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歐盟國家的友人近日電郵道：

Pascal 即刻回覆：

1. 通過法中基金會所收買的巴斯德研究所才是真正的新冠病毒的制

造者，並且製造的目的就是針對美國，通過生化基因武器最終與美國

決戰來達到對整個時間的統治和奴役，這就是那個天大的秘密，這就

是潘多拉盒子，或者說潘多拉盒子不是武漢P4實驗室，而是香港大

學巴斯德研究所！

2. 最終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合成和研製應該是在香港的巴斯德完成，

因為那裡早已匯集了一群國際上的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的人，都是懷

着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這種偷天換日的驚人布局不僅達到了掩蓋研

究生化武器真相的目的，而且也能夠完成超限戰戰爭方式的國際投放

病毒武器的目標。

3. 而核心的武器新冠病毒，可以確定的是隨着P4實驗室的建成，在

2016年中共已經掌握並且擁有。

4. 這個法中基金會還是對美國實施藍金黃計劃的資金總部，最為可

笑的是，這些錢大部分來源於美國，來源於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也正是這些人，用着美國人的錢，跟着CCP一起，透過已經淪為金錢

奴隸的法國財富集團一起沖向美國，夢想着打敗美國，統治世界，奴

役全人類。

5. 從CCP使用巨額的財富攻陷法國徹底控製法中基金會，以此為基

礎依託巴斯德研究所建設P4實驗室，秘密研製生化基因武器，到隨

後使用藍金黃向美國發起的一次次隱含的戰鬥，也就是暗戰，似乎預

示着中共的戰勝美國統治世界的夢想的實現只有一步之遙，

6.  不知道沒有經過朝鮮戰爭的美國人讀到上面這段歷史是什麼樣的

感受，對於一個中國人，我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感覺就在讀一篇笑

話，但是卻笑不出來，因為同樣的口吻和字眼出現在六十七年後，中

共國又遭受了美國的一次投毒，一次生物戰，這種赤露露的污衊在歷

史上又重現了一次。

7.  所以，這次美國發起的細菌戰，是中共集體組織的上下協調的對

戰爭死亡責任的一種謊言推卸，並成功地轉移了罪責和國內的矛盾。

這種栽贓陷害污衊對手的流氓行徑是令人不齒的。

8.  結論：只有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們才會真正的懷着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謀劃並實施針對美帝國主義的生化戰爭，因為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並且牢牢地把控着生化武器的槍桿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

9.  明白了這一點，後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體含義了：學者組成的“特種部隊”，奉命遷至北京，從事中國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醫學防護研究的重大任務。這隻特種部隊從事的絕對不是僅僅的醫學防護，而是要研製戰略進攻美國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兩種武器是由這個特種部隊主持的，這就是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錢學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張胆地宣傳，而BC只能隱藏在各種謊言之中，因為這是反人類的，在國際公約中所不允許的。

10.  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發一定是打着國家的名義正經的是為了民用

而進行的。理解了這一點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江綿恆不在中

科院主導和領導這個龐大的團隊，而是由陳竺來領導。一方面是由於

陳竺的醫學研究背景更加適應這個領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項

目的保密性，是絕對不能暴露的，

     一旦暴露，CCP將成為全人類的罪人，

     會被徹底斷送，最終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

     因為這種行為和活摘人體器官或者

     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質的區別的，

     是真正地 反 人 類 滔 天 大 罪 ，

     必將接受人類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終審判。

【DT 挖掘機團隊出品】

DT挖掘機說明：

好了，源自武漢的終極生化武器CCP病毒之謎該解開了，因為中共的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而關閉潘多拉盒子的唯一希望是知道這個盒子之謎產生的前因後果，撥開被掩蓋的真相，徹底剷除潘多拉盒子的掌控者，挖掉病毒產生的真正根源。如果不這樣，肆虐的疫情不會終止，還會有更多的病毒出來，這是一場真正的與魔鬼的較量。下面就讓DT來以想象的方式演繹這個漫長的生化武器研發製造的故事，故事裡的人全部使用真名，如果誣陷了他們，請首先他們致歉，因為CCP病毒背負了污名，如果沒有誣陷，他們必將承擔歷史罪惡的責任，接受時間和歷史的審判！因為，一起已經開始！

