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76):迟来感觉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0年03月08日22:04:44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马背上的青春(76):迟来感觉 贺长文
都说无知者无畏,知识青年可谓是“无知者”,所以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赴汤蹈火,为扑灭山火,为抢救国家财产,哪怕是像金训华那样为一根木头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都是从小教育的“硕”果。我至今还能记起锡林浩特医院门口看到的那一幕,几位兵团女战士们在医院外面相拥在一起痛哭,大楼里面正在抢救被烧伤的战友,她们都是救火英雄。 其实无知者也快乐。无知者的快乐基于温饱与无求。俗话讲,人有三件宝,丑妻、薄田、破棉袄。薄田、破棉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在牧区从经济基础来讲温饱无忧,但快乐还需无求,思想简单了就快乐。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来到边疆与羊为伍。毛主席对青年人讲,“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每天放羊比太阳起得还早,一直伴着太阳落山。不知道早期投身革命的先辈们干过几年农活,做过几年工,受过几年剥削,也不知道再教育的具体内容,不知道对自己的再教育要几年才能毕业。毛主席说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我背负着什么希望?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有所作为?放羊、参加运动就是“有所作为”么?自己的希望是什么?一片模糊。那时没有招工与上学的出路,知青们一样都在接受“再教育”。没有了学习的压力,也没有了出路的选择,只能把自己交给命运,等着安排。没有了差别,没有了竞争,想到出路就产生郁闷,忘记了未来就平安度日,傻得单纯,乐得天真。 还有一宝,丑妻。这个选择有点背离了一般人的思维方式。 追求美是一切生物的通性,怎么会选个丑的做宝呢?不过在草原劳动几年後,当许多知青开始考虑成家问题时我还没顾及到,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接触到女知青的机会太少。因为我们队的知青多分散在浩特里劳动,几年里仅与几位女生讲过几句话,大部分女生还是刚来时开知青会见过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因此影响“前程”,自己的“前程”还看不清、想不出,想两个人的“前程”问题就更复杂了,脑子不够用。进入社会几年了,虽然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但现在要谈养家还差得远。做根马杆子还那么费劲呢,盖房养家该多难啊!我并不想像其他盲流一样生活,还有“事业”。当然这个事业也很遥远,远到看不清,讲不明。 成家立业,成家在前,立业在後。但我们这些“新”青年通过长期的思想灌输往往想的是立业在前,成家在後。在学校时这个“业”,就是学业。初中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在饥饿与混乱中度过的。这个混乱指的是我们的班级,初中全班都是男生,高中进入了男女合班的学习环境。男女学生朝夕相处难免生情。那时候男女学生交好都要暗地里进行,这种事的性质当时即使不归为“流氓”也得归类“黄色”,团组织自然要出面帮助拆散。班里也不时传出这方面的绯闻。我把学业看得重,从不在这方面用脑。我不完全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我相信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爱是纯真的,也相信在工作中能互帮互学是爱情的基础。有了对“事业”的追求,就不会想其他事。可文革的发生为青年男女“私下”接触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成就了我们班里的四对美满姻缘。对他们情感的发展经历我在校时竟然一无所知。 下乡之後我依然坚守这个信念。这时候的“业”已经不是学业,而是自立。尽管扎根一辈子免不了娶妻生子,但不掌握生产技能,生活上不能自立,何谈“成家”呢?我们生产队里的北京知青高中生居多,那时多数没有谈婚论嫁的绯闻,也许是对这个问题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事情在慢慢地起变化。回城无望,亲情太远,我也开始为自己未来在萨如拉塔拉的生活担忧。那时革命的知青都在喊“扎根边疆”,扎根就得一辈子,一辈子能不成家么?关键是不成家就意味着“扎根”思想不坚定。我没认真考虑过扎根的问题,但我却不能保证我不在此度过余生。 队里的北京知青陆续离队了。上调阿巴嘎旗的、当兵的、上学的,陆续走了几人,对他们的离去我没动过心。一方面认为大家都想去的单位会不要我;另一方面我也不肯屈身求人,更主要的是我还没搞清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可知青调离对我的影响就像多米诺骨牌,前面远处多少骨牌倒了,对自己不能说没影响,却都不大。但我前面那块骨牌一倒,我就不可能再“岿然不动”了。 周钟林就是排在我前面的那块多米诺骨牌。他到包头当教师走後,我若有所失,立刻有了举目无亲的感觉。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周钟林还没有离开阿旗,我就反悔了。我打电话给来公社招老师的陆小路,问我现在还可以报名么(他到我办公室聊天时,我曾一口回绝去当老师)?他回答以後还有机会。我若有所失。新驯的小马在我上马时站立起来後仰倒下,把马鞍子砸碎,我有幸躲过一劫。这更让我觉得日子过得凄惨,想到余生都要消磨在这草原上,既不甘心也无可奈何,曾经膨胀的热情一下子瘪了,这时她的影像浮现出来。这源于两年前我们的一次单独对话,也基于我对上学或回京的绝望。 1970年秋,一天我在大队部水井打水,她肩上背着杆半自动步枪来到井边饮马。双方都干着各自的事,沉默中她冲我笑了笑,问我能不能给她换一匹坐骑。此前我们从没说过话。我想要参加运动又不脱产,今後不会再去放马了,只能去放牛,因为只有放牛才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继续参与运动。我略加考虑便把八匹马中我常骑的一匹马给了她。这匹马是春天从额尔敦高毕回队骑的马,据说它腿有点小毛病但不大,相对也比较老实。既然是民兵用马,给她也比较合适。其实除了它,我能支配的马也没有合适的了。我对马群并不熟悉,哪些马可骑,哪些马是自由身,我都不清楚。有关马群的事马克斯尔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他是大马倌,不经他的允许,我也不能随便将马群里的马送给其他人骑。何况当时我离开马群数月了,能指认的马也就这匹。送这匹马给她,我并不存在其他想法,换个别人来,我也会这么做,就像我带到草原的照相机一样,知青谁来借我都会借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她受马克斯尔的提示想得到这匹马,因为马克斯尔对我的坐骑最熟悉。不过後来听说,不知怎么搞的,这匹马有一次把她掀翻在地,伤到了她。 因为交流少,也因为自己的封闭,我对其他男女知青的个人情况了解也甚少。除了毕业的学校、年级和民族,其他情况几乎一概不知,也从不打听。可以说她是我单独接触到的第一个女知青。所以此事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到她的一笑。 她干嘛冲我笑啊?当了武装基干民兵想换一匹坐骑很自然,可她放羊就住在马克斯尔家。她与马克斯尔的关系比我与马克斯尔的关系要密切得多。马克斯尔的丈母娘就是她的额吉。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马克斯尔在马群挑匹好马啊„„ 越想陷得越深。她真有什么想法么?拿不准。 这时的她已经调到大队部小学教书。我从公社回大队几次,同在一个食堂吃饭,从来没有与她打过招呼,一切仅仅停留自己的想入非非,虽我行我素,但如何做人,如何办事,我有我的一定之规。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有了一点儿想法,还没勇气冲出去。或许也是那时自己还没有下定决心将一生献给这荒芜的草地。我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也会为将来的家庭负责,这个决心难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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