验的爱或迟来的爱，往往都饱蘸了时代的艰辛。凤凰卫视做过有关内蒙知青的节目，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北京知青与蒙族牧民青年的婚姻有家庭完美的，也有最终分开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去接受的观念成了垃圾，怎样的选择才能继续维护甚至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幸福到永远呢？做到可能很难。历史是延续的，与时俱进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血脉更不可随意割断。从这点看，也许当初没有步入婚姻的爱，後来倒可能成全了两人、两个家庭的幸福。 这一点上，牧民们的认识与做法与内地人不同。他们的梦不远，容易实现，他们的爱实际，永远在享受之中。

放鼻疽病马群的羌吉尔与道日玛要好。我在道日玛家放羊时，因为整天在外面，从没碰到过他们在一起。全明与羌吉尔放同一群马，知道他常去谁家。他告诉过我，羌吉尔来我们浩特时，道日玛的丈夫小江布拉肯定不在家。用现在的话来陈述就是，第三者一来，“第一者”自动回避。这看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其实小江布拉另有自己的相好，他不仅是回避，也正好去寻自己的相好。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本不应该出现这种事，开始也不理解，更不理解为什么出了这种事彼此相处还会相安无事。类似的事，队里不止一起，甚至孩子与其他人长得一模一样，做父亲的也能泰然处之，比如丹巴拉钦的大儿子苏雅拉图便与朋斯格长得一模一样，其他人明知何故也不会说三道四。要是在内地，这起码是父母某方道德败坏的表现，甚至孩子也会遭众人背後指指点点。蒙古族牧民在这类事上表现出的宽容，令我吃惊。

俗话说，入乡随俗，知青在这方面表现得也很不俗。曾出了件“惊天动地”的事，一位帅气的北京知青与队长夫人有染。要是一般牧民也就罢了，可这位队长不仅远近闻名，甚至全国闻名，正红的发紫。他是军管後树立的新典型啊。听到这消息，我心里真为这位知青捏了把汗，为他担心，不知他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平静了几天之後，没有什么不好消息传出。据传这位队长坐起身来点上煤油灯，不仅用毛泽东思想把这位男知青武装了一番，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夫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不能带坏了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没给这位知青处罚，当然也没有限制他後来的调动。这事不是“往事如烟”，而是“即刻飘散”，当时就风消云散了。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内地，绝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在学校、工作单位这类事更要记入档案，岂肯轻易放过。领导放不过，群众也不放过，肯定会是个被津津乐道的“连续剧”。事情这样平和地结束，让我意外。是因为当时队长“红袍夹身”不便张扬，还是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或是蒙古民族的宽容性，我一直没想通。但对这位知青来说，真是碰到了“圣人”，否则他的档案上绝对会因此留下一笔。战国时代的哲人告子说：“食色，性也”。人生在世男女相亲本与吃饭一样，属本性所需，不可或缺。可最高指示讲“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男女青年的爱便与阶级斗争挂上了钩，受到舆论的左右。文革风暴之中，草原上纯天然的“爱”必然受到干扰。

尽管如此，年轻人的爱，无论是知青的，牧民的，还是二者之间的，都可能冲破最高指示的牢笼与桎梏，随心所欲，天性不可逆。诺日布桑布是我们生产队的政治明星，他与我们队的大美人、牧主之女嘎日布的婚姻便冲破了组织与世俗对他们的束缚。这样的佳配，公社也有一对。才子佳人或英雄美女天然就相互吸引。对“爱”的曲解宣传只能误导年轻的一代，但并不能改变“爱”的本性。