以下為詳細內容：

挖掘和追溯這場中共與美國之間的戰略決戰的起源是個異常複雜地挖掘過程，DT挖掘機在龐雜的資料挖掘過程中一直在尋找其中的線索，幸運的是，終於理清並找到了。之所以將這篇終結篇定義為一種猜想是因為展示的挖掘資料當然不是文貴先生所燒毀的絕密文件那種證據，而是公開的可以查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的是一種解讀和整理，挖掘出其中的關係、內涵，從而揭示出掩藏的真相，揭示這個被各種謊言層層掩蓋的龐大布局。

在開始講述故事之前，DT還是做做基本功課，這是整個終極挖掘的基礎，也希望把這種經驗分享給大家，出現更多的挖掘真相的挖掘機。

A 時間跨度 如果僅僅從一個時間點上看一件事情是挖掘不到內容的，比如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各個時間點出現的事件：趙永芳之死、王延軼任職、郭德銀回憶文章、2016年豬瘟事件，都是這樣，必須按照發生事件的時間點去先後追溯，完成一種大跨度的挖掘。對饒子和的挖掘，就涉及到對他的導師趙良材院士的挖掘，時間上溯到上個世紀初，而對兩人的挖掘時間點的追蹤，則持續到現在今天這個時間點。只有這種大的世界跨度的挖掘才會發現不同時間點事物發展的內涵真相。同樣，在追溯這場生化戰爭的起源上，我們的時間跨度就上溯到120年前的庚子年，甚至更早。

B 動機原因 “萬事萬物皆有因皆有果”，皆有果的這個果是果業也就是報應，而不是結果。中共是不信這句話的真正涵義的，他們只相信做事的原因，只關心事情的結果對自己的利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就是動機，這個原因動機推動着做事去獲得這個結果。在挖掘這個組織什麼時候殺人時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所以追查到這個因也就找到了結果，或者說挖掘到一個結果基本會知道產生這個結果的原因是什麼。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按照這個原則，再重新審視所挖掘到的文章、資料、事件就會不一樣了，他們的產生原因會出奇的一致——這就是CCP的底線。這個底線是什麼，就是中共國宣傳的四項基本原則中的首要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就是黨領導一切以及黨通過指揮槍完成對一切的絕對領導權力，形成一種高度集權，一切都是黨的，研究所、病毒資源、科技人才都是黨產。只要觸及到這個底線，威脅到這個核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地位，他們就會露出真容，亮劍殺人。朝鮮戰爭、中越之戰、89六四、王健、趙永芳之死、新冠病毒疫情無不如此。

根據挖掘資源的動機原因在一個大的時間段上追溯，關鍵點會連接起來，布局的過程自然會顯示出來。在上一章里我們已經逐步揭開了整個巨大布局的初始面目，這就是真正的領導者是以江綿恆為代表的中共黑暗勢力的集體行動——沉船計劃的關鍵部分。那麼，開始吧。

第一部分：中國生命科學（生物醫學）的起源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紀年方法採用的是一種天干、地支的方法，六十年為一個甲子，也就是一個輪迴，2020年按照這種紀年方法就是庚子年，奇妙的是，如果要追溯P4實驗室的起源，我們必須回溯到120年前的又一個庚子年，也就是從那個時間開始，美國人開始拯救並親自養育了這條“農夫與蛇”故事中的毒蛇。

