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有必然的联系，因性格不同决定了不同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作出不同的选择，而这选择又将每个人引向不同的命运。我记得当我处在困境中，举棋不定、进退两难时，有位美国人和我说过一句话“不管你选择什么，你的选择永远是对的。”。现在回过头来回味这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我”之所以成为“我”，是因为“我”的选择。选择虽有很多，但最终成为“我”的选择却只有一个，这构成了“我”的命运。不存在“假如”当初“我”作了别的选择，“我”今天就有不同的命运。“我”的选择源于“我”的性格。

我不喜欢用winner或 loser的字眼，而且讫今为止从未用过，今后也不会用。很多时候，许多人喜欢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这是人的不幸。我觉得人的成功与否应视一个人是否尽了自己的努力来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如尽了努力，仍不能达到目标或者结果一败涂地而死无葬身之地，在我心目中这仍是成功，一如项羽在乌江边式的 “虽败犹荣”。纵观很多人的“成功”（世俗标准）经历，似乎没有人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党和人民的培养，而是自己的进取和奋斗。但选择进取和奋斗则源于个人潜意识里的性格。梁启超名文“论毅力”里提及人须遇挫而不退“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 。梁启超提供了人遇挫时的诸种选择，但取知难而进、或折返、或不进的选择是否源于个人的性格？选进取之路者，或达彼岸或半路折亡，只是人们看见的是到达彼岸的人而忘却了半路亡败者。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天才，拿他们做例子似乎没有普遍意义。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所以成为邓小平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毛泽东选择文化大革命是他的性格使然，邓小平选择改革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不然就不成其为毛泽东或邓小平，是他们的性格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出身富农，其父对他的教育似乎也没什么影响，但成全了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终成“黄袍加身”的事业。

我一直赞成盖棺论定说，是因为盖棺前人还未完成选择，无法预知未来，所以不能放弃追求、不能论定。BBC的节目不是预卜未来的具体生命轨迹，而是回顾过去。使人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以前的言行关系到以后的必然的人生选择，感到“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庸俗算命。省粮”快盖棺论定了，但我们仍不知他会作出什么选择来为自己的命运划上最后的句号。在他以前的几十年生活中，“省粮” 似乎有许多选择：他可以不娶那女人为妻，他可以选择早离婚，他可以选择婚外恋。但“省粮”怕妻子而不敢有他想，为什么怕妻子？是因为他的性格，所以他会与妻子绑在一起，被虐与自虐二十年而不能自拔，这是他过去的命运，应验了毛泽东说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墙”提出了人有选择的自由。Pablo可以选择出卖同党，可以选择英勇就义，但他选择了既不伤人又不伤己的胡说八道，而他的胡说八道又不幸被言中。Pablo获得了生的自由，却失去了灵的自由，从此生活在分隔生与死的墙中。存在主义的其中一条说法是：人应有充分的自由来作选择，但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Pablo对自己的选择所负的责任构成了他的命运。Pablo选择胡说八道不是偶然，而是他的性格使然。瞿秋白的性格使他选择了革命，在不能避免被枪决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灵与精神的自由，这就是瞿秋白的命运。他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第二种死的方式，也不可能有第二种命运。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艺术家有很多选择，但成画就是这一张。这画如何作的，完全取决于艺术家的性格。命运亦如作画一般，是一笔一划构成的，是由人的性格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作出的必然人生选择所组成的完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