很多冲破这种人为划界阻隔的知青，其爱尤为单纯，可纯洁的爱也不一定就有好的结局。 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26号文件提到“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必须依照《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坚决给予打击。凡是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青年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才一年半，送到农村的城里姑娘便被蹂躏，让中央不得不赶紧发了这个有关知青的重要文件，并改变了插队的做法，“采取由干部带领并且配上医护人员和教师集体插队”的方式，可见类似问题的严重性。仓促应对，本来是对知青运动的一种补救，可有时“好”事也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从性别上来讲，女性比男性性成熟要早。体弱的女知青在高强度的劳动中更需要关爱，所以女知青在性爱方面更容易受到诱惑。从年龄上来讲，年龄大者定力强，反而是年龄偏小的女知青动情更早。年龄小考虑问题简单，没有太多顾虑与思想包袱。这些年龄小的女知青与当地小伙儿的情感，往往造成未婚先孕。若小伙子出身不好便会生出事端，运动中往往被怀疑是在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阿巴嘎旗北部公社的一位女知青十四岁到草原，在艰苦放牧的过程中她得到了牧民的热心相助，在打发孤独的的日子里她得到一位已婚牧民的倾心关爱。日久生情，她未婚先孕，被内迁至三线白音德力格牧场。爱的人即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她的申述无人理睬，孤独无助，桃李年华已阅尽人间沧桑。南迁不久，她尸沉扎罕贡湖，时年不足20岁，是溺水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无人知晓，此事在草原留下了一段纯情、凄婉的故事。对她的作为可以认为太幼稚、太单纯，但绝不能怀疑她的真情，世上唯真永恒。

此事在草原上引起了各种议论，传说也衍生出多种版本。她是被骗、被迫怀孕，还是两情相悦至今也难说清。但对方从判刑8年到改判3年，没有她的努力，在当时严打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她也没有告发那位年轻牧民。她从边境公社被南迁到“三线”，最终离开了人世，令人惋惜。殉情也罢，屈辱也罢，溺水也罢，无论因情还是被辱，她都无罪。总体而言，草原上的牧民对女知青绝大多数都是关爱有加，侮辱女知青的案例非常罕见。

其实男知青与蒙古族姑娘的情感发展也有未婚先孕的情况发生。这时往往是女方家长考虑更多一些，男知青有时只能“忍痛割爱”，很不情愿地结束这段纯真的爱。家长不接受跨民族的婚姻，这种情况在蒙汉两个民族，在北京与草原两地都有存在。这里有家庭出身的顾虑，也有其他的偏见。年轻人的婚姻往往牵连着两个家庭，影响着两个人今後的发展。草原上的知青与少数民族青年的婚恋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我公社一名男知青回京後不久因病去世，生前竟不知道在草原上留下後代。几十年後在其他知青的帮助下，发生了祖母来草原认亲的感人至深的一幕。

草原知青的情感“故事”多为初恋，比较纯洁，但除了受到政治理念与世俗观念的干扰，还有知青本身的幼稚。知识青年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失去了学习机会便只能用亲历来补偿。

地广人稀的草原上有些观念与内地是不同的。草原上过去很多男性从小要去当喇嘛，去当兵，造成区域性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妇女从事繁重的劳作，往往孤立无援需要帮助，劳作中自然会产生感情。草原虽大，蒙古包却不大，条件所限，男男女女常常不得不挤在一起入睡。青年妇女、身强体壮的喇嘛都不会清心寡欲了此一生，性病传播也就在所难免。历史与环境造就出的民族风俗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也没能根除，每年生产队里的民兵整顿，几乎都要涉及到这类问题，但解放後草原上基本消灭了性病，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项不容置疑的伟大成就。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文化大革命中已被大陆的老老少少背得滚瓜烂熟，可你从毛主席的语录或著作中却很难找到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对某事的阐述。在1970年代初国内出版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译本，那时管中译本叫原著，虽然这不是正确的说法。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经典读物主要只有一套书——毛泽东选集，文章也不是原文。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中译本出版得不多，真正的原著（包括中译本）实际上我们中学生接触不到，也读不懂。普通百姓大都热衷于紧跟形势，喊口号，搞运动，认真钻研理论的几乎没有。因为钻了牛角尖就要犯错误，比如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能否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这个问题，运动初期我们学生之间就探讨过。当时的口号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再发展了吗？我们中学生也不是没有想法，但不能深究，最後只能是随大流。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从毛选全集到老三篇，最後落到读语录，接着从毛主席语录又学到林彪语录。我在成都甚至看到墙上贴着蒯大富语录。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理解最後归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最终就剩了四个字“造反有理”。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了解不是一知半解，是根本没有。读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译本，我才知道原来恩格斯还写过这么通俗易懂的理论著作。知道了一夫一妻制稳定的婚姻关系并不是出自夫妻之爱，而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并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种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它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後一种婚姻家庭形式。它和私有制，和国家、政党一样，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也就有一个消亡的过程。这使我眼界大开，原来关于婚姻还有这么多的理论和精辟的分析。我逐渐理解了蒙古族牧民对待婚姻的态度和对婚外情的柔性处理方式，它很现实，套个时髦的词，叫做“以人为本”。草原上发生的许多“爱”既维持了家庭的稳定，又促进了生产（包括人口的增长），也维系了性爱的本质。

