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们对于这些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国企改革有意见，并把怨气发泄在主流经济学家头上，这是有道理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就是那些为上述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具体方案的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教学、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这些改革在某些方面损害了工农群众的利益，群众当然要批评提供方案的人。

除了民众的批评以外，主流经济学家今年还受到郎咸平等香港教授以及刘国光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前者批评他们没有学好西方经济学，后者批评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除了吴敬琏先生仗着多年积累起来的声望，散漫地回应了几下之外，其他主流们一个个变成了驼鸟，不理不睬，好象没这回事。其实他们只是不敢当众回应，私下里还是在反击。郎咸平教授没能列入央视十大经济人物候选，就是他们的杰作。就凭郎教授及时制止了大型国有企业被继续贱卖这一条，2005年还有哪个经济人物可以和他相比？主流们不敢明着讲理，勇于暗处使绊，其智也可及，其怂也不可及，叫人如何信任他们？

这次在中国的报纸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上能自发地形成对一个权势集团的持续批评，不能不说是舆论的进步。互联网的作用尤其大，它为普通群众（还不是最底层）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尽管一个人在网上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千万个网民的声音加起来还是能够耸动视听的。

然而报纸批了，网民骂了，主流们闷声不响，依然故我，却又如何？本文就是想指出，工农群众如果要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批评经济学家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层，有必要顺着这条线索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国企改革损害了群众利益，那么首先应该负责的是改革方案的批准人，也就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全国人大的权力在中国是绝对的，就象封建时代皇权是绝对的一样。封建时代写历史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皇上圣明、奸臣作怪。目前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似乎尚未摆脱这个套路的影响，火力集中在提供建议者身上，对决策者不予追究。

有人也许会说：人大只是摆设，岂能当真！最要不得的就是这种态度。人大是全国人民的人大，人民如果把它当摆设，那它也只好做摆设了。就象如果你买了一车，放在屋里不开，那它也就是一个摆设，你把它开出去，它就是车。现在改革到了关键时候，群众担心利益进一步受损，不去找人民代表，光责问经济学家，这本身就没把人大当人大。在这一点上，最近的群众舆论是短视的，因此群众有必要反省自己争取利益的策略。维护阶级利益是政治问题，必须透过政治途径解决，也就是说，必须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解决。我们不能等待“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好了再使用，而应该在使用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最近舆论的活跃，就是民主的进步。但是媒体的舆论只是起到表达、交流群众意见的作用，只是民主程序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如果舆论的声音不能振动人民大会堂里的空气，如果群众的意见不能通过人民代表的表决转化为国家意志，那么舆论只是空论。因此群众要努力把已经形成的舆论，推向民主的下一个环节，推向人大。怎么推？目前还是得依靠舆论。

我们应继续用舆论告诉主流经济学家们：你们的方案损害了群众利益，若是明知故犯，那是立场问题；若是本来不想损害，结果损害了，那是水平问题。无论是立场有问题还是水平有问题，你们都不配做中国的主流。

我们更要用舆论告诉人大代表们：你们当中绝大多数应该是代表工农的，因为工农群众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那么，当群众看不起病的时候，上不起学的时候，当工人大批下岗的时候，你们为他们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们有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带到人大？为什么就群众关心的问题很少听到你们用人民代表的身份发表意见？代表工农的利益是你们的政治责任，你们如果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