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會議實錄 | 新冠肺炎的全球影響，聽聽世界頂級學者怎麼看

                                                                                      哈佛公衛校友                                                                                                                                                                                            每周健康資訊                                            

譯者言：本文翻譯了三位頂級學者於美東時間2月28日在哈佛大學新冠病毒研討會上的發言，分別從傳染病學、衛生政策、經濟學、歷史學、社會文化等視角探討了新冠病毒的區域和全球影響。自新冠肺炎（COVID-19）12月在武漢被發現、1月底被世衛組織宣布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已蔓延至近90個國家，全球確診病例超過10萬，對全球衛生、經濟、文化、政治等都造成了影響。例如，從經濟角度看，物流鏈被切斷、旅遊業停擺、股票市場震盪；從社會文化角度看，疫情的發生發展給公眾造成了困惑、焦慮，乃至恐懼，隨之而來的是刻板印象、歧視和污名化。目前，我們已確知這場疫情已上升到全球高度，因此聆聽他們的看法在當下顯得格外有意義。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

非常榮幸能參與此次討論，尤其是出於一個私人原因——你們中可能有人知道我太太是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當我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她在哈佛教授中國人權相關的課程。那時候，“中國”成為了我們晚餐桌上和生活中經久不衰的話題。後來我當上了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我們的同事設立中美健康項目，着眼於（中美之間）國際和校際間的學術合作。我們還有一個Takemi項目，這個項目將在政府工作的年輕人匯集在一起——這些年輕人往往被認為是他們政府未來的領袖——他們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度過一年的時間，這段時間內他們可以選擇任意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做研究、上課，並和學院老師互動交流。2003年SARS疫情在中國爆發的時候，這個項目的中國學員尹力應北京政府要求撰寫一份政策白皮書。當時北京市市長和衛生部部長都被解僱了，所以尹力被提前召回國，並與我們當時（在哈佛公衛）的同事，也是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劉遠立有過對話。我們倆都應邀去了衛生部為中國做了兩方面的分析和建議：中國在2003年（SARS疫情中）做錯了什麼、有什麼地方可以做的更好。

有三件事情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至關重要，而這三件事情（現在也）仍然重要，而當時中國（在這三件事情上）失敗了。

第一，（當時中國的）科學非常薄弱，（疫情發生後）中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對致病因素的多次錯誤判定造成了諸多擔憂和恐慌。當時中國疾控中心（CDC）也尚處於起步階段，功能並不強大。第二，政府內部關於危機應對、疾病流行病學特徵的溝通十分糟糕。當我們來到中國後認為中方很迷惑並有隱藏信息的跡象，從而造成了當時的混亂局面， 衛生部的人卻說，他們無法從醫院和公共衛生部門獲得信息，他們對實際發生的情況了解甚少。我無法判斷（這兩個）解釋中哪個是真實的，但很顯然，在任何疫情中，醫院和公共衛生系統在各方面保持緊密溝通至關重要。第三，衛生部門不知道該如何向公眾進行風險溝通，公眾嚇壞了，但是衛生部門卻沒有人有風險溝通的經驗。如何在危機來臨之時提醒人們注意，但又不造成過分恐慌，在風險溝通時拿捏好這個分寸其實是很難的。

基於我上面說的三點，我想用當時（的經驗）來分析一下目前的情況。簡要總結一下我的分析，最大也最令人驚喜的變化發生在中國的科學層面。在宣布武漢疫情暴發的十天內，（雖然）在這之前，據你我所知，信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公開，（但是中國科學家）對RNA病毒進行了研究，在十天內就確定了其基因組並公開發布，這樣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就都可以使用該信息，這着實令人驚訝。在兩周之內，中國的同事就在兩個最權威的期刊《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論文，描述了該病毒導致的疾病臨床表現和病例定義，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在當地的醫院或診室遇到新冠病例時及時識別；同時也描述了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學特徵和傳播力等等。這裡我不得不說，有人（非研究相關人員）提醒我注意，中國的科學家被批評沒有用中文發表這些科研成果，而是用英文發表，且沒有努力爭取發布這些絕對重要信息的許可。但我想說的是，(理解有關病毒的）科學就像是（為抵禦疫情衝擊）築起了一道防波堤，幫助全球了解中國正在發生、其它許多國家也將經歷的一切。

第二，中方在2003年（SARS危機）之後建立了很強的通信互聯網平台，覆蓋了整個公共衛生系統，以便能針對發生的問題及解決方案開展快如閃電般的溝通和討論，但這在此次危機中卻沒有實現。

第三，如何與公眾溝通。首先要展開對話，這在（疫情開始後的）一個月內沒有發生；其次要傳遞真相，這也沒有發生。因此，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了一些教訓，這些教訓在科學層面上深刻地幫助了世界上每一個人。我們仍然有很多經驗教訓要學，正如你們可能已經從總統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我們（美國）在建立公共衛生系統相互之間、以及與公眾的溝通方面依然存在問題。主辦方邀請我來講講科學，那我就講一點，也希望稍後能夠解答你們的問題。

關於傳染病流行的一些特點：首先，它們會消失，有時又會復燃，但多數情況下它們會消失。因此，現在擔心新冠病毒會毀滅整個地球還為時過早。其次，我們可以從一些經典的論文如流行病學家Marc Lipsitch（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統計學教授，傳染病動態研究中心主任，以研究傳染病為主）和歷史學家Howard Markel的文章中看到，在疾病流行過程中對社交活動進行干預所帶來的效果。第一張圖顯示的是1918年在費城和聖路易斯發生的流感疫情。首先在圖中可以看到（費城）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死亡率）高峰，當時人們十分恐慌，不知道如何是好。人們首先看到費城和紐約的情形，再當疫情擴散到聖路易斯和丹佛時，人們就能夠提前做好計劃，如限制交通、關閉學校和公共集會、向公眾提供如何保護自己的信息。因此像你們在圖上看到的那樣，流感疫情在傳播到聖路易斯的時候就減弱了。這是第一點——從科學上引入嚴格的措施並不會阻止傳染病在世界各地或中國的傳播，但它確實能給每個人時間，並讓醫院做好準備。第二點，第二張圖顯示了當對社交活動的限制過早地結束時會發生什麼——可能會得到第二個峰值，所以，干預措施並不一定要過分嚴格，但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現在，由於對於商業和社交活動的限制正在逐漸減弱，我們也可能會在武漢之後迎來第二個疾病爆發高峰。在過去的24小時內（註：指2020年2月27日），一共有9個國家報告了新的新冠肺炎病例，所以這會是一場嚴重的傳染病大爆發。

圖1. 肺炎及流感超額死亡率比較，1913-1917年美國費城和1918年美國聖路易斯

Hatchett, R. J., Mecher, C. E., & Lipsitch, M. (2007).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and epidemic intensity during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18), 7582-7587.