略

資料 3

軍事醫學科研五十年

新世紀之初，軍事醫學科學院迎來了她的五十華誕。

建院50年來，軍事醫學科學院堅持以科研為中心，努力拼搏，勇攀高峰，獲得了我國醫學界迄今惟一的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摘取全國藥學領域獨有的國家發明一等獎桂冠，榮膺3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以2000多項科技成果告訴世人：我國軍事醫學研究已屹立於世界醫學之林，標誌現代化軍事醫學研究實力的“三防”醫學研究總體水平跨入了世界先進行列。

軍事醫學科學院始終堅持為國防和部隊服務的發展方向，優先堅持“三防”和部隊衛勤保障等方面的軍用課題。他們以精幹的力量。驗證推廣和完善提高“三防”醫學成果，並進行深入的實驗研究，從而保持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研優勢和特色。與此同時，又組織力量開拓新的軍事醫學研究領域。一方面，瞄準未來戰爭對軍事醫學的要求進行選題，開展快速反應部隊、惡劣自然環境條件部隊生存和作戰能力的衛生保障，以及新武器醫學防護和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從平時部隊作戰、訓練和執勤的實際生活中選課題，開展和完成了全軍疾病監測體系、抗疲勞措施、高原制氧機等一系列重要研究。他們通過承擔國家高技術課題，增進了基礎醫學和生物高技術向軍事醫學的滲透。他們將單克隆抗體、基因探針、遺傳工程等技術應用於“三防”醫學，提高了研究水平。

我國軍事醫學科學工作者不僅在歷次保衛祖國的正義戰爭中救治了大量傷病員，為保障部隊戰鬥力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有一大批研究成果在震災後醫學救援、洪災後疾病防疫、烈性傳染病控制、極地科學考察衛生防護、航空航天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經過50年的發展，軍事醫學科學院目前擁有國家生物醫學分析中心、國家新藥臨床前安全性評價中心、國家臨床藥理基地、全軍預防醫學研究中心、全軍核事故醫學應急救援中心等約20個跨學科綜合性研究中心和重點實驗室。承擔國家攻關、國家重大基礎研究“973”計劃、高技術研究“863”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軍隊科研項目等重大課題，獲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2001年，該院被國家“863”計劃委員會評為“863”研究先進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不僅匯集了一批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先後有11位專家當選為兩院“院士”)，而且成為軍事醫學研究人才培養的搖籃。該院現有博士學位授予學科專業15個，碩士學位授予學科專業25個，其中病理生理學、藥理學、生物化學為國家重點學科，並建有藥學、基礎醫學、公共衛生與預防學和生物學4個一級學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培養了大批博士、碩士研究生。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給軍事醫學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基礎醫學、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科學的進步，將對21世紀的軍事醫學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也給戰場創傷救治、野戰衛生裝備研製、軍用特需藥物的研究開發、軍隊傳染病防治、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的醫學防護等軍事醫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技術可能。

軍事醫學是一項崇高的事業，是國防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特殊要求。一代又一代的軍事醫學科學工作者正以自己的奮鬥迎接世界的挑戰，以他特有的雄姿躋身於世界軍事醫學之林，守護着人民共和國的和平與未來。中國軍事醫學工作者們將開拓進取，為我軍現代化建設再鑄輝煌！

資料 4

軍事醫學科學的院士星座

在我軍現代化建設的行列中，有一支71人組成的院士方陣。他們不僅學識超人、成果卓著，而且在他們身上，還凝聚了“獻身國防、甘為人梯”的崇高精神。他們的名字，已同他們輝煌的成就一起，載入了世界科技發展的史冊。這其中，有11位來自軍事醫學科學院。他們是：

★我國生理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蔡翹———28歲就在世界腦神經解剖學界獲得大腦“頂蓋前核”這一驚人發現，使國際腦科學領域有了一個令中國人為之自豪的“蔡氏區”命名。

★聞名世界的生理學家朱壬葆———他帶領課題組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如期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研製成功了我國的第一代預防放射病的新藥方6304。

