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催生中國時代?

根據SWG 民意調查機構2020年4月6日公布的數據，36%的意大利人在這場疫情危機之後靠攏中國，30%傾向於美國，只有27%的意大利人信任歐盟。

https://www.businessinsider.de/politik/welt/corona-krise-europa-china-weltmacht/?fbclid=IwAR1DzUyYcFbRVS7vLkQOJn9LkYm51JUOqAMYfH2xk2JcAjI9va_FHcNwLf8

同一天德國《商報》以“新冠病毒將開啟中國時代”為題，刊發評論指出，這場疫情，將加速中國崛起這一地緣政治進程。文章認為，西方之所以能夠從近代起主宰世界，殖民者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天花病毒“功不可沒”。而歐洲人自己遭受的幾次鼠疫大流行，也在客觀上加速構建了現代政權的雛形。細菌和病毒才是顛覆舊秩序、建立新格局的幕後推手。文章指出，現在，社會生活驟然減速，但是地緣政治的變遷卻將逐漸加速。疫情危機之後，正在崛起的中國將變得更強大，西方則會遭到削弱。儘管正是由於中國當局初期的疏失才導致武漢疫情沒能被有效遏制、還擴散到了境外，但是，中國卻是第一個控制住疫情的國家。中國還掌控着全球急需的防疫物資的生產。習近平在高談“健康絲綢之路”，其實他的潛台詞是擴張中國的權力空間。

疫情危機似乎使美國再經歷一次911時刻。就像2001年的恐怖襲擊一樣，美國政府其實是獲知了預警，但是卻沒有採取必要措施來保衛國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美國現在成為了疫情中心以及全球經濟危機中心。2014年西非爆發埃博拉疫情時，美國還能迅速調集軍隊援建野戰醫院、協調國際援助。但是今天，美國甚至無力自救。

歐洲的狀況也沒好多少。歐盟有可能成為病毒的犧牲品，這一危險真實存在。歐盟各國在最危急時刻卻紛紛封鎖邊境、拒絕互相幫助。這種對歐盟團結性的傷害，各國在拖了很久之後才有所察覺。

文章接着指出，在疫情開始之前，美軍曾經將意識形態對手中國定義為“數字化專政”，認為今後中國與自由民主制的西方之間將爆發一場價值觀鬥爭。作者寫道：“中共政權現在利用疫情，完善其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的社會監控體系。鑑於該體系經歷了疫情的檢驗，它將對其他國家具有越來越強的吸引力。就像西方的細菌和病毒曾經助力西方變得強大一樣，來自中國的病毒，也將開啟一個屬於中國的時代。”

幾次大瘟疫改變西方文明史

人類歷史上傳染病大規模流行的最重要的渠道有三個。第一個渠道是戰爭，大規模的征戰使得士兵們從一個地方跑到很遠的另外地方———今天有的傳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戰爭帶來傳染的痕跡，像“非洲軍團病”就是典型。第二個渠道是通商，商人們從一個地方到很遠的另外地方。第三個渠道是傳教士的宗教活動。這些都是有規模的遠距離人口流動的幾種分類。

黑死病一般認為起源於亞洲，一說起源於中亞， 一說起源於喜馬拉雅山區，一說起源於黑海城市卡法，約在14世紀40年代散布到整個歐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死亡，根據估計，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占人口總數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同樣的疾病多次侵襲歐洲，直到1700年代為止，期間造成的死亡情形與嚴重程度各不相同。較晚的幾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1679年的維也納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馬賽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關於這些疾病的異同仍有爭議，但是其致命型態似乎於18世紀消失於歐洲。

黑死病對歐洲人口造成嚴重影響，改變歐洲的社會結構，動搖當時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地位，並因此使得一些少數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外國人、乞丐以及麻風病患者。生存與否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產生“活在當下”的一種情緒，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談》之中所描繪的一般。

歷史學家認為，經過鼠疫的腥風血雨，歐洲不少封建國家從滿目瘡痍中重生，開始向現代社會、商業經濟方向邁進，為日後西歐崛起和稱霸世界做了鋪墊。甚至有觀點認為這場鼠疫催生了當代西方文明。因為大量青壯年死於鼠疫，農村勞動力銳減，封建領主莊園佃農和農奴奇缺，動搖了封建佃農制的根基。勞動力供不應求，人工昂貴，直接推動了工具改良和技術創新。還有史學家認為西歐航海、探險和帝國主義的興起也部分歸因於這場鼠疫。