圖2. 周均超額死亡率比較，1918-1919年美國聖路易斯和美國紐約

Markel, H., Lipman, H. B., Navarro, J. A., Sloan, A., Michalsen, J. R., Stern, A. M., & Cetron, M. S. (2007).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implemented by US cities during the 1918-1919 influenza pandemic. Jama, 298(6), 644-654.

David Jones，哈佛大學A. Bernard Ackerman醫學文化學教授：

感謝大家在當前這個疫情發展的關鍵時刻來參加今天的討論。有的人可能會想，在新冠病毒給人類健康帶來顯而易見的威脅的情況下，一個歷史學家能帶來什麼有意義的討論呢。

在1970年代時，醫學和公共衛生學界曾一度認為當時的醫學能力已經征服了傳染病，並且之後只有歷史學家會對研究大規模傳染病感興趣了，因為傳染病已經不再會有全球傳播的機會。而在那之後發生的多個事件表明，這種觀點明顯是過分樂觀了。現在在全世界顯然不止有歷史學家在關心着傳染病，不過歷史學家在疫情討論中確實還有很多可貢獻之處。

歷史學家在討論傳染病疫情時會有一些基本原則，比如我們認為要想充分理解某一歷史事件就必須將該事件還原到其發生時的背景條件下，就像剛才Bloom教授提到的那樣。同一場疫情在費城和在聖路易斯市的發展背景是不一樣的，你必須關注當地和當時的特定環境（來理解疫情）。雖然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歷史學家還是無法抗拒地想要總結出一些通用的真理。

歷史上傳染病疫情的某些共性確實曾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引發了一致的應對方式，我在這裡做一下描述。

歷史上曾有很多歷史學家對研究傳染病疫情感興趣，早期傳染病疫情描述中質量較好的一份來自修昔底德。修昔底德詳細記錄了公元前430年發生在古希臘雅典的鼠疫，後來被認為至少是西方世界第一個記錄傳染病疫情的歷史學家。在他之後，又有許許多多的歷史學家在不同的時期和地點留下了無數對傳染病疫情的記載與分析。有些諷刺的是，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對（歷史上）鼠疫疫情最好的一份描述並不是一份基於史實的記錄，而是法國哲學家阿爾貝·加繆的小說，加繆在小說中充分描述了鼠疫對北非一個虛構社會造成的社會影響。

我的一位同事，醫學史學家Charles Rosenberg根據對傳染病疫情的歷史記錄和他自身的研究，將傳染病疫情的發展描述為一個經典的劇情發展模式。根據他的描述，首先一個疫情在開始時的發展會受時空局限，之後隨着疫情的發展和揭示張力的提升，疫情導致的個體與群體危機也逐漸增加，直至疫情結束。在他的描述下，一次疫情發展可被大致歸納為三個環節，從最初的（對新疫情）的試圖識別，到中期的理解疫情，到最後的干預疫情。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基本的敘事結構如何在中國過去兩個月的疫情中展現，以及在現在全球大約50個國家中，每個國家所處劇情（疫情發展）的階段不同。

為何史學家們對傳染病疫情如此感興趣呢，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疫情經常造成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悲劇，更重要的是重大疫情帶來的社會壓力可以為我們分析某一個社會提供珍貴的窗口。疫情造成的社會壓力可以顯現出一個社會的隱形裂痕，這些裂痕在太平時期可能不會顯現出來，因此傳染病疫情為我們研究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採樣機會，這裡面可能包括這個社會真正最在乎什麼、最在乎扮演什麼角色的人等等。

傳染病疫情中最戲劇性的一個方面就是疫情的責任歸屬問題了，每個社會都有回答誰該對疫情負責的方式，而永遠都會有人為疫情背鍋。一個社會對疫情責任劃分的邏輯通常會沿着現有的社會劃分方式來進行，這其中可能有種族、宗教、社會階層、性別、身份等等各種因素的參與。每場傳染病疫情都有不同的影響因素，但是每個社會都會根據其現有的思維邏輯和價值觀找到背鍋人。

傳染病疫情中的另一個戲劇性的方面即是官方的反應，官方在疫情中的反應通常是採取權力手段，其中最常用的便是強制隔離和強制疫苗接種。在任何一場疫情中，幾乎都會存在這種現象——手握權力和特權的人向手中不那麼有權力和特權的人推行他們制定的干預手段。這種現象的發生經常會伴隨着社會矛盾，史學家們非常熱衷於觀察和分析這些現象和矛盾，並且傾向於質疑“勝利者言論”。

醫學和公共衛生學者們經常會指出，對疫情的干預手段經常不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效。全面消滅天花的技術在1796年就已經存在了，但是180年後這項技術才得以被大規模應用並消滅天花。在20世紀初我們就知道通過節慾和堅持一夫一妻就可消滅梅毒，但是就像當時的一位美軍醫生指出的那樣，廣泛減少性行為是一件很難的事。1940年代發現青黴素可以治療梅毒後，還有許多醫生建議不要給病人使用該藥物治療梅毒，他們認為簡單有效的治療可能會鼓勵濫交。

