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許章潤教授從什麼時候大聲“造反”的？

根據維基百科，是從2012年開始。在2018年習修憲搞連任後，各界有權勢的人都噤若寒蟬，我摘引一段人大代表俞敏洪的採訪：

“俞敏洪（政協委員）：我沒有聽說習主席要無限期連任。

記者：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俞敏洪（政協委員）：這個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謝謝。”

而許教授卻寫下“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影響在海內外那麼大，他所任教的清華大學，所在的系裡肯定都受到了壓力。我知道學校和系裡沒搞他可能是顧慮形象，但是熟悉中國可以想象學校和系裡肯定有領導保護他，不然還是很容易整的，只要想做，方法永遠不是問題。許教授肯定知道他們的難處，是政府要辦他，和任教的大學為難有什麼意思？要呼喊的是制度問題，為自己那一點個人名聲鬧分散注意力，在許教授肝癌與時間競賽的情境下值得嗎？

中國的問題很多是制度問題——最明顯的比如打腐，打到今天出來的一個比另一個貪得更離奇！幾個億在不起眼的小城市一般官員中都能貪出來，真是衝擊人的想象力。中國人習慣於解決直接的不公不義，比如成群結隊的北京上訪，但是不願意面對解決問題的根源。拆遷不到自己門口是共和國衛士，拆到自家門前又成了上訪韭菜；薄熙來唱紅打黑對政敵毫不留情，論到習近平反腐倡廉對薄熙來也毫不留情，問題是公平公開的審判機制和公義合理的法律既能保護薄熙來也能保護習近平，這應該是每個共和國官員應該思考的問題。出這麼多貪官，光喊殺得痛快，卻不面對這個出貪官的系統，很多時候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途徑，沒有公開的辦事渠道，行賄受賄成了辦事的唯一解決途徑：當權的為了錢願意冒險，行賄的拿了錢辦成了不可能辦成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是不得已行賄，很多人是覺得自己行使權力過程中付出了個人風險所以拿錢是當然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許教授自己肯定看見了他拿剩下不久的性命為中國人的將來賭一下，只要集中注意力發聲，把聲音儘量傳開，傳出去，喚醒國人，喚醒當權者。

千里迢迢到北京給許教授帶去“嫖娼”罪的法律機構又是誰家呢？是維護共和國言論不自由中屢立奇功的“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我一看成都市，立刻聯想到了去年底被捕的教會領袖王怡牧師，去網上查了一下，果然是同一個公安局做的事情。而且王牧師的教會確實和許教授認識，這個青羊分局曾經對成都市秋雨教會2018年進行過大抓捕。

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機構，他們能夠拿出啥來指控許教授都不值得認真，真正關心許教授的圈子應該都知道這個“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

試想，假如你回國逛超市，忽然有人指控你在逛超市的過程中偷了一罐奶粉，你覺得應該好好地為自己的名聲搞個青紅皂白嗎？也許有人是會的。但是，如果換上我，我肯定聳聳肩笑笑，因為我覺得丟的是他們的臉，不是我的臉。我有事還要辦呢，辦完趕緊回美，不和他們囉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