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牢头这样的五味业余文人对《我的十六岁》评价甚高，再次印证了他们的所谓“文学”方面的素养不过尔尔。贫僧虽然没写过什么小说，但看的却不少。《我的十六岁》这样的作品，不大可能被《人民文学》这样的小说期刊编入。小说最大的败笔就是主题单调内容鼓噪。字数虽然不少，但却很少反映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时代气息，从而很难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作者自称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我的十六岁》是反映八十年代末的中学生活。但由于缺乏对时代背景的刻画，此文并不会引起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大的兴趣，只能沦为寻求刺激的某些老年人的小报。

作者称，写这篇小说是试图通过揭露改革开放后学校环境的阴暗面，来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学校环境比文革时期的更加“黑暗”，以继续为文革辩护。可是，单单描写某个时间段某个社会角落的情形，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作者至少应该表现一些学校环境的发展趋势。比如上一两届的情况，和下一两届的情况。《我的十六岁》的忠实读者们也并没有得到作者想表达的观点。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来说，作者彻底失败了。其实，当作者说“黑暗”的时候，他已经在否定文革了。作者一直向往的殴打父母老师，是否“黑暗”呢？

题外话：

作为《我的十六岁》作者的同龄人，贫僧再谈谈自己对学校环境的体会。贫僧上小学的时候，打架斗殴的现象非常普遍。就在马路上，小伙子们大打出手，砖头棒子乱飞。到了贫僧上中学的时候，打架斗殴基本上都是跟少数“痞子”有关的。街头上的暴力事件少了很多。而再过几年，中学生里面的痞子也很少了。贫僧觉得这跟学生的业余时间多少和业余活动是否丰富有关。文革之后的那些小伙子，有丰富的业余时间，但却很少有什么活动。不学习不工作也不吃喝嫖赌，也较少有体育活动。除了打架还很难找到什么发泄方式。这其实也都是文革造成的后果，包括体育在内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缺少，只剩下“武斗”了。另外，文革留下来的一大“财富”是“读书无用论”。其实何止无用，读书简直就是有害的。读书人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甚至解放后没有什么好下场。反观改革开放之后，知识慢慢的重新受到重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抓得也紧了。学生们也很难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业余时间。即便不喜欢学习，也有丰富的文化活动等着呢。哪有在街头上无聊闲逛的时间和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