15世紀末美洲成為歐洲的殖民地，這段歷史無比血腥，除了死於槍炮屠刀，還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於歐洲殖民者帶去的各種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還有麻疹，流感，鼠疫，瘧疾，白喉，斑疹傷寒和霍亂。死的人之多，連氣候都受到影響。英國大學學院一項研究發現，歐洲在美洲的殖民擴張的百年期間，美洲人口從6千萬（當時世界人口的10%）減少到500萬 - 600萬。人口銳減，意味着農耕減少，大量農田回歸荒地或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態。大量是什麼概念呢？現代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估計推算有56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法國或肯尼亞的國土面積。森林草場面積如此劇增，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減少，世界上很多地區氣溫下降。那個歷史時期的二氧化碳含量是通過南極洲冰層核心樣本推算的。科學家認為，這個人為導致的變化，加上大型火山爆發和太陽活動減少，推動地球進入了一個“小冰川紀”。歐洲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經歷了氣候變化帶來的後果，包括農作物嚴重減產和饑荒。

在歐洲殖民主義者對美洲擴張過程中，真正因為打仗或屠殺而死的印地安人並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於歐洲人帶去的天花、麻疹、霍亂、傷寒、鼠疫、流感、白喉等嚴重的傳染病———它們這些殺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毀滅了。本來歐洲殖民主義者到美洲去以後，發現這個大陸土地如此肥沃，當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豐沛的勞動力，誰知道他們自己帶去的那些病毒、傳染病把當地的經濟生力軍給毀掉了。歐洲殖民主義者就不得不想另外的辦法尋找勞動力，這就引起了大規模非洲黑人奴隸的販賣，這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制度性的改變。我們設想，如果印地安人不死於那些病毒，也許零星的奴隸販賣會有，但絕不會成為後來那麼一種規模的制度性的活動。有很多人問：歐洲殖民主義者跑到美洲去，為什麼他們帶去的病毒能殺死那麼多的本地人，而本地的病毒卻沒有能夠對於歐洲人造成同等程度的傷害呢?

中國俗語“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着豐富的經驗性智慧，也包含了我們這裡所講的病菌交流。我們再從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病菌存活、傳播之間的關係尋找答案的啟示。歐洲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農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紀白人殖民主義者從歐洲到美洲去的時候，歐洲人種本身已經經歷過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傳染病、瘟疫的“洗禮”了：每次疾病大傳染都要殺死一些人，使一些較體弱的人成為犧牲品，而存活下來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傳給下一代。所以，14—15世紀的歐洲人已經與形形色色的病菌來來回回打過無數次仗了。

19世紀非洲爆發了一場牛瘟疫情，結果加速了歐洲在非洲擴大殖民統治的進程。牛瘟病毒在1888 - 1897年間殺死了非洲90%的牛，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包括非洲之角、西非和西南非洲。牛瘟直接導致饑荒、社會秩序崩潰、民眾流離失所。以農耕為主的地區也未能倖免牛瘟，因為許多地方依賴耕牛犁地。這時，歐洲國家乘虛而入，在非洲大片地區建立殖民統治。殖民非洲的計劃早幾年就制訂了。1884-85年，歐洲14國在柏林開會，商量如何瓜分非洲殖民地，會議結束時形成了正式決議，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非洲的歷史進程就此改變。1870年代，10%的非洲屬於歐洲殖民地，1900年只有10%不屬於歐洲殖民地。在這個過程中，牛瘟，以及它造成的經濟危機，成了歐洲殖民宗主國的幫手。

1918－1919 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有2500－5000 萬人喪失生命；還有1920 年代昏睡性的“腦炎”———主要發生在歐洲，然後傳到別的地方去。迄今為止科學家們還沒有一個說法，完全解釋這兩次大流行病為什麼那麼厲害。在這之後，我們曉得，最重要的就是愛滋病、埃波拉病這些東西。可以這樣講，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歷史上最重要的傳染病之大規模流行，都是人類文明進化帶來的。它們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付出的非常慘重的代價，對人類本身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人類文明每一次戰勝了這些挑戰，就又獲得了更強有力的技術手段和社會組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