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宪政

陈申申

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点

要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首先就要知道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毛泽东选集开篇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认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那么革命是什么？

毛泽东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些就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人生哲学：分清敌友，打倒敌人。简而言之：斗争哲学。

我们曾经以为，这是毛泽东为了推翻旧政权而提出的斗争策略。可是後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仅是用来推翻旧政权的，而且还是用来对付他心中所有的敌人的。

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毛泽东不仅要革命，而且要不断革命。要革命就要有敌人。毛泽东年轻时，还知道要分清敌友。到了晚年，他连分清敌友都不要了。他只是一味地寻找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编造出敌人来。即使没有必要使用暴力，也要编造出使用暴力的理由来。

回顾我国近百年的历史，直到现在文革回潮，斗争哲学是我国社会，甚至包括毛泽东的敌人的最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我国社会最沉重的精神枷锁。

因此，我们要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我国走向现代文明，推行宪政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的分清敌友和宪政面前没有敌人

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分清敌友，目的是消灭敌人。与其相反，宪政没有敌人。

任何国家都难免会有社会冲突，甚至发生战争。战争结束，胜利者是把对方斩尽杀绝，还是主动与对方言归于好，实现长治久安？

按照斗争哲学的逻辑，是一定要把对方斩尽杀绝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在宪政之下的美国就完全相反。美国的南北战争，死伤惨重。战争一结束，胜利的北方就和南方言归于好。南北双方各自举行纪念活动，悼念战死的将士。各自都有自己的英雄。昔日的战场被尽可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以方便後人来到这里纪念先人。

这里根本没有历史反革命。因此也就没有肃反，反右，文革。在最畅销的美国小说《飘》里，获得胜利的北方军队的士兵甚至被描写成作恶多端的坏人，还让女主角一枪打死了北方士兵。女主角也没有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成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如果在中国，那无疑就是“利用小说反党”了。可是美国人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宽容才可能带来持久的和平。

宪政是为了协调社会冲突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因此，宪政不站在政治冲突的任何一方。这就像体育比赛的规则，不站在比赛的任何一方。宪政下的法律只惩罚犯法的人，就像体育比赛的规则只惩罚犯规的人。

宪政没有政治上的敌人。宪政国家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分子。宪政不可能保证没有社会冲突。可是只有宪政，才可能提高解决社会冲突的文明水准，最大限度地防止冲突再次发生。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不同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利益冲突日渐频繁，宪政也因此变得日渐重要。

像美国这样善待失败者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几乎不可想象。可是，一个社会没有普遍的善待失败者的胸怀，就不可能有宪政。善待失败者，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善待失败者对于胜利者和失败都是有益的。反之，短暂的胜利很快就会消失，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下一个悲惨的失败者。

历史给过我们机会。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在中共还处于劣势的时候，毛泽东写出了“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表达了对宪政的愿望，得到了空前的好评。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不愿意。当时，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连毛泽东都不得不跟着喊“蒋委员长万岁”。蒋介石迷信军事上的优势，坚持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甚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只能背水一战。

中国走向宪政的机会被错过了。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很快就获得了军事优势。毛泽东再也不把当初说的联合政府当回事，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里不再有“国民党反动派”的位置。胜利後的共产党把国民党的政府要员统统宣布为“战犯”。

宪政又一次遥遥无期了。

现在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的是那时候的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在政治上走向失败的开始。从宣布战犯的那一刻起，未来的政治制度走向就被确定下来了。

从此，我国就走上了继续革命的道路。肃反，反右，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毛泽东说的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继续革命，没完没了了。

国共两党都对自己的对手不依不饶，斩尽杀绝，说明了我国社会的愚昧落後。尽管现代文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我国在整体上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我国缺少的不仅是现代科技，更是普及社会的现代文明的基础建设。

走向宪政的历史机会被一次次的错过。历史的惩罚随之而来。

文革中，当年在国共之争中帮助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还有共产党本身，都成了继续革命的牺牲品。共产党的朋友，被羞辱，被关押。战功赫赫的共产党的将军们一批一批的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宣布国民党战犯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不少共产党的将军们就已经在连续多年非人待遇的折磨下，失去记忆，失去语言能力。获得胜利的共产党的将军们在文革中的境遇比战犯更悲惨。