★我國昆蟲學界的奠基人胡經甫———歷經十二個寒暑，編寫了《中國昆蟲名錄》這部巨著。不僅給中國的昆蟲學研究奠定了基石，而且也是世界昆蟲學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我國著名昆蟲學家陸寶麟———從事生物學、醫學昆蟲學的科研和教學工作，為我國醫學昆蟲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獲得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和衛生部頒發的科技進步一等獎。

★我軍惟一的一對院士夫妻周廷沖、黃翠芬———周廷沖作為我國生化藥理學家，先後白手起家創建了4個實驗室和1個研究所，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在創辦所室和教學上，為我軍培養了第一批軍事防化毒理學專業人才。黃翠芬院士早年從事毒素的基礎及應用研究，為我軍的國防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84年，她被中央軍委授予“模範科學工作者”榮譽稱號。

★力克國際防化醫學重大課題，使我國在這一領域領先於世界的生理學家孫曼霽———大半生在實驗室里研究用科學對付當今化學武器的殺傷，即化學武器的中毒救治。他使我國梭曼防治機理研究處於世界的前沿。

★著名實驗血液學家吳祖澤———他的科學發現，為人類醫治白血病、重症肝炎、急性放射病、再生障礙貧血等難治性疾病開闢了廣闊前景，標誌着我國在這一研究領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我國放射毒理學、輻射防護學創始人吳德昌———首次闡明核武器落下灰危害的特點，在落下灰危害防護研究方面達到了國際水平。他還參與起草諮詢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安全文件，對我國核工業的發展舉足輕重。

★在世界防化醫學、戒毒醫學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藥理學家秦伯益———他研製成功的鹽酸二氫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藥劑量最小而鎮痛效果最強的高效鎮痛一類新藥。

★在白血病治療研究方面成績斐然的著名免疫學家沈倍奮———她在國內最早開展加成指數測定法分析單克隆抗體技術的研究，成為惟一一名連續4屆當選“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的委員。(醫科)

資料 5

軍事醫學科研成果集錦

軍事醫學科學院着眼我軍現代化建設需要，不斷開拓進取，攻克了一座座醫學堡壘，創造了我國我軍歷史上多項紀錄：

“瘧疾”剋星

昔日曾阻撓我大軍南下的瘴氣(瘧疾)，今天遇到了“剋星”。軍事醫學科學院抗瘧藥課題組研製的創新型抗瘧藥不僅在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區申報了發明專利，而且成為我國第一個享有國際知識產權，並占領美國、歐洲西藥市場的創新型化學藥物。

“火龍衣”

抗寒冷、抗缺氧的難題攻克了。在祖國最北部的邊防線上，由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研人員自行研製的能在-30℃可使腳溫保持在15℃以上的“產熱鞋墊”，能使手溫保持在26℃以上的“產熱手套”以及溫度可達45—55℃，維持40—58小時的“產熱袋”，大大提高了官兵的禦寒能力，被官兵譽為“火龍衣”。

“高原神藥”

在被稱作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嚴重缺氧奪去多少年輕戰士的生命，軍事醫學科技工作者把他們研製的高原反應預防藥———複方黨參片，送到戰士手中。這種看似極平常的白色藥片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驕子”：各項指標均達到國際同類產品先進水平。戰士們服用後，非戰鬥減員大為減少，官兵們歡呼它是“高原神藥”。

流動醫院

在軍事醫學科學院衛生裝備研究所科研人員的努力下，我軍野戰衛生裝備研究工作已經初步實現了由功能單一的急救裝備向系列化、多功能化的成套救治裝備過渡；衛生裝備機動能力由過去的人背馬馱方式向衛生技術車輛等多種方式轉變。使我軍的衛生裝備技術初步走向系統化和模塊化，為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提供了有力的衛勤支持。

抗暈新藥

該院毒物藥物所研究成功的新型抗暈藥物———“飛賽樂”，經臨床試驗和推廣應用證明，該藥不僅藥效大大優於已問世的各類藥物，而且毒副作用很低，能確保機動化作戰官兵清醒應戰。我國南極考察船在通過赤道赴南極考察中也使用了“飛賽樂”預防暈船。

