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篇末記載了張愛萍將軍對南街村的看法——

他去了趟南街村。

他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河南的漯河地區出現了一個共產主義新村，這個叫南街村的小村子，開始他們也搞包產到戶，但不久就出現貧富分化。1984年，村黨支部書記王洪斌說，這怎麼行?哪叫社會主義啊!

於是支部做出決定，重新走集體化道路。經過幾年奮鬥，到90年代初，南街村經濟搞起來了，產值突破億元大關。村辦企業固定資產增長到4.6億元，上交稅金1700多萬元。村民的生活也由貧窮直奔小康。

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學雷鋒、講奉獻蔚然成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報紙讚譽它是當今社會中，沒有腐敗墮落的一方淨土……

黨內沒有腐敗!社會沒有墮落!人民共同富裕!產值破億!學雷鋒、講奉獻!……公費醫療，普及教育，還有綠化!而且這一切還是個村黨支部書記干的!奇蹟!

父親拿着報紙，使勁地晃着，對我說：“你看看，你看看，你們幾個都認真看看!”

他給在鄭州的解放軍電子技術學院政治委員李殿仁打電話，說你趕快到實地考察一下，把真實情況告訴我。他不是很相信現在的報紙。

幾天后，李殿仁回話，哎呀，那地方確實好啊!比報紙上介紹的還要感人呢。還帶來一部南街村的紀實錄像片。

這就更直觀了。南街村哪裡像農村啊，儼然是一座城市了。嶄新的樓房，寬闊的馬路，到處可見的綠樹鮮花。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顯地帶有“共產主義”色彩：村民既有工資，又發糧油鹽蔬菜等食品用品。

住房是統一建造的。家電、煤氣灶、沙發、席夢思、落地窗簾等都是村里統一配置的據說這裡人每月可領取250元工資，但許多人家花不了，有幾戶人家領了工資就上交，說光發的東西就用不完了，還留錢做什麼……整個一個君子國嘛。

父親給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社分別寫了一封信：

“懇請播放紀實電視片(南街村)。

“……心境愉悅，深受教育，並感慨萬分!不禁想到懇請中央電視台把此片在全國普遍播放幾次，讓全國黨政軍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特色，以受到啟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眾世世代代永遠堅持、發揚這種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產主義!”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位置發表了父親的這封信。

7月24日，父親收到了中央電視台台長楊偉光的來信。說關於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經分兩次播出，同時表示根據父親的建議決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親果真早早就坐在電視機前，等候農村節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沒見播出。我們安慰他，可能時間搞錯了。11點過了，他還要等。我說，問問電視台吧。中央電視台總編室回答，因技術上的問題，沒有播放，表示以後再安排。

又一個月，還是沒有播放。再問，說是安排了，但什麼時候播不好說。

父親很執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李長春那時是河南省委書記，他陪同一起考察。

父親對南街村的村支部書記王洪斌說：“你講了很多，但我最欣賞的，是你們領導幹部除工作外，能和群眾一起勞動;而所得報酬卻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這個看成是小事，這是我們共產黨的根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現在大道理講得太多了。共產黨的官員都能做到了這一條，天下就沒有什麼事辦不成的。你們河南人中，出了個岳飛，他說，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懼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們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萬這樣的共產黨人。”

“今天，有些共產黨員，利用人民給他的權力，借着搞市場經濟，巧取豪奪。這是一群蛀蟲!這些人在台上，就永遠沒有希望!”

王洪斌說，請首長提出改進的意見。

父親說：“跟班勞動;報酬中等偏下;好!再給你提三點：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終歸是有限的嘛;參觀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應酬上，在工作上;要發揚‘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總是‘二百五’的工資。(註：南街村領導幹部月工資定在250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產黨員也不能總在水平線之下，水漲船高嘛!但記住，是先有水漲，後有船高。這是黨的原則。”

一些企業家經人介紹，請他為企業題字，他都欣然命筆。他說：“我不反對致富，但要勤勞致富，守法致富。對共產黨員來說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我們家已經是四世同堂了，但幾代人中，很多成員並不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沒有入黨的要求。有時談起來，父親說：“看一個人，不能用是不是共產黨員來衡量，入了黨的，怎麼樣?有的黨員，更壞!你們能做個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產黨是先鋒隊組織，是少數。入了黨，就要準備犧牲自己，一輩子為人民謀幸福，心甘情願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線上。做不到，不願意，沒有這個信念和決心的，對不起，那就請你退出這個黨。”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綠水，詩興大發，寫道：