思维方式决定人的行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府是用来镇压社会的，而不是服务社会的。谁掌权，谁就有权力镇压社会。不仅镇压敌人，还镇压朋友，镇压自己的队伍，永不停止。不镇压就不足以证明大权在手。国民党换成共产党，老革命换成接班人，掌权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镇压的基因代代相传。不仅流淌在当政者的血液里，还流淌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每次镇压，都伴随着来自社会基层的欢呼声。

继续革命，就是继续镇压，比战争更残忍，更无情。战争总会结束，继续革命永无止境。只要还在继续革命，任何今天的胜利者都可能变成明天的失败者。胜利都是暂时的。失败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每一个人。

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就是这样。

毛泽东眼里的“一小撮”和宪政立法的出发点

土改以後，地主没有了。公私合营以後，资本家没有了。可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要继续，敌人在哪里呢？

要大规模的启动毛泽东所要的继续革命，就必须找到新的敌人，要让活生生的敌人站在每一个人面前。找不到，就编造一个。毛泽东编造出来的新的敌人就是所谓的“一小撮”坏人。相对于这个“一小撮”坏人的就是“大多数”人民群众。毛泽东把自己说成“大多数”的代表。凡是毛泽东看不顺眼的，都属于“一小撮”。

于是，毛泽东编造出来的“大多数”和“一小撮”的矛盾，就成了继续革命的理由。

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由完全相反，宪政立法的出发点是没有多数和少数之分的。

宪政的历史就是从保护少数人权利的立法开始的。如果社会不接受为了保护少数人的立法，那就根本不会有宪政。

宪政立法的核心就是保护财产权利。这样的法律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有财产的富人。後来社会越来越富裕，有产者越来越多，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才变成了保护多数人的法律。如果当初不能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立法，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能够保护多数人的法律。

选举制度也是这样。最初的民主选举，只有白人中的少数富人有选举权。如果当初没有那样的选举制度，也就不会有逐步完善的现在的普选制度。

现在限定最低工资保护穷人的立法，也是在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为穷人已经不是大多数，而且以後也很难成为大多数。

社会的整体就是由一部分一部分的群体组成的。不论他们是大多数，还是少数，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宪政之下，今天为这部分人的利益立法，明天为那部分人的利益立法。久而久之，受到法律保护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法律有了明确的保护对象，有了明确的受益者，也就有了来自社会基层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宪政也就越来越巩固。

毛泽东的“大多数”和“一小撮”的斗争哲学在文革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党内走资派这个一小撮开始，今天卫生部，教育部，明天是中宣部，北京市委，直到全国的党政机构完全瘫痪。在社会上从斗地主富农，斗资本家开始，斗反动学术权威，然後斗保皇派，清理阶级队伍，以及文革後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自危。

每一次，都是从一小撮开始。只要谁被认定为一小撮，残酷的打击就会随之而来。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就把所有的人都置于了灭顶之灾的恐惧之中。一时间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威力无穷，所到之处，红旗招展，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对手全无招架之功。

毛泽东战无不胜。可是他的心里还是装满了敌人。你反对他，当然是敌人。你一味的拥护他，是不是就可以不是他的敌人了呢？错！

第一个大右派诗人胡风，就是最拥护毛泽东的。他用诗句“时间开始了”来形容毛泽东时代，博得了多少掌声 ！谁能让时间重新开始？大概只有造物主了。他把毛泽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神坛上。可是你能创造神，就能毁灭神。你不是要造神吗？我这个神就首先废了你，让你第一个当右派。胡风这个大左派就第一个当了大右派。

共产党里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刘少奇。这是刘少奇的政治资本，却是毛泽东的心病。毛泽东指向哪里，刘少奇就冲向哪里。他冲得太快了，常常冲到了毛泽东的前面。谁在领导谁啊？毛泽东就送给他一个罪名，叫做“形左实右”，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刘少奇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毛泽东从来不管左派右派。他毫无预兆，打哪指哪，无坚不摧，神鬼莫测。没有人能知道他的下一个敌人是谁。谁都害怕他。

当然，毛泽东的打法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有个人迷信。党内党外都迷信他是正确的，而且要迷信到任凭他摆布的程度才行。只要产生了怀疑，斗争哲学就继续不下去了。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心里有多少个一小撮。但是我们确切的知道，在文革开始时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中间，毛泽东肯定不是大多数。文革中，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三个被彻底打倒。朱德，陈云这两个被停止工作。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工作。周恩来还总是摇摇欲墜。