按照類似的邏輯，就像我的同事Allan Brandt（註：哈佛大學科學史、醫學史教授）所展示的那樣，1980年代我們通過一系列公共衛生干預方式或許就可消滅艾滋病毒，1983年我們就已經具備在當時消滅艾滋疫情的知識，但我們知道後來的事情並不是這樣發展的。1990年代抗逆轉錄病毒療法的出現對艾滋疫情的全球發展趨勢產生了巨大影響，讓我們具備了消滅艾滋病毒致死病例的能力，但這至今也依然沒有發生。眾所周知，艾滋病的病死率在不同種族和不同社會階層中有很大差異。就像Allan Brandt在書中所寫的那樣，解決傳染病疫情不會有容易的方案。

分析歷史對研究疾病大流行有着重要價值，許多研究實例說明歷史學家在這一領域能夠發揮所能。在早先艾滋病侵襲美國的時候，Allan Brandt正好在寫一本關於梅毒歷史的書，他便藉此機會廣泛地撰寫和傳授如何借鑑這段歷史制定艾滋病相關的政策。正如之前Bloom教授提到的，在SARS餘波未息之際，小布什政府剛剛完善了其疫情響應系統，又擔心流感可能大流行。於是，歷史學家Howard Markel帶領團隊詳盡分析每個城市在1918年流感疫情時的實際情況，並展示了非藥物干預，尤其是社交疏離（social distancing）在抗擊疫情中的作用。最終，聯邦政府在制定疫情應對計劃時採納了該研究結果。像這一類的（歷史）知識在當前具有重要價值。

現在，歷史學家已經開始着手記錄新冠肺炎。我一個在中國香港研究醫學史的同事，已經開始根據親眼所見，記錄新冠肺炎在當地的爆發。哈佛科學史系助理教授Hannah Marcus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文章，討論意大利的悠久歷史以及意大利人在14世紀及今天為控制傳染病所做出的努力。這篇文章應該是在今天發表（註：今天指2020年2月28日），我們很快就能看到。

有鑑於此，在座的你可能會問，歷史學家會如何評價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歷史學家會說——這種疫情太司空見慣了——在歷史長河中，人類已經遭遇過許多類似的疫情。這種漫不經心的表述常常使得歷史學家遭到批評，但此次疫情的很多方面確實曾在歷史上出現：新疫情在中國發生了，歷史上很多疫情最初也在中國發生，例如鼠疫、不同種類的流感、SARS，甚至天花；（人們）意識到疫情發生的過程緩慢，正如Albert Camus（註：法國作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以寫作政治新聞著稱）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所寫的那樣；政府官員在疫情爆發早期試圖掩蓋新聞，就像我們一次次看到的那樣；（隨後），政府採取了激烈的威權式應對方式，這也確實是政府的功能，但很明顯中國此次的防控響應，無論在程度還是範圍上，我認為都史無前例；之後，這樣激烈的防控措施仍然未能完全控制疫情、不讓其擴大。這些努力可能為世界範圍內的防禦爭取了寶貴時間，對此我們應心存感激，但努力防控疫情卻未遏制住疫情，這也並非歷史上第一次。

在歷史的循環中，還有一些反覆發生、令人抱憾的事值得討論。首先，正如研討會開場所講，這次疫情出現了對中國人、甚至是遠離疫情中心的中國人的污名化現象。這種伴隨出現的污名化現象之前在美國也發生過多次，尤其是在1899年美國檀香山和1900年-1906年間美國舊金山的鼠疫大流行之前，兩地的中國城遭到白人群體的糟糕對待。這些歷史事件都是我們熟悉而又深為惋惜的。

第二個令人抱憾的是醫護人員的死亡，這在歷史上也有跡可循。醫護人員曾多次在抗擊疫情中死去，像14世紀的鼠疫，18世紀九十年代的費城黃熱病，再到2014年的埃博拉。雖然醫生並不全都是聖人，但是他（她）們當中有許多人願意為了救治同胞，而將自己置身於水火之中。然而我們不應該只歌頌醫護人員的崇高和自我犧牲。如我老闆兼同事Paul Farmer常說的，我們需要認識到政府在其中的責任。政府在（疫情中）迫使醫生在並不適宜開展醫療服務的環境中——如匱乏人力、空間、物資、系統等的條件下工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醫生的死亡是由於被迫在不可接受的環境下工作導致的，政府應當對此負起責任。

歷史研究可以很好地描述過去的疫情所帶來的傷痛，但是並不善於預測（未來的疫情）。人類歷史上發生了許多災難性的疫情， 如艾滋病、1918年的流感、14世紀40年代的鼠疫等，但也有許多疫情並未帶來嚴重的恐慌情緒，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2009年的HIN1流感。這次新冠肺炎會是哪一種（情況）呢？我認為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Marc Lipsitch有個為人熟知的預測——全球40%-70%的人口將在今年年底感染。如果你相信新冠肺炎2%病死率的統計數據，這將導致（全球）七千萬人口的死亡，這個數字非常大了。（然而）我並不認為Marc相信這種情況真的會發生。（不僅）2%病死率的準確性存疑，現在的醫療技術也遠遠好於1918年流感大爆發之時了。我們還有一些更直接的數字，比如截至目前已經有2800人死於新冠肺炎——這一數字會引起恐慌嗎？這一數字應該如現在一樣影響這個國家（美國）的股市、抹去其5萬億美元的市值嗎？正如很多人指出的，流感每年都造成了（比新冠肺炎多）數倍的死亡病例，但卻沒有（像新冠肺炎一樣）在人群中引發如此激烈的反應。在中國，日均有5000人死於缺血性心臟病，相較於新冠肺炎2800例的死亡數，為什麼中國政府為了抗擊疫情不惜讓經濟停擺，但卻允許人們繼續吸煙呢？這個有意思的對比清晰地顯示出人類社會並不善於識別並設定公共衛生事件的優先級。

