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一個軍已經來到了深圳河邊羅湖橋頭。

    面對解放軍的攻勢，香港人心惶惶，就連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離的準備。他在給英國政府的密告中說“紫石英”號事件使人認為英國軟弱無力，堅信毛澤東只要想奪香港，英軍無還手之力，而全港200萬人，包括公務員和警察在內，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過1萬人。當時英軍在港兵力不多，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候增兵，也只有不到4個旅的兵力。面對如狼似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想要抵抗，無異於以卵擊石。

　 一個彈丸之地，再加上沒有戰鬥經驗的幾千名英軍士兵，攻取香港對解放軍來說確實如囊中取物，輕而易舉。一個軍的兵力，一個衝鋒，就能解決問題。

　 第44軍政委吳福善手持望遠鏡，朝香港凝望了一個時辰，正準備下命令部隊過橋解放香港，突然接到毛澤東主席緊急電令，“不准進軍香港”。

　  面對大好形勢，毛主席為什麼下令不准進攻香港呢？這正是毛澤東為高瞻遠矚的地方。  

     英國港督葛量洪知道，解放軍只要斷水跟斷食品，香港幾個星期就完蛋了。

     事實上，毛主席不但沒有進軍，也沒有斷水斷食品，甚至周總理親自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飲用水供應。

     毛主席為什麼不急於解放香港呢？

     偉人的胸懷和度量遠見卓識及方方面面的策略，凡人往往當時是無法估量和難以理解的。

     但是，事後來看，毛主席留下香港絕對有着重大的意義。

     毛主席的決策往往都是時間越長，越證明他的英明偉大正確性！

     保留當時的香港確實對中國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

   “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和情況，分別處理。

     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

    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忙於去解決。

    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

    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黨中央的這個指示實際上為解決香港問題提供了指導方針，即香港問題是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之一，必須取消，但又屬於“解決時機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於去解決”。

　  由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特殊性，新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不宜公開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傳達“暫時不動香港”的意向。

     香港兩家與中國共產黨聯繫比較密切的報紙承擔了這一特殊任務。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匯報》在《新中國與香港》的社論中指出：“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革命迄目前為止，從沒有一言一動牽涉到香港，或在理論上將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樣，列為清算對象，可見假想中的安全威脅決不來自中國人民的勝利。

     中國人民對國內反動政權，不得已而用戰爭解決。至於對外關係，除積極支持國民黨反動政權且始終不放手者而外，決不至無端與其引起嚴重的糾紛。即使有應予修改調整之處，也會先就外交途徑求其解決。”

    2月17日，香港《大公報》又以《樂觀香港前途》為題發表社論說：“事實上，香港的地位並無什麼危險，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麼悲觀。第一，中英關係一向不錯……”；“第二，中國新政權並無盲目排外的徵象……”；“展望未來，香港應該與中國大陸建立良好的聯繫，儘量發揮其物資集散交通銜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榮”。

　 這兩篇社論以一種非正式的途徑道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維持香港現狀、保持其穩定的意圖。

     中共中央還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提出3項條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第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這3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

      這3項條件合情合理，英國政府欣然接受，並與中國政府約定，此約內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舉行建交談判的過程中，毛澤東基於“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指示周恩來：“請周(按：指周恩來)復：胡階森（按：英國臨時代辦）來時應與談英國與蔣介石關係問題及建立外交關係的其他問題，而不要談收回兵營問題。”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指示駐港工作人員，我們暫時不收回香港，不是放棄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長期生根，堅守陣地，支持國內工作；

      要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制度不同，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

      1972年10月，周恩來會見英國客人時指出：“香港的未來一定要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的政策是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的。”

     這就是說，在時機未成熟時，中國仍要對收回香港進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暫時不動香港”，是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決策

　 毛主席向英國表示的“暫時不動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密切關注。

     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了解新中國內外政策時，毛澤東向他耐心說明中共的立場：“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

     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一些。

     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後決定。”

      毛主席實際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問題的政策。

　  毛主席“暫時不動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間初步形成了。

       這是一項原則的堅定性和鬥爭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戰略決策，是一項兼顧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現實主義大手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曾在各種場合，多次闡述了這一特殊方針的重大意義。

　  暫不收回香港，有利於打破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爭取對外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度。