毛泽东反对一小撮绝非是要捍卫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仅仅是一个清除敌人的理由。如果他真的把大多数看得那么重要，他自己就是第一个应该被打倒的。那些政治局常委如果不是那么迷信毛泽东，又都像毛泽东一样真的要去打倒一小撮，第一个应该被打倒的也是毛泽东。

毛泽东开动的宣传机器总是把他领导下的党和政府描绘成大多数人利益的唯一代表。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表面上是党在领导政府，实际上整个共产党都早已变成了政府权力的附庸。

在这个体制中，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了行政级别。共产党员在党内的地位完全是被他们在政府里的行政级别所决定的。行政级别越是高，党内地位也就越是高，个人的生活待遇也就越是好。升官不仅能获得权力，还可以同时名利双收。一个党员处在这样的境地，是想升官，还是想服务社会？要说依靠这样的党来监管政府，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这样的党和政府代表谁？谁都不代表。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

党政不分的制度在成批的持续不断的培养唯利是图，无法无天的党政官员。这些人没有能力做好事，却总是有能力做坏事，更有能力把好事做成坏事。他们没有干不出来的坏事，却总在指责别人是坏人，更有能力把好人变成坏人。文革中，他们是内斗专家。改革中，他们是腐败份子。他们没有能力公平竞争，只会窝里斗，暗地里陷害同事战友。在这样的制度下，党内斗争总是处在日益白热化和无序化的状态，导致党和政府都在黑社会化。几十年来，党政官员们成批地在腐败中成长，在内斗中毁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依靠的就是这样的党政队伍。

毛泽东的战友们看到了毛泽东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摧毁了这个曾经充满理想的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党。痛定思痛，他们集体的一致的抛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为了拯救党，他们用最後的努力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主张，试图把党和政府放在社会的监督之下。可是，很快就遭到了在这个党政系统中培养出来的接班人集体的一致的否定。

这些接班人们很快就自食其果了。党政体系首先走进了再次文革，以反腐为名义的大清洗开始了。这些年的反腐中看不到为了制止腐败的制度建设，只有那一代不如一代的党政官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腐永远都在路上：不去清洗别人，就被别人清洗。

毛泽东让全党全国老百姓都相信了他编造出来的大多数和一小撮的谎言。更加糟糕，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整个中国社会不仅在毛泽东的谎言中度过了文革十年，而且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的今天，还深陷在这样的谎言之中。一有机会，那些贪婪的党政官员就把自己扮演成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利用手中的政府权力，通过欺负那些不堪一击的“一小撮”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而且总是能如愿以偿的博得社会基层的欢呼。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发展到今天，私人企业的老板，电影明星，记者，维权律师，作家，走投无路上访的老百姓，甚至包括讨论疫情的医生，都陆陆续续的变成了现在的一小撮坏人。

这些无法无天的党政官员还编造出了对穷人的新的称呼“低端人口”。他们认为城市里的“低端人口”有损自己的形象，必须全部驱逐出去。难道穷也是罪？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带头，扬言要敢于刺刀见红。这些穷人没有要造反。仅仅因为穷，就要遭遇党政官员的刺刀见红？欺负穷人到这种地步，还有脸称自己为共产党员？当年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的共产党连影子都找不到了。那些自称为人民服务，自以为很有党性的共产党员们，你们怎么不站出来讨伐这样的坏人？你们的党性又在哪里？

直到今天，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用武之地依然遍地都是。人不论穷富，地不论南北，地位不论高低，立场不论左右，都是斗争哲学的打击对象。

只有宪政才能抵御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宪政就是要把保护少数人作为推行法治的基础。保护少数富人，也保护少数穷人。保护左派，也保护右派。保护胜利者，也保护失败者。宪政没有敌人。

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已经把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变成少数人了。当社会普遍承认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保护少数人就是保护自己，并且愿意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挺身而出的时候，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才会被我国社会抛弃。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直在走向失败。以毛泽东的威望和政治经验，文革也只能维持十年。最终毛泽东把自己摆在了社会公敌的位置上，他和他的四人帮真正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小撮”。

