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澤東點名驅逐的美國外交官

    1944年9月，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來到中國，後又成為駐華大使。他在執行美國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出爾反爾，輕諾寡信，最終發展到和蔣介石一唱一和，公開地扶蔣反共，擔當起卑劣的雙簧角色。

請求羅斯福召回史迪威

　1942年1月3日，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成立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部，由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蔣介石要求羅斯福委派一位美軍將領，前來擔任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部參謀長。美國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推薦其部屬、好友、陸軍中將史迪威擔任此職。史迪威素以“尖酸刻薄”著稱，他來到陪都重慶，在聲明自己的職責和任務時，那種“傲慢的神氣”，令蔣介石極為不快。據侍從室官員說：“史迪威走後，蔣一人獨坐會客室內，面部陰沉，久久沉默不語。”

　蔣介石要求史迪威對他唯命是從，凡事不得有絲毫的違拗。可是，中國戰場節節敗退的現狀，使史迪威十分沮喪、惱火，他多次向蔣介石建議，軍事要改革、軍隊要改組，那種以效忠個人的封建關係指揮軍隊，勢必會使中國戰場一敗塗地。他還將自己的想法，報告給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並且強調：“華盛頓必須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以免上當。”

　蔣介石當然不會採納史迪威的建議，去改變“朕即國家”的封建思想。而更令他難以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他撤出包圍共產黨的幾十萬大軍去打日本，甚至還要給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劃撥一些美援物資。蔣介石豈容史迪威的另類主張，於是一再向羅斯福提出要求，希望美國將史迪威召回。羅斯福也幾乎被說服，只是由於馬歇爾的有意辯護，史迪威才沒有被蔣介石驅回。

　1944年4月，日軍發動河南戰役，國民黨湯恩伯、胡宗南等部望風而逃，鄭州、洛陽等38座城市相繼淪陷。接着，長沙、衡陽失守。中國戰場的大潰敗，使羅斯福清醒了。他不僅沒有召回史迪威，反而晉升史迪威為上將，並去信蔣介石，請他給史迪威實際的軍事指揮權，讓史迪威“有權協調和指揮作戰行動，阻止日軍的進攻浪潮。”9月18日，羅斯福又給蔣介石發來電報，敦促他儘快給史迪威以軍事指揮權。

　赫爾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重慶的，他負有美國政府交予的五項使命：

   “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

    二、支持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

    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

    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

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

　蔣介石反而“惡人先告狀”，在赫爾利面前歷數史迪威的不是。他對赫爾利說：“我已下決心，請羅斯福總統調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級軍官來接替參謀長職務。希望羅斯福總統不要因為我堅決要求調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間產生隔閡。”蔣介石甚至以事關主權和人格相要挾，表示絕不接受任何強制命令，“否則，任何犧牲均所不恤！”

   赫爾利被說服了，欣然為之做說客，並且誇大其詞地說，蔣介石是防止中國崩潰的唯一領袖。10月10日，赫爾利給羅斯福去信說：“我的意見是，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並且你還會連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麼，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將發誓說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歷史的結論。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我謹建議你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任命另一位美國將軍在委員長領導下指揮在中國的一切陸空部隊。”

　羅斯福膽怯了，認為蔣介石和史迪威已是水火不容。為維護美中戰略夥伴關係，不得不作出讓步，召史迪威立即回國。

建議毛澤東致信羅斯福

　1944年10月間，赫爾利在重慶與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談，明確表示，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軍事領導機關中應有共產黨員參加。他還表達了在必要時訪問延安的願望。毛澤東得知這一信息時，正在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他遂分析說：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制，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會議經過討論後決定，對與赫爾利會談應取積極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黨仍要批評。

    11月7日上午，赫爾利乘坐的專機在延安機場降落，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機場為赫爾利舉行了熱情而簡樸的歡迎儀式。次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了第一次會談。赫爾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派，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這次來延安，還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拿出《為着協定的基礎》，說明這份文件是他與蔣介石共同草擬的，共有五項條款，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遵守並執行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命令，要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組，然後，國民政府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爾利與毛澤東等舉行第二次會談，毛澤東說：“中國需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團結全國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如果沒有這一改變，也可能有某些協定，但是這些協定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人士的聯合國民政府，改變現在政府執行的不適合於團結全中國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關於改組軍隊，我以為應當改組的是喪失戰鬥力、不聽命令、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如湯恩伯、胡宗南的軍隊，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不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取得妥協，即使問題解決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們並不要求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要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和妨礙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澤東還就《為着協定的基礎》，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赫爾利認為毛澤東的意見是合情合理的，他說：“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覺到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了第三次會談，中共提出的協定修改草案，為赫爾利所接受。毛澤東希望赫爾利回重慶後，說服蔣介石同意中共所修改的要點。赫爾利說：“我將盡力使蔣介石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他還說：“如果蔣先生表示要見毛主席，我願意陪毛主席去見蔣，討論增進中國人民福利、改組政府和軍隊的大計，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的安全。”