血型轉換劑

該院野戰輸血研究所科技人員經過近兩年的艱苦探索，採用酶解法，實現了B型血向O型血的轉變，使我國通用血型改造獲得通用型血的研究邁上一個新台階。這一研究成果不僅預示着在戰爭等緊急狀態下輸血可“拿來即用”，也昭示着人類移植動物器官將成為可能。

這五份資料從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建設歷史、人才培養、科研成果幾個方面展示了這個機構的輝煌歷史，當然在宣傳中也隱藏了這個軍事機構從事生化武器研究的事實。

我們來看這樣幾段話：

A 1951年6月11日，黨中央、中央軍委下達了“關於迅速成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命令。這年8月1日，軍事醫學科學院在上海成立。７年後，這支由錢信忠、塗通今、潘世征、蔡翹、周金黃、柳支英、朱壬葆、陸寶麟、周廷沖、黃翠芬等一大批國內外著名的醫學專家、學者組成的“特種部隊”，奉命遷至北京，從事中國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醫學防護研究的重大任務。 這就話表明了兩個含義，一：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成立是迅速的，是在1951年6月11日，而朝鮮戰爭的爆發是在1950年，1952年1月27日夜朝鮮戰場上開始發生所謂的美軍投下的生物戰物品疫情，以後的故事就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樣。這一點非常重要，就和P4實驗室的建設過程一樣。P4實驗室的建設規劃在SARS爆發之前，這就是說，早在1951年中共就已經為1952年爆發的美軍生物戰做準備！所以1952年的美軍生物戰又是中共設計的一場騙局，和2003年的SARS一樣。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共的軍隊也就是槍桿子不僅通過私產搶劫擁有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這個整體機構作為生物武器研究的硬件基礎，而且還在1958年整合了國內大部分頂尖的生物醫學人才，組成了“特種部隊。”

我們通過下面的表格來看看文中所列出的“特種部隊”的主要人員：

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們將上面的表格進行簡化，列出以下統計挖掘：

A 參加過共產黨早期革命的包括錢信忠、塗通今、潘世征三人，並且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留蘇生。均分別在解放軍總後勤部任職並擔任軍事醫學學院的院長、副院長。其中一人是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的創建者。

B 名單中至少有兩人參與了1952年的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生物細菌戰的調查工作，並起了重要作用。

C 名單中除了留學蘇聯以外，共有5人具有留學美國的留學經歷。其中周廷森、黃翠芬夫婦的回國和錢學森的回國同樣引起軒然大波。周廷森、黃翠芬夫婦在美國的留學經歷牽扯到一個組織，並在芝加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 注意這個表述，也就是說早在1949年建國以前，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在美國建立了藍金黃的管道，自己的外圍組織。“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建立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促進錢學森、周廷森、黃翠芬這樣的美國科學家回國並創造條件提供幫助，可以說是從美國挖掘人才的開始。這個管道建立的基礎是中華自然科學社。

1927年9月,中央大學理工科大學生秉持在中國發展與應用科學的理念,在校內結社,組建了中華自然科學社。到20世紀30年代初,社員相繼成長為職業科學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內科學界的科學救國思潮影響下,他們從科學職業身份出發認識到自身的科學救國責任,總結晚清以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認為科學在中國發展緩慢的癥結在於科學沒有得到廣泛社會應用,於是將普及科學視同應用科學的有效途徑,從1932年開始,直至1937年,編行科普刊物《科學世界》,致力於科學的大眾化,以促進科學在中國的應用,並確立社務活動宗旨為在中國發展與普及科學,推動社團演變為以國內職業科學工作者為主體的綜合性科學社團。抗戰爆發後,遷移至大後方的社員於1938年在重慶中央大學重建總社,恢復了社務活動,在當時科學工作者群思以科學貢獻於抗戰建國事業的社會思潮中,繼續開展以《科學世界》為中心的科學普及活動直至抗戰結束;同時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學界發行綜合性英文科學刊物《中國科學通訊》,展開戰時中外科學交流,以發展中國科學。