可是，如果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如果不能让现代文明的宽大胸怀来取代斗争哲学的阴暗心理，如果宪政的原则不能成为全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斗争哲学就还会起作用。现在文革回潮，已经在迫使中国社会去完成清算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历史任务，让宪政成为共同的选择。

毛泽东的理想世界和宪政

有什么样的逻辑，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理想。在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眼睛里是看不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毛泽东眼睛里的世界永远都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他要做世界革命的领袖。

为了适应毛泽东眼中的世界革命的需要，中国人永远都要准备打仗，永远都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永远都要支持别国的游击队去夺取政权，永远都要节衣缩食，一穷二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毛泽东说他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他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呢？

毛泽东自己做了回答。那就是他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在文革前夕写给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从军队建设开始说起。解放军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办工厂。然後说到，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办小工厂。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要这样。最重要的是，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

这就是毛泽东斗争哲学要实现的理想社会，也就是毛泽东心中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旧时代小农眼光中的现代文明。有工业，但是没有科技进步推动的迅速成长的工业企业。有商业，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更不需要金融。

在毛泽东的理想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个人的追求，都要服从毛泽东的意志。农民不能希望有自己的土地，工人不能争取增加工资，商人不能追求利润，学生不能有对知识的好奇心，更不要说有信仰。

现代社会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在毛泽东的眼里都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的号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昔日的战友，他领导的党和政府，还有老百姓，都不过是随时可用的牺牲品。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每个人都只能去做政府分配的工作，每个人都要服从管教。否则，就是一小撮，就是阶级敌人。文革十年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工人不涨工资，农民吃不饱饭，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人的最本能的求生欲望都被禁止。

毛泽东要停止在旧时代。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敌人。他把世界当成敌人，他也因此就把自己放在了整个世界的敌人的位置上。

在毛泽东眼里，国内有资产阶级，国外有敌对势力。除了他自己，其他的人都是敌人。不是过去的敌人，就是现在的敌人，或者将来的敌人。包括他的战友，不是反党，就是修正主义，至少是“不懂马列”。

毛泽东喜欢指责别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他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不是在分裂党，还能是什么？他对共产党员的普遍的残酷的政治迫害，比起国民党蒋介石更加残忍，更加无孔不入。这不是反党，还能是什么？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了巨大灾难，损失比战争还严重。这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还能是什么？他对这个国家的犯罪後果之严重，超过任何内乱外患。

宪政的前景

文革结束，毛泽东的战友们重新评估了世界局势，一致否认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准确的判断了当今世界正处在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只要改革开放持续下去，宪政的实现就是必然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启的。老一代是民国时代的能人，有全球眼光，有历史抱负，有个人担当。

可是，现在的党政官员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接班人。这些人的整体特征是狭隘，猥琐，在文革中成长，在官场中厮混，办大事贪生，图小利忘命。他们没有任何新的创造，什么都是照抄文革。宣扬个人迷信，压制社会舆论，丑化西方世界，自封穷国领袖，等等。

要走向宪政，不可能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任凭这样的党政官员胡闹下去，只会激化矛盾，越来越糟。不管谁上台，都不可能推行政治改革。他们情愿在旧体制的内斗中死掉烂掉，也不会愿意接受宪政。

而且，宪政需要让社会监督政府。这种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绝无可能在政府的领导下培养出来的。

宪政将是社会共同的选择。能够顺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走向宪政，需要社会上上下下都重新认识宪政。

宪政没有敌人。宪政可以让富人得到安心，让穷人得到救济，让左中右都有机会，让社会实现和解。

宪政必须从保护少数人和每一个人的利益开始。宪政要给予社会基层参与立法的机会，让社会看到希望，迫使政府功能转向社会服务。

宪政要用政治协商来取代个人迷信，以合作来取代服从，用法治来取代专制。这些变化将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展开的。

宪政会成功，因为时间站在宪政一边。

现在法治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只有宪政才能带来的安全感。不仅老百姓需要，朝不保夕的各级官员们更需要。在宪政的旗帜下，首先是用法治来削弱，瓦解和最终取代政府的镇压之权，实现社会和解，然後才可能有政治改革。

不能说到宪政就只会说一人一票选总统。当年共产党打天下，告诉老百姓的是参加革命就有饭吃。如果当年说的是参加革命就可以选总统，有几个人会跟着共产党走？

现在也是一样。推进宪政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长此以往，斗争哲学的做法就自然被逐步取代了。

2020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