“山窮水盡焉無路?柳綠花紅南街村。”

美國政治家，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寫道：共產主義，這個人類社會的怪胎，在經過了一百年的震盪後，終於沉寂下來，它消亡了……他斷言“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的實踐與信條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麼關係。”“那些在口頭上說實踐共產主義理論而實際上卻在背離其實質的共產黨人，都不再認真地將共產主義理論作為指導社會政策的方針。”

雜誌《中流》反擊道：張愛萍說的多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雖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窮水盡，它的前途柳綠花紅……

他們把父親寫南街村的小詩演繹到社會政治學的高度。

不久，這本雜誌悄然沒世;當然，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也下架了。

在這之後，我記得和他曾有過一次對話。

我說，回顧改革開放，你領導的國防科技工業戰線應該算是走在前面的，當時是在保持宏觀調控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放開民品部分，並積極導向市場經濟。但隨着改革的深入，我覺得你好像越來越不理解這場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說：“屋子裡太悶了，我們就把窗子打開，但蒼蠅飛了進來了，怎麼辦?”

當然要打，我說。

他揮了下手，說：“打了嗎?現在到處都是蒼蠅!”

他又說：“為了打蒼蠅，就關窗子嗎?我會去裝個紗窗，再把屋子裡的蒼蠅統統消滅掉。”

“錢，無所謂好壞。但在錢的面前，人卻有好壞。面對金錢，社會風氣敗壞，黨風敗壞，而又麻木不仁，熟視無睹，這才是我反對的。”

這是個美與丑同在的世界。市場、商品、金錢並不是道德的建設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壞者，它們只不過是塊試金石，檢驗每一個共產黨員在誘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們困惑的，是面對着物慾越來越嚴重的信仰和整個價值體系的瓦解;我知道，他們擔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帶來的邪惡，而是人們對這一邪惡的漠視。而這，才是致命的!

不用懷疑他們會反對改革，正是他們啟動了中國社會改革的按鈕。就像當初人類打開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樣，在帶來了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災難。在商品社會製造出的財富、現代化生活方式和GDP面前，自私、犯罪、欺詐、社會失去正義和兩極分化，相伴而生。兩者同樣都是來勢兇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丟棄信仰，居然都是在他們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來的。他們曾在全體中國人心中構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卻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親直接要通了中央負責同志的電話，談了南街村的事。我問他談的結果，他說：“沒有明確的態度。”

我說，你這不是為難人家嗎?對南街村，社會上反響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有宣揚的，也有挑刺的;但觀望的、懷疑的居多。許多人在問，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後呢?

他問我怎麼看。我說，美好的東西，未必就是現實的。我對它不抱有希望。你這樣起勁地為它奔走，難道它真的是今後的方向嗎?

他沉思不語，嘴角動了動，想說點什麼，但又說不出來。很久很久，他終於擠出一句話來：

“共同富裕總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兩年前，和他一起討論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時，他所下的那個定義。他說：“用我自己的話說，什麼是社會主義?第一，人民有發言權;第二，共同富裕。這兩條，我們都沒有做好。”

“我們為之奮鬥了一生的這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更公正、更公平一點嗎?”

可這能做好嗎?我說，市場經濟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為發達國家，完成原始積累，這就是代價。沒有哪個國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他喃喃地說。

我覺得父親真的老了，他已經不能敏銳地洞察周圍的政治氣候了。他顯得是那樣固執，那樣的天真，那樣的不合潮流。

人老了，但夢還在。父親的夢在哪裡呢?

前不久，團中央的同志送來一些父親當年寫的文章，這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他在中央蘇區共青團中央工作時期發表在黨的刊物上的。有《列寧青年》、《紅星報》、《黨的建設》、《青年實話》、《紅色中華》等刊物。這些70年前的文字忠實地記錄下了父親當年的風貌。今天重讀那些文字，會感受到在濃烈的小布爾喬亞氣味下，他當年熱烈如火，勇往直前的革命激情和青春氣息。

父親認真地拿着放大鏡一點點地在翻閱着，看着他嶙峋瘦骨的身架，讓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