最後一個問題是地方政治的切身利益——我們的政府了解他們的歷史嗎？你們中有些人或許還記得，1976年豬流感在美國肆虐，恰逢總統選舉中期，福特總統（美國第38任總統，1974-1977年在任）因應對疫情不力被批評，在（那年舉行的）競選連任中輸給吉米·卡特（美國第39任總統，1977-1981年在任）。五年後（1981年），艾滋病侵襲美國，里根總統（美國第40任總統，1981-1989年在任）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對艾滋病疫情保持沉默，直到1985年。我不清楚當時里根總統是否為此付出了政治代價，但在當時乃至到現在他都因為這種沉默而廣受批評。（再看現在），特朗普總統是否意識到了一旦疫情應對不力而伴生的政治風險？顯然特朗普總統就新冠疫情發了很多的推特（Twitter），大多是關於疫情對股票市場的影響，但是我們很難對他的歷史判斷，以及他委任副總統彭斯（美國現任副總統，2013-2017年任美國印第安納州州長）負責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舉措抱有信心。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知道，當艾滋病侵襲美國印第安納州Scott縣時，彭斯延遲執行針頭交換項目（註：一種降低艾滋病病毒傳播的策略，指用新的針頭換取注射吸毒者使用過的舊針頭），導致轄區內200餘位居民感染艾滋病，對此他應該擔負一定責任。

研究歷史對當下我們如何應對疫情十分有幫助，但這有一個前提——人類需要認識到歷史所帶來的教訓，並從中汲取智慧來應對。謝謝大家的聆聽。

Winnie Yip，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國際衛生政策與經濟學教授，哈佛中國健康合作項目主任：

謝謝前面兩位的精彩發言。在接下來的5-10分鐘裡面，我將與諸位一起反思兩方面的問題，主要目的是引導各位提問，以豐富我們的討論。

我想講的第一點是，中國的衛生系統是否為應對類似新冠肺炎的疾病爆發做好了準備？大家可能都知道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進行了重大醫改，政府將醫療衛生的預算提高了4倍。那麼值得反思的是，中國現在的衛生系統和SARS時相比，是否有更充足的準備以應對類似的疫情呢？事實上，中國推動醫改的動力之一就是SARS——SARS爆發時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了衛生系統的落後之處，這給了他們改革的動力。

在我看來，過去一兩個月中我們看到的事情反映出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仍然很薄弱。假如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能更好的話——這裡我指的“好”不僅僅是在醫療水平方面，還是在公信力方面——那麼我們不會看到在一月份人們蜂擁而至在醫院扎堆的現象，我相信很多人是在那時被傳染的；醫療系統也不會如此崩潰，因為醫生可以將更多精力用在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身上，而不是分心於實際上沒必要來醫院的人。當時是流感季，所有人都聚集在醫院。如果中國能加強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就能分流病人、減少恐慌，並減輕醫療系統的壓力。一個好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也有助於開展健康宣教工作。很明顯最初幾周內，面向公眾的健康宣教十分有限，形式上幾乎只有發布聲明，而缺少深入社區的工作，如宣傳新冠病毒知識、指導隔離和消毒實踐等。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報告也指出，武漢有80%的（聚集性）病例是家庭傳播。

那麼我們本可以採取什麼簡單有效的措施，用什麼簡單的溝通辦法，在一切發生之前避免疫情的爆發呢？初級衛生保健系統本可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中發揮重要的臨床作用。現在有很多村醫和社區醫生被派去基層社區幫助居民測體溫，但這些措施本可以也本該在更早的時候就開始實施，但是卻沒有。記得一月底我從中國香港回來（美國）的時候，很多媒體問我，你認為中國新建兩個2500個床位的醫院（火神山和雷神山）的應對方式正確嗎？我說當然正確，當危機發展到這個程度時新建醫院當然是正確的選擇。中國10天內建造醫院的速度引人矚目，現在中國還在繼續建造能安置更多人的醫院。但問題是我們本可以在之前做些什麼來避免事情發展到這種境地呢？去年六月，我們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會來討論和回顧中國十年以來的醫改。其中最尖銳的批評意見之一是來自中國CDC的：中國的十年醫改基本集中在醫療層面，而忽略了公共衛生層面。我認為我們是時候反思一下了。

事實上，在中國當人們談論公共衛生系統的時候人們並不清楚這個概念。很多人簡單地認為，公共衛生系統等同於CDC，但實際上中國的醫改策略是讓初級衛生保健系統承擔公共衛生的主要職能。當你到基層的時候會發現，儘管CDC應該負責監管和指導初級衛生保健人員的公共衛生工作，但他們並沒有實權，比如財政和人事任命的權力。所以實際上CDC對初級衛生保健人員的監督管理形同虛設。過去十年，我認為CDC在科學層面有很大進步，我想Barry也會同意這一點；但是在基層實踐方面，我認為CDC反而變得更弱勢了。

因此我給大家準備的問題是，結合過去幾周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們到底該選擇“垂直體系”還是“水平體系”呢？如我剛才提到的，去年六月，中國CDC的專家已經提出了對中國醫改的質疑，他們倡導政府加強對CDC的投入及建設。也有人反對這種提議，他們認為垂直管理的系統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CDC應更緊密地整合到其他衛生保健部門中。究竟是“垂直體系”還是“水平體系”？這是中國，也是世界許多其他地區正面臨的問題。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一點是，在過去近十年時間裡，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越來越多地關注非傳染性疾病，而不是傳染性疾病。我認為這次人們沒有做好準備，因此面對疫情措手不及。從之前對初級衛生保健人員的調查問捲來看，他們掌握傳染病的應對知識也非常有限。