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最後併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成為海外高端科技專家藍金黃的一個重要管道。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歷任主席包括周培源，江蘇宜興第二屆（1980年－1986年）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理論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錢學森 浙江杭州 第三屆（1986年－1991年）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空氣動力學家、中科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朱光亞湖北武漢，第四屆（1991年－1996年）其中，鄧楠，2004年10月起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11月任中國科協書記處第一書記。2005年任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

在中國科協的領導中還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我們前面挖掘文章的名單中，這個人就是張玉台：

• 1995.01——1996.05，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副部長級）、書記處書記，國家科委黨組成員。

• 1996.05——1998.03，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副部長級）、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國家科委黨組成員。

• 1998.03——2004.10，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1998.10明確為正部長級）、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其間：1998.03—1998.04在中央黨校進修1班學習）。

當然這個人和同時出現的徐匡迪一樣十分重要。

D 在這份名單中，1990年（89年六四之後）仍然健在的有7位，分別是錢信忠、塗通今、蔡翹、周金黃、陸寶麟、周廷沖、黃翠芬。

結論：只有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們才會真正的懷着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謀劃並實施針對美帝國主義的生化戰爭，因為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並且牢牢地把控着生化武器的槍桿子——軍事醫學科學院。

明白了這一點，後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體含義了：學者組成的“特種部隊”，奉命遷至北京，從事中國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醫學防護研究的重大任務。這隻特種部隊從事的絕對不是僅僅的醫學防護，而是要研製戰略進攻美國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兩種武器是由這個特種部隊主持的，這就是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錢學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張胆地宣傳，而BC只能隱藏在各種謊言之中，因為這是反人類的，在國際公約中所不允許的。

我們追溯2019年新冠病毒的起源如果僅僅盯在武漢的P4實驗室，就會失去發現真相的機會，就會忽視這個病毒產生的本源。這個病毒的本源在於CCP，也在於美國，因CCP竊取了國家政權而起，也因美國人的善良和一次次縱容豢養了這條毒蛇。可以說，毛澤東於1949年8月18日在新華社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抨擊美國的“白皮書”和美國政府扶持支持中國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政策是一份宣戰宣言，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代表的人民要和美國進行一場戰爭，要做長期的戰略部署和準備最終決戰戰勝美國，戰鬥的手段就是三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所以說，超限戰絕對不是一種原創，而是在新的技術條件和世界局勢下對中共戰爭思想的一次總結和生化。超限戰的真正發明者就是中共。並且這種戰爭早在1950年開始就已在朝鮮戰場上對美國使用。

我們先記住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機構軍事醫學科學院和這個名單上的人，而對美國的生物戰早已開始。

中共的生物科學、病毒研究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研究的技術理論主要來源於美國的協和醫學院和美國培養的留學生、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的設備和科研力量以及偽滿政權時期日本人的建設成果。

日本在侵華時期曾經在滿洲設立第731部隊（防疫給水部本部），研究內容對外宣傳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淨化為主，但其實該部隊使用活體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效果實驗。基地建在中國東北哈爾濱。上文列表中的塗通今1942年畢業，任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外科主治醫生。他曾經為兩個團撲滅了疥瘡。解放戰爭，塗通今任松江軍區衛生部部長，接管了哈爾濱偽滿軍醫大學，改編為東北軍醫大學，兼任校長。接管日本侵華時期731部隊研究成果的正是東北軍醫大學，而對731調查的主要是軍事醫學院。可以說對美軍使用生物戰的思想啟蒙者是日本的731部隊。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和隨後中蘇關係的惡化，美國和西方的科學大門逐漸向中共國關閉，所以雖然有過數批派往蘇聯學習的專家學者，但是研究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無論從技術上還是設備上都是不可能的。這一工作被暫時停滯，而轉向很多面子工程的研發上來。在彭瑞驄訪談錄中詳細地描述了當年留學蘇聯培養醫學人才的一些細節。