我国在春秋战国以後逐渐将一夫一妻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但实质上还是一夫多妻制。到中华民国时一夫一妻的婚姻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至1950年4月13日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才彻底根除了纳妾的陋习。我国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婚姻习俗，知识青年知识少，知识面窄，很多人只知道一夫一妻制，不知道还有其他婚姻形式。只知道大美人王昭君嫁到匈奴，不知道其夫呼韩邪单于亡後，王昭君依照匈奴的习俗又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当年知青们不知道的还有，在我国境内至今还存在着其他的婚姻形式，比如泸沽湖“女儿国”的走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蒙古民族世世代代传流下来的一些习俗一方面还在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挑战。年轻一代对爱情的追求渐渐失去以往的宽容与享受，缺少了耐心，更热衷于横刀立马，刀斩乱麻，快哉，快哉。甚至为了“爱”而不畏流血，无视生命。

公社武装部长宝泉一表人才，新婚妻子也很漂亮。他有多壮实呢？我们一起在旗里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排球赛，我用五个手指托排球还怕手指戳了，他硬是可以用手指尖去迎飞来的排球。用虎背熊腰来描述他的体形毫不为过。不知他会不会点儿武功，仅凭他这身段一般两三个人也奈何他不得。他暗恋上女知青，要与妻子离婚。由于来公社探亲的妻子刚生小孩不久，他没有达到离婚目的。他一时糊涂，利用公社放映露天电影妻子不在家的空儿，回家将自己的孩子弄死，趁着月黑风高将孩子掩埋了。事後，猜疑四起，人们都推测是他做的案。可因为他体壮如牛，枪不离身，枪法又好，谁也不敢动他。阿巴嘎旗公检法机关的人也怕他三分，一直无法将其捉拿归案。直到第二年春天打狼回到公社，公检法的人趁大家在食堂里哄抢狼内脏的机会才将他一举拿下，经审讯後宝泉被法办。此事轰动了整个阿巴嘎旗，一个好好的干部被爱蒙住了眼，就这样毁灭了自己，毁了一个家庭。

前文讲到“这一年没打到狼，第二年打到了，而且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指捕获宝泉的事。每每有人提及此事，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那个高高个子、白皮肤红脸膛的英俊小伙儿笑眯眯的样子。虎毒尚不食子，他的所为可谓丧尽天良。我为他的一念之差而惋惜，总想着当初若有朋友劝劝他，也许他不会走上这条绝路，两条人命啊！

1995年回大队，我们发现本应长大成人的苏雅拉图不在了。不是因为醉酒、车祸，而是他枪杀了侮辱其女友的宝音达来後自杀了。细节我并没有去了解，但按蒙古族的习俗，姑娘尤其在结婚前不属于某个人，她属于整个民族。婚前性行为谈不上是受西方开放思想的影响，怎么会为此草草丢了两条人命啊！我为苏雅拉图惋惜。蒙古民族是一个和善的民族。我在草原四年多，确实没看见过蒙古族牧民打架或者吵架的。年轻一代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这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为了异性的杀戮不是爱情，无论受害者是谁。电视节目《动物世界》中常常有雄性动物为争夺交配权打斗的场面。最残酷的场面也只是失败者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少有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因为这不是打斗的目的。有的动物仅以展示高亢的歌声，美丽的羽毛或强壮的体魄战胜对手，赢得芳心。在追求爱情方面，人类竟没有表现出远远高于其他动物的智商，不能不说是一种进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