以上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我還想和你們分享一些積極的見聞。在這段時間裡，當醫院已經滿員甚至超員的時候，人們如何尋求醫療幫助呢？事實上，中國各地的很多醫院都向湖北和武漢派遣了援助醫療隊，大多數醫學院校附屬的醫院也關停了門診和非必需的醫療服務。那麼這段時間人們去哪裡看病呢？這給未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們造成了負外部性。你們可能知道中國的線上醫療諮詢系統很活躍並且不斷增長，在一些主要的網絡平台上，在線諮詢的規模增長了10倍。那麼這些醫療諮詢的內容是什麼呢？當然不是診斷新冠肺炎，一個粗略的分析顯示，很多線上諮詢是關於高血壓和糖尿病的疾病管理的，這體現了疫情對於非新冠肺炎的患者也具有負面影響。在其中一個叫“微醫”的平台上，分析顯示大約有40%的諮詢是關於壓力和抑鬱的。我能想象現在在武漢生活的確會很抑鬱和壓抑。

我想講的第二點是——事實上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探討一下，因為我到現在還是有些困惑——在疫情發生的最初兩到三周的關鍵期內，中國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可能有哪些不同做法，或許可以避免疫情發展成目前的規模呢？

許多人都在問，中國是否從SARS中吸取了教訓？我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但這是兩天前在JAMA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的一幅圖（圖3），圖中對SARS和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進行了比較。圖的左邊顯示的是SARS疫情從第一例患者出現，到被廣泛報道，再到被識別為一種新型病毒的時間線。當你把它跟圖右邊新冠疫情的發展時間線作比較時，會發現這一進程被大大縮短了，但是我們是否還有繼續提升的空間呢？

圖3. SARS和新冠肺炎（COVID-19）時間線比較

Wu, Z., & McGoogan, J. M. (2020). Characteristics of and Important Lessons From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Summary of a Report of 72 314 Cases From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AMA.

至少在12月31日時，中國國家衛健委和世界衛生組織就已經知道新冠肺炎的存在，李文亮醫生和他的同事們也是在這一時段向外爆料信息，但很不幸地被懲戒並禁聲了。如果中國利用這一時機及時採取措施，或許不會導致後來的民意緊張。我們知道中國國家衛健委大約在12月底就已經派人前往武漢調查疫情情況，武漢的病毒實驗室也很早就確定了病毒的基因測序信息，但直到1月20日外界才通過鍾南山醫生確認人傳人的存在。那麼從12月底到1月20日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是政府高層在等待是否存在人傳人的調查結果嗎？在過去數周和數天的時間裡，有許多關於中國政府具體是在哪個時間確定存在人傳人現象的討論，我的一些中國同事認為或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

也許要再過40年歷史學家們才能開始分析這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是因為對於人傳人的不確定性，還是在等待着什麼。許多人猜測武漢和湖北最初報告零新增病例的一段時間是因為正在舉辦的當地兩會，而會議的良好氛圍被視為比其它因素重要得多。而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有許多避免在重大活動期間提及負面事件的先例。要探究（病例真空期）到底是因為兩會，還是因為被過度等級化的報告系統拖慢了決策速度，就要研究1月20日前的這段關鍵期。從1月20號以後，一大波十分激烈的措施都開始實施，包括武漢封城，火速修建新醫院，以及最近的撤換武漢和湖北的領導幹部等。

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中國政府派往湖北的一位分管國家衛健委的副總理其實是負責醫改的，而並不負責分管國家CDC，這一背景或許可以反映出中國領導層對新冠肺炎疫情性質的理解。所以任何探究都不能局限於疾病控制本身，而也要包括中國的治理體系。

在SARS之後，中國建立了一套基於互聯網的極其高效的疾病報告系統。在中國的任何一個醫療服務提供者，只要遇到一份強制報告列表中的疾病案例，就必須立刻上報。目前的一個解釋是，由於新冠病毒作為一種新病毒並不存在於列表中，（因此沒有通過系統及時上報），但如果上報的話，數據會即時傳遞到國家衛健委和CDC。當報告完成之後，接下來的就是對上報數據進行分析，這一程序通常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再接下來的步驟就是對下一步的措施進行決策了。

到了決策部分，就需要各級衛生部門和國家衛健委作出決定，然而他們的決定必須得到所屬政府的同意。理論上講，各級衛生部門的決策只需要得到同級別政府的同意，但事實上，每一級別的政府部門也需要等待各自上級部門的態度。我在這裡只描述中國治理體系的運轉模式，我邀請大家和我一起探究1月20日前的這一段沒有新增病例的時段中發生了什麼，以及如果在這段時間中採取了其它的做法，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結果。我們可以，也應該從中學到些什麼作為對未來的指導，謝謝。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學全球衛生和社會醫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謝謝所有發言者！在向聽眾開放問題之前，我想說幾件事。之前由費正清研究中心和肯尼迪學院主辦的關於SARS和中國的會議最後形成了一本書稿（註：書名為《SARS in China: Prelude to Pandemic?》），由我和Woody Watson編輯，一些在場聽眾也參與其中。（剛才）我們聽到了當年SARS那個時代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差異。我認為最大的差異之一是我們這個時代（中國）民眾對醫生和醫院的高度不信任。（他們）不僅不信任政府，也開始不信任醫生和醫院，而實際上李文亮醫生的去世轉變了人們這樣的看法。民眾認為醫生工作以金錢為導向，而不是為人民服務。有一種調侃的說法，說醫生不是在為“人”服務，而是為“人民幣”服務。

這種信任危機與Winnie所指出的點有關，我自己也非常同意，這實際上是初級醫療保健在中國的功能缺位帶來的。確實中國政府非常努力，特別是投入了大量資金來建立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但是初級衛生保健系統目前在中國仍然缺位。這意味着如果我們現在走進一家中國的醫院，我們會看到一位教授、三位副教授、一位助理教授、兩位住院醫生，及一位醫學研究員（註：在完成住院醫生的培訓後，專科醫生通常選擇做額外的研究培訓）在兩個半小時內接診500位患者。想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照護500位患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出於我的興趣，我剛剛出版了一本書，名為《The Soul of Care》，講述了照護（caregiving）的重要性。實際上，中國的醫療照護（質量）很差，雖然醫護工作者受過非常良好的訓練，也不缺需要的器材，但是這種結構的缺位導致了非常糟糕的醫療照護（質量）。