　毛澤東說：“我很久以前就想見蔣先生，過去情況不便，未能如願。現在有美國出面，赫爾利將軍調停，這一好機會，我不會讓它錯過，我還不了解蔣先生是否會同意我們的五項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與他見面。我總覺得在我和蔣先生見面時，要沒有多大爭論才好。”毛澤東還提出，這個文件經雙方同意後，雙方應共同簽字，公開發表。

　第二天上午10時，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了第四次會談。毛澤東就簽訂修改後的文件作了說明：“一、關於我們所同意的文件，請赫爾利將軍轉達羅斯福總統。二、關於我們與赫爾利將軍商談的這個協定，昨天晚上我們中央委員會開了會，一致通過這一文件，並授權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文件上簽字。三、我今天還不能和赫爾利將軍同去重慶。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總之，我們以全力支持赫爾利將軍所贊助的這個協定，希望蔣先生也在這個協定上簽字。”隨後，毛澤東在這個一式兩份的文件上簽了字，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和見證人也簽了字。文件還留有空白處，專給蔣介石簽字。

　這份文件被命名為《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其主要精神是：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和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軍隊應平等地分配同盟國的援助物資等等。

　會談結束後，赫爾利將要飛回重慶。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於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同志在那裡，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赫爾利也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赫爾利還建議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一封信。當天，毛澤東便將寫給羅斯福的信交由赫爾利轉達，信中說：

　“我很榮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爾利將軍。在三天之內，我們融洽地商討一切有關團結全中國人民和一切軍事力量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的大計。為此，我提出了一個協定。……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現托赫爾利將軍以我黨我軍及中國人民的名義將此協定轉達於你。”

扶助蔣介石壓制共產黨

　蔣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條協定草案》，他告訴已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他將擬定一個新的草案，請他說服共產黨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來新的草案，即三條反建議，其要點是：“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組，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看着這三條反建議，赫爾利很為難，因為，這與他和毛澤東簽署的《五條協定草案》差距太大，毫無疑問，共產黨是難以接受的。11月21日，他把“三條反建議”交與周恩來，立即遭到周恩來的質疑：“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

　赫爾利回答：“蔣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只是不願寫在建議上。”

　“這裡所說的參加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只是掛名，毫無實權，說明國民黨無改變一黨專政的誠意。”周恩來當即指出並問道：“中國的團結是否以聯合政府為前提？聯合政府是否是合理、民主的？中共參加政府是否只能當觀察者，而沒有實權？”

　赫爾利心知理虧，只得以“我只是見證人，而不是當事人”相迴避，躲躲閃閃地回答：“聯合政府當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條協定草案》也不是沒有可改動之處。中共進入政府是等於無實權，但是，也事在人為，譬如我們議會的議員，有的還能夠控制議會。”

　這天，周恩來正式通知赫爾利，他將立刻返回延安。赫爾利慌了，極力挽留周恩來，他說：“聯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參加政府，參加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則已答應。我希望你們參加進來，然後一步一步改組。”並且許諾：“只要參加政府，就可獲得承認，就可獲得美國軍官幫助訓練和作戰，就可獲得物資的供應。你們拿到這些東西，就可以強大起來。為什麼一定要改組政府呢？”

　周恩來坦誠相告：“聯合政府本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爾利將軍提出的，赫爾利將軍亦認為合理。至於參加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舉，即會做到，也不過是做客，毫無實權，無濟於事。”赫爾利滿以為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再曉以小利，便可以將對方說得心動，沒想到卻在周恩來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赫爾利知道，中共的軍隊不可能隸屬於國民政府，並接受蔣介石的統率，於是，他想出一個“曲線統一”法，向周恩來提出了兩條補充意見：一、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國派一將官任敵後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為副總司令。赫爾利可謂是機關算盡，想以“仲裁國”的身份，幫助蔣介石實現其不費一槍一彈，便可全部收編共產黨武裝的願望。這種嚴重侵犯主權的企圖，當即受到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赫爾利“曲線統一”不成，乾脆赤膊上陣，公然阻止給八路軍的正常援助。1月23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向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申請美元貸款，以用作對日作戰經費。赫爾利知道後，立即給美國國務卿發去電報說：“批准朱德將軍獲得租借物資和財政援助的要求，都將破壞美國的既定政策。這個政策是防止國民政府崩潰，支持蔣介石為政府委員長和軍隊統帥。”