      美國政府還發起不承認新中國的外交活動，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國政府發出照會，要求他們同美國保持一致。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闖入台灣海峽，爾後又操縱聯合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有必要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聯繫與溝通的“橋梁”。香港是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因此必須審時度勢，避免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憑單純的革命熱情而犯冒險主義錯誤。有鑑於此，毛澤東斷然決定，待國內外形勢對我們有利之時，“一攬子”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從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暫不收回香港利用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國。

      1951年春，周恩來曾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說，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可以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建設”，要求他們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周恩來還明確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中，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暫時不動香港”這一政策對於突破西方陣營的封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這項政策執行的結果，迫使英國為了維護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採取有別於美國的“公開敵視”的政策，而取現實主義的立場。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天，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就表示，中國政府如能善待英國僑民，英國就可以考慮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不顧美國的阻撓，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宣布不再承認國民黨集團。

       英國由此成為西方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並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

      1962年，香港總督柏立基在對法新社記者談香港問題時表示：“香港與中國不存在什麼問題，很公平，沒有什麼可以憂慮的。”

　 暫不收回香港，還能夠使中國政府避免過分依賴蘇聯。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已經開始注意到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對蘇聯有可能將中國變成它的衛星國的企圖有所戒備，儘量避免對蘇聯的過分依賴。

      保留香港，就使中國有了迴旋餘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而赫魯曉夫卻撕毀合同，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我國通過香港從西方進口了大量糧食和物資，香港作為“國際通道”，為中國人民渡過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國內發展的角度來看，暫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經濟地位

       周恩來認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朝鮮戰爭爆發後，由於美國等對華實行全面禁運和封鎖，香港對內地出口額劇增到2.8億美元。

      部分工業設備、緊缺物資和戰略物資從香港源源不斷地輸入內地。

     由於戰爭十分需要橡膠，內地每月從香港進口的橡膠達2500噸，基本滿足了當時的需要。

       此外，還從英國進口了鋼鐵、電器、機械、藥品、有色金屬及其他國家的糧食棉花等。這對解放初期穩定華東地區物價、保障供給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沒有下令收回香港的決定是正確的！

     首先，毛澤東利用香港，打破了英美的同盟，突破了西方對新中國的封鎖。英國在1950年就宣布承認新中國。第二，不收回香港，也使中國不必過於依賴蘇聯。第三，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聯絡的一個窗口，中國從香港進口了大量的物資。

第四，保障了香港的穩定，以及促進了香港此後的發展繁榮和富強。

       現在很多香港小青年有一個誤區，認為香港的繁榮要感謝英國人，是英國的殖民統治讓香港繁榮起來。這實在是一個誤會。香港的繁榮不是托英國的人福而是託了毛主席的福。沒有毛主席的支持香港怎麼可能會發展好？三天兩頭找你麻煩也能會把你弄亂套。

      在1949年時，香港不過是一個中等城市，人口六十萬。

     從以上不難看出，對外開放，並不是現在的新發明，那個時候早就對外開放了。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才是對外開放的真正高手。因為他們的對外開放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不可估量的好處和意義。

      毛主席周總理領導的對外開放是有原則的，絕不會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會用中國人民的存款去買帝國主義的國債使得中國人存錢讓帝國主義花發展他們的經濟，也不會讓大小貪官把贓款和家屬孩子轉移開放到國外，更不會用我們的珍貴資源去換國外淘汰的垃圾設備和食品來破壞污染環境剝削毒害中國人民！

      不過毛主席和周總理領導的共產黨的對外開放，不可能去叫改革開放，他們是革命者，改革很容易讓人顧名思義成改變革命，他們怎麼可能會改變他們革命的初衷呢？

      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對外開放，或者是革命的對外開放！

     然而改革改成什麼了呢？無需多說，不言而喻，看看現狀昭然若揭！

      毛主席和周總理時代一直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革命，他們為什麼反對資產階級提倡無產階級呢？

       因為歷史事實證明，巨大財富一旦歸個人所有，勢必產生剝削壓迫，引起不公平公正公道，人一旦有了很多財富，往往失去自我，肆無忌憚，好人也容易變壞，變壞的人就會用手中的財富發揮出更大的能力干更壞的事，還用手中的財富買權力，維護擴大自己的財力權力勢力，橫行霸道，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為己有，遭殃的當然是國家和人民。這就是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為什麼要無產階級專政，決不允許產生資產階級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和周總理老一輩革命家本人和家族就帶頭成為無產階級，他們沒有財富，憑自己的才華得來的稿費都歸公，不留給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