我們將會在此次疫情結束後看到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病死率數據比較。中國的病死率（理論上）應該比非洲的貧困國家要好得多。但我推測，我們不會看到太大的差異，原因是支持照護的質量較差，同時中國的醫療系統也無力負擔如此多感染者的醫療照護服務。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聽眾提問環節。謝謝！

問：我的問題不僅針對我們的公共衛生專家，也針對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正如我們在歷史上和這次疫情中所看到的那樣，在突發事件中，一些措施可能會造成對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我的問題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或是在這個星球上的任何地方，（應該如何建立一個）機制來快速識別並解決類似的人權問題？您覺得這樣的系統將是什麼樣的？

David Jones，哈佛大學A. Bernard Ackerman醫學文化學教授：有大量的公共衛生法律和倫理規範探討了在何種情況下隔離或扣押是正當的。通常的標準是：有充分證據表明這是一種傳染性疾病、認為此人在一定時間內具有（傳播）風險，並對這種情況有較高預期。但同時，還要為被扣押的人們提供合適的照料。在埃博拉疫情爆發期間，美國曾發生過一次著名的事件。達拉斯診斷的一個病例在入院後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家人被隔離在汽車旅館的房間裡，但當地衛生官員並沒有準備食物。這個家庭就這樣被困在這家酒店無法離開，而且一兩天都沒有食物，最終當地教會出面抗議，並為這個家庭提供了生活援助。

現在，你可以說在危機中發生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我們不應該有任何藉口。幾個世紀以來，公共衛生部門一直在思考關於隔離的問題，你會希望他們在公布隔離措施時就明確表明對各項生活物資的保障。從中國的一些情況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許多被強制隔離或自我隔離的人們沒辦法獲得基本食物。我的一位博士後，她的家人住在中國東北，並不在湖北省附近。她的父母都拒絕離開公寓，僅僅依靠大米和白菜生活了幾周。你可以說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是自己要求隔離的，但我認為應該有基本措施來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學全球衛生和社會醫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我想補充一點關於人權的討論，這也許是從人權角度思考的局限性，就是我們應該同時考慮到各種群體的人權，包括感染人群、現在受影響的人群，以及潛在受到威脅的人群。現在不同人群的人權出現了互相衝突。

問：非常感謝。我是來自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學生。不知您對美國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應對措施的看法如何？昨天，美國CDC聲明稱，並不建議國內公眾使用口罩來預防新冠病毒，同時，CDC制定了非常嚴格的病毒檢測標準。雖然美國目前大約只有四十幾例確診病例，但仍有許多疑似病人無法檢測。因此，我想問的是，如果此次疫情最早發生在美國，美國政府是否會比中國政府做的更好？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謝謝，謝謝你的提問。昨天下午，《紐約時報》的記者也問我一個類似的問題，應該會有一個深入的訪談，問題就是：美國準備好了嗎？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我一會兒會說兩件事。首先關於口罩：口罩有兩種，一種有特殊的過濾器，可以濾除小顆粒，它被稱為N95口罩，這種口罩可以有效預防傳染病病原體吸入。然後是中國目前每個人都戴着的方形外科口罩，這種口罩對預防病原體吸入作用不大，但確實有助於防止已經感染的病人將病原體呼出到空氣中。目前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公眾佩戴口罩有很大的收益。但是重要的是，醫療保健系統中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必須受到保護，以免被接觸的病人感染。剛過去的24小時中我們了解到，（美國）從日本遊輪上接回的人員中，已有14名確診感染者。一批護士和衛生保健人員既沒有經過傳染病應對和處理的培訓，又沒有佩戴防護裝備、沒有口罩，就被派往機場接機。所有這些人都被暴露了。

這使我想起第二個問題。9/11之後，我加入了一個國家科學院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如何應對恐怖主義，以及如何為災難性事件做好準備。我曾在哈佛肯尼迪學院開展有關生物安全的課程，我也了解奧巴馬政府是如何組織應對工作的，因此我對此還算有點經驗。聯邦政府中，有17個政府機構負責處理疫情。這些機構在某種意義上是獨立的，他們都各自擁有權力、經費和管理權。因此，讓他們在一起溝通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更不用說一起合作。以我長期從事政府衛生事務的經驗來看，這種情況並不常見。白宮有一個應對大流行的辦公室，能夠與所有17個政府機構的代表定期通話，這在我看來是絕無僅有的。這些代表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將如何應對（危機）、責任如何劃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也有專人負責生物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他們提供信息、收集信息，並提出相關建議。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們相信聯邦政府事實上有能力實施任何舉措以避免傳染病在美國爆發。但眾所周知，這個國家的醫療體系支離破碎，各州都有自己的醫保和資金問題，聯邦政府通過美國CDC向各州撥款。因此，美國政府可以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與這17個機構保持溝通，包括CDC和美國國立衛生院，甚至商業部、國防部及其它相關部門，而這是2003年中國政府缺失、現在也仍沒有補上的。那麼這17個機構是否每天都與50個州的公共衛生部門保持聯繫呢？這50個州又是否與每個城市和城鎮的公共衛生官員保持聯繫呢？甲型H1N1流感爆發後，美國制定了一項重要的國家流感計劃，其中包括如何組織並規劃這種溝通、如何提前應對等。從今天的講座及我們掌握的知識來看，應對疾病暴發的關鍵是速度。隨着響應時間的增加，感染人數將呈指數級增長。一個人將傳染給兩個，兩個到四個，四個到八個，八個到十六個。因此，等待時間越長，問題就越大。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一筆資金存入銀行作為緊急信託基金，這筆基金正是奧巴馬執政時設立的，這筆基金可以在有關部門許可下，在危機時期立即調用。