    赫爾利在回國述職時，向羅斯福轉達了蔣介石捎來的2條信息：一、國民黨不論共產黨同意與否，將召開國民大會；二、蘇聯現在不會承認中共或接濟中共，請羅斯福放心支持國民政府。4月25 日，聯合國將召開成立大會。消息傳來，周恩來立即給赫爾利致電說：國民黨政府是獨裁統治，不能代表解放區九千萬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應占三分之二，此意見請轉達美國總統。可是，赫爾利卻一再拒絕，後經不斷努力，只允許中共派董必武一人為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代表。

中國重慶，西摩爵士和夫人、蔣介石、阿波羅答彼得羅夫和妻子，和帕特里克赫爾利，出席茶話會，慶祝日本的投降。

　抗戰勝利後，赫爾利又向蔣介石建言，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這樣便可陷毛澤東於兩難境地。如果拒絕來重慶，那麼，將向國人昭示其無和平的誠意；倘若其真的來重慶談判，那麼，我們則以時間爭取空間，拖上它一段時間，乘此將國民黨軍派往華北、華中等地部署，到那時，談成也罷，談不成也罷，毛澤東和共產黨便成為籠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爾利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應邀前來和談。他不僅多次與蔣介石會談，並且廣泛接觸各黨派、各階層人士，盡顯中國共產黨真心熱愛和平的坦蕩胸懷，更糾正了國民黨反動派妖魔化毛澤東、共產黨的政治偏見，毛澤東詩人政治家、政治家詩人的形象，深受國統區人民的認知和喜愛。相反，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暴露無遺。赫爾利於無意中竟給毛澤東、共產黨作了一次大張旗鼓的宣傳，而卻給蔣介石幫了倒忙，可謂是偷雞不成反蝕米。

毛澤東發誓趕走赫爾利

　1944年七八月間，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指示，中緬印戰區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組長為戴維·包瑞德上校。他們依據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是不可低估的戰鬥力量，應該向他們提供武器，應該與他們聯合對日作戰。他們稱讚中共領導人，“有着偉大的作為領導者的能力和品質”，中共領導的根據地“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所以，美國政府“不能無限期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而應推動國共兩黨向着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

　赫爾利是個胸襟狹小的人，一直將包瑞德等視為史迪威的人，必欲掃地出門而後快。在使館的訓話會上，他嚴厲警告說，凡是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明確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幫助重慶政府以外的個人或團體。他認為美國國內的批評輿論，都是由於包瑞德透露信息。所以，他總是想方設法地尋機報復，先是給包瑞德的晉升設置障礙，使包瑞德失去唯一的一次晉升將軍的機會，然後，再無端地撤了包瑞德的職，隨之便將他調離中國。

　赫爾利回國述職的時候，美國駐華使館的文武官員聚集一處，暢所欲言，檢討赫爾利對華政策，認為事情的發展極為嚴峻，應該給國務院寫一封急信。這封信由駐華武官、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起草。這封信大膽地批評說，由於赫爾利的錯誤，致使蔣介石“不願作任何妥協”，而共產黨又以為我們“支持蔣介石”，於是，中國便不可避免地隱伏着深刻的內戰危機。他們建議：總統應該向蔣介石明確表示，對共產黨和其他抗日力量“提供補給並與之合作”，完全是“軍事上的需要”。

　羅斯福總統逝世後，赫爾利更是明火執仗，為虎作倀。他公開聲言，將全力支持蔣介石，而不支持“武裝的政黨和軍閥”，中國共產黨已被列入他的黑名單。他還無所顧忌地追究使館內的“不同意見者”。謝偉思便深受其害，被強加“偷竊文件”的間諜罪與其他6人一起被逮捕。拔掉了眼中釘，赫爾利稱心如意，蔣介石也興高采烈，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六人逮捕以後，美國對華政策乃可漸次明朗。”

　1945年4月5日，《新華日報》針對赫爾利在美國的胡言亂語，發表時評《我們的堅定而明確的態度——評赫爾利將軍談話》，文章指出，赫爾利的談話“有助於中國分裂與內戰的危險，有拖延抗戰勝利的危險”。時值中共七大閉幕，毛澤東在會上批評說：“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撰寫兩篇評論，嚴厲批評赫爾利扶蔣反共的卑劣行徑。毛澤東說：“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聲明，除了抹殺中共的地位、誣衊中共的活動、宣稱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國主義濫調外，還極力替蔣介石的‘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如此，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毛澤東還說：“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

　不久，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民主同盟兩位代表時，對赫爾利的批評已帶有明顯的義憤色彩，他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同時，中國共產黨公開表示，堅決反對赫爾利再任駐華大使。美國國內對赫爾利的非議也越來越多，輿論指責他“顛倒了”羅斯福的對華政策。赫爾利已是聲名狼藉，美國不得不糾正他所造成的偏差，改公開扶蔣反共為扶蔣容共，企圖通過所謂“調處”國共關係，不戰而控制中國。1945年11月26日，赫爾利很不情願地向杜魯門總統遞交了辭職信。自此，便再也無顏踏上中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