然而，（美國）現在的情況是，直到昨天，白宮的這一辦公室都不再存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也沒有專人（處理類似事件）。據我所知，有關危機處理的這17家機構之間到目前也沒有電話溝通。正如我們在新聞發布會上看到的那樣，不同機構的言論完全不同，應急資金也不知怎麼的消失了。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正在向國會申請25億美元，但如果要動員各州人民都做好準備，這筆資金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在得知中國疫情爆發，並有可能在全球蔓延的第二天就這樣做。但這一舉措昨天才開始。因此，當《紐約時報》記者問：美國是否為一場真正嚴重的疫情做好了準備？目前來看，我不得不遺憾地說：美國曾經做好了準備，但只是曾經。

Yanzhong Huang，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接着Bloom教授的講話補充一點，我與美國CDC前主任交談過，並問了他一個問題：美國是否能夠處理這樣的疫情。他說，對於武漢類型的疫情爆發，我們可以。但是不確定我們是否能應對全國性的疫情爆發。

問：剛才大家也談到了應對時間，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疫苗研發。最近moderna公司正在研發RNA疫苗，並準備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但您和大家一定都清楚一個安全有效的疫苗最終獲准上市需要約1年的時間。那麼中國和美國要怎麼做才可以儘可能地縮短這個過程呢？因為對於一個病死率為2%的傳染病來說，一年的等待就會有更多的人死亡。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

我想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奧巴馬政府的應急準備計劃之一是我們如何能讓公司投資10個億來研發一個疫苗，而這個疫苗針對的是現在還未流行，將來也不確定是否流行的一種疾病。如您所知，疫苗一般不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同時還伴隨巨大的責任，因為人們會擔心疫苗的副作用，這是其一；第二，疫苗在健康產業中非常特殊，其原因是人們往往願意忍受藥物的副作用，如果他們面臨的選擇是忍受兩周藥物的副作用（還是死亡），他們一定會選擇前者。相比之下，疫苗從定義上就決定了它會被用於健康人群，所以疫苗的研發就應該更加小心。

BARDA（註：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管理局）設立的初衷是為公共部門研發防止生物恐怖主義的炭疽病疫苗，同時也和NIH和其他機構一同監督埃博拉病毒疫苗的研發。從技術上來講，由於疫苗研發科技的發展，當我們拿到一段DNA序列之後，只需要花數天到數周的時間就可以得到了一個潛在的候選疫苗，並且在全球歷史上絕無僅有。但並不是所有候選疫苗都對人具有保護性和免疫效應，所以需要先在小鼠或其他動物模型上驗證測試，而這需要時間。因為最終需要把疫苗用在健康受試者身上，所以我們不能急於跨過這一步，不能因為事件緊急就着急跨過這一步把疫苗注射在人身上，然後造成更多的傷害，而非保護。所以第二步是要做的是我們需要在多種測試條件和劑量下測試多種候選疫苗，來評估用哪些抗原組合可以在人體內產生最佳的免疫保護效應。製藥和疫苗研發產業的所有人都明白，我們可以治癒小鼠身上的所有疾病，但換到人身上未必起效，所以必須要開展人體臨床試驗。

我們從HIV疫苗研發中吸取的一個教訓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不應該成為疫苗受試的小白鼠。疫苗研發的受試人群必須來自本國，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按照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相關要求提供大量的資料來證明疫苗產品的質量和安全性。拿埃博拉來說，埃博拉疫苗直到疫情已經基本結束時才終於問世，許多人因此抱有怨言。事實上（疫情提前結束，疫苗未能派上用場）這實在是一件好事，而且其實埃博拉疫苗是被實際使用過的，並且在病患的密切接觸人群體中達到了百分之百的有效性，而該疫苗的開發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更常見的情況是，（疫苗研發機構）投入了大量時間和金錢研發針對某種疾病的疫苗，卻發現這種疾病是季節性的或者已經被有效控制，於是最終只能獲得極少甚至是沒有收益。

因此在這裡我認為大家思考疫苗研發的問題時應該考慮兩個限制條件。第一個便是安全性。不過在危機來臨或已經窮盡手段的情況下，可能存在豁免一些（藥物審批）程序並允許病人自願試用在研藥物的可能性。第二個我不得不說的問題，你們可能還沒有在新聞中看到，有一種情況是：人們第一次感染登革熱後產生的抗體不僅對第二次感染登革熱沒有保護作用，反而會加速感染、引發高危型登革熱。有7篇關於其他冠狀病毒的文獻指出，免疫增強療法（immune enhancement）可能會使部分患者的病情惡化。所以你看，疫苗安全性這個議題就擺在這裡了。那也就是為什麼Tony Fauci（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中心主任）明白我們可以用3個月拿到moderna公司的疫苗，3個月是目標，而BARDA的目標是在60天內拿出炭疽熱疫苗對抗生物恐怖主義危機，但瓶頸都卡在安全性測試上。我認為必須非常嚴肅謹慎的處理這個問題。現在中國正在測試多個疫苗，我不是很清楚（中國對於疫苗）相關安全性的限制，但目前這些測試已經有真正的病人開始參與了。

問：Bloom教授，您對目前中國提供的發病率和病死率的統計數據，以及目前中國政府鼓勵民眾復工的決策有多大信心？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我想我不是回答你第二個問題的最佳人選。但（關於第一個問題）昨天我和香港一所醫學院的院長通過電話，他一直緊密跟蹤國內相關疫情的數據。他說他最近看到的一些數字確實值得懷疑，很明顯這些數字已經很糟糕了（發病率/死亡率），但他覺得國家衛健委層面提供的數據中，至少來自香港和廣東省的數據還是比較精準的。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學全球衛生和社會醫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我們可以看到在SARS，H1N1，及差不多所有來自中國的疫情中，數據管理上的問題。我們知道，有一組早期報道表明 （此次疫情）病例出現是從11月開始的，而不是目前統計的12月，而當年SARS開始的時間相同，也是在11月。所以我認為對特別是武漢或湖北的數據保持懷疑是明智的。

Winnie Yip，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國際衛生政策與經濟學教授，哈佛中國健康合作項目主任：關於你問題的第二部分，中國在開始復工復學後疫情是否會復燃，其實在Barry展示的圖上已經說明了。如果在疫情的第一個高峰下降過後放鬆疫情戒備，那麼你會看到第二個疫情高峰（見圖：1918年大流感），這讓人擔憂。如果你看中國武漢之外的很多地方，疫情並不像武漢那麼嚴重，但是那些地方的政府自我加強隔離限制，就好像他們的情況如武漢般嚴重。我認為這些地區可以逐步開始復工，但並不是全盤放開。

問：我的問題是韓國的疫情局勢，我是來自仁荷大學的韓國留學生，現在學校正要開始新的學期，而學生們在疫情開始前都離開學校了。由於現在韓國已經升級為3級疫情預警，我想問目前是否需要讓學生回學校？目前意大利和韓國都有很多新發病例，但不同之處在於意大利人對此非常焦慮，但韓國民眾對此還毫不在意。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學全球衛生和社會醫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我認為你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已經不是唯一的疫情點了，這是疾病大流行的前奏。我自己覺得，我也很感興趣Barry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從科學數據上來定性這是一次疾病大流行。這個數據是由WHO管理的，而WHO出於多個政治層面的因素還沒有宣布這是一場大流行。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人們總是會拘泥於術語，這個例子正好說明了有時術語並不代表他們本身的意思。大流行是指新發傳染病在多個大洲的社區內傳播。其實我們在兩周前就可以稱這一場疫情為大流行了。很顯然，新冠肺炎已經傳播到了多個大洲，雖然目前在尼日利亞（註：指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還沒有，但是馬上就會出現了（註：尼日利亞隨後宣布在2月28日出現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該例患者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首例）。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如何為世界各國預留時間來幫助他們應對，來為這場被我們貼上“大流行”高級別危機預警標籤的疫情做準備呢？

如果民眾（對疾病大流行）的反應只是搶購口罩和食物等，那麼宣布“大流行”其實並不能真正幫助各個國家做準備。如果可以讓民眾嚴肅認真地思考如何提前預防，（宣布“大流行”才可以真正幫助到各個國家）。我想這也解釋了為什麼WHO總幹事譚德賽到目前為止都是小心推進，不希望製造出更大的恐慌。

在韓國，我們有幸見到了駐美韓國領館的代表。韓國政府其實是高度關注的，韓國一天就為八萬八千人做了核酸檢測，這些人不僅包含了在醫院就診的人群，還包含了社區中那些只是有一些輕微的呼吸道症狀、可能存在傳播風險的人群。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是這樣做的。因此從醫學和科學層面來說，我認為韓國政府已經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

問：我父母現在在中國的北方，他們被禁止離開社區，我想知道這種封城、控制人口流動的措施是否是解決危機的唯一有效方式？此外，我在一個多月前走遍了波士頓的20個CVS，都沒買到一個口罩，我想知道目前波士頓的疫情風險有多高？雖然（哈佛大學）校方一再通知我們做好應對準備，但我們並不知道該做何種準備，謝謝！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你可能在我在之前的回答中也聽到，外科口罩對病毒防禦沒有太大的保護作用，所以你可能並沒有損失太多。而N95口罩目前確實非常短缺，美國的衛生系統有一些物資儲備，聯邦政府有一些儲備，每個有應急規劃的城市也有一些儲備，留給一線的醫護人員。你要明白，一旦一線醫護人員因為感染而死亡，那麼（疫情響應系統的）混亂就開始了，因為人們得病之後不再知道該去哪裡，他們也會對政府心灰意冷，完全不再相信政府具有保護民眾、防禦疫情的能力。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做N95口罩的3M公司股票市值在過去兩天中大幅上漲，這說明我們其實意識到了這一（物資短缺的）問題，但是（在行動上）我們落後了幾周。

Elanah Uretsky，布蘭迪斯大學國際與全球研究助理教授：我補充一點，我認為在這個國家（美國）發生的口罩等防護用品短缺的問題（比如已經至少有6周在CVS買不到口罩了）也表明了大家對於危機的耐受程度變得非常低。

問：我想問一下季節性的問題。大家將新冠病毒與流感做了比較，流感具有季節性的影響；還有就是南北半球的差異，因為北半球的夏天就是南半球的冬天。您對此怎麼看？

Barry Bloom，哈佛大學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衛生研究教授：許多人擔心兩件事，其一是季節性。SARS病毒消失了：它從秋天開始，到夏天就消失了。流感病毒每年都會出現：它從秋天開始，在冬天達到頂峰，然後在夏天（不完全）消失，然後又復燃。人們真的很想知道這次的新冠病毒是否會復燃，以及季節性是否與SARS病毒相同，畢竟它們倆是相關的病毒。顯然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這樣的數據，我們真的不知道，但是Mark Lipsitch做過中國不同地區對比香港地區病例的研究，香港是熱帶氣候，但仍處在北半球的冬季。到目前為止，尚無證據表明該病毒具有任何季節性。SARS病毒喜歡寒冷、乾燥的氣候，不喜歡高溫和極度潮濕的環境。現在沒有證據可以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但也沒有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具有相同的季節性。因此，我們必須依靠實施社會性的防禦措施來控制（病毒）傳播，（而非季節性）。

Yanzhong Huang，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簡單插一句。我認為如果病毒真的發展成季節性的，這可能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它實際上將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這種病毒，我們就能對其所構成的實際風險建立起更加平衡、客觀的評估。因為當人們暴露於未知的新病毒時，人們往往傾向於將其視為我們所謂的“可怕風險”，並在評估中誇大這種風險，這將引起恐慌和焦慮。但是如果人們學會了應對，特別是當抗病毒疫苗問世時，人們就會習慣，將其當作季節性流感來對待。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學全球衛生和社會醫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 我們需要更多的知識——就用這句話來結束我們今天的討論吧， 感謝大家的到來和參與！

本文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章寒、盧鷹翔、郭牧琦、韓劭祾、章譯文、方一安、許多，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談綺共同翻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唐天瑜、司佳卉、章寒共同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