下面這段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微生物作為一門科學進行研究，中國起步較晚。中國學者開始從事微生物學研究在20世紀之初，那時一批到西方留學的中國科學家開始較系統的介紹微生物知識，從事微生物學研究。1910-1921年 微生物間伍連德用近代微生物學知識對鼠疫和霍亂病原的探索和防治，在中國最早建立起衛生防疫機構，培養了第一支預防鼠疫的專業隊伍，在當時這項工作居於國際先進地位。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對醫學微生物學有了較多的試驗研究，其中湯飛凡等在醫學細菌學、病毒學和免疫學等方面的某些領域做出過較高水平的成績，例如沙眼病原體的分離和確認是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開創性工作。

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高校設立釀造科目和農產品製造系，以釀造為主要課程，創建了一批與應用微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機構，魏岩壽等在工業微生物方面做出了開拓性工作。戴芳瀾和俞大紱等是中國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的奠基人；陳華癸和張憲武等對根瘤菌固氮作用的研究開創了中國農業微生物學；高尚蔭創建了中國病毒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和第一個微生物學專業。但總的來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微生物學的力量較弱且分散，未形成中國自己的隊伍和研究體系，也沒有中國自己的現代微生物工業。 微生物新中國成立以後，微生物學在中國有了劃時代的發展，一批主要進行微生物學研究的單位建立起來了，一些重點大學創設了微生物學專業，培養了一大批微生物學人才。

根據這份資料，我們將上文所提到的全部學術研究上的科學家的經歷進行挖掘：

看完這張表格，不得不為美國和美國人民的善良再次感嘆，中共國的微生物學的頂尖研究人才幾乎全部來源於美國，並且傳染病防控體系也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創建的。而這些人大部分在中科院體系中，創建了中共國進行病毒研究最初的學術體系基礎性機構和培養人才的體系和組織。

當然還有幾個重要的人物是要提到的。他們包括：

宮乃泉(1910～1974),男，遼寧營口人。醫學教育家，戰傷外科專家，中共黨員。1928年瀋陽第一工業專科學校畢業後，進奉天醫學院(今中國醫科大學)攻讀醫科，畢業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毅然流亡山東，在鄒縣參加鄉村衛生教育實驗工作。1936年到福州協和醫院任外科醫師，1937年參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新四軍軍部醫務主任、衛生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等職。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參加並領導了華東及上海地區各醫學院校的調整工作，兼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在三校合併過程中，他多次召開教師會議宣傳黨的政策，指明辦學方向，要求師生員工團結一致搞好建校工作，並採取多種途徑吸收社會人才組建教師隊伍，為創建上海第二醫學院作出貢獻。著有《戰傷療法》、《血管戰傷》、《腹部戰傷》、《人體解剖學圖譜》等，發表有關衛生工作經驗方面的論文20餘篇。

宮乃泉成為我國軍事醫學科學的創建人和奠基人之一。

葉天星，醫學微生物學、免疫學專家。安徽合肥人。1937年畢業於上海東南醫學院。1942年赴印度，先後入孟買哈夫金研究院、中央醫學研究院進修。1946年赴美國，先後入軍事醫學院、軍醫進修研究學院、紐約康奈爾大學進修學院進修，1948年回國。曾任國防醫學院、同濟大學醫學院、東南醫學院教授。建國後，任第二軍醫大學微生物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兼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十年代提出霍亂弧菌血清學分型，證實我國有副霍亂弧菌感染。1957年在亞洲甲型流感大流行前，即發現了易感人群血清中有該病原體變遷株原型抗體。八十年代中期製成抗癌混合淋巴因子，著有《免疫學理論與實踐》等。

在上述所有人的經歷中，除了表明美國是生物武器研究開發的技術之源這個事實外，還有一個的重要的揭示，就是生化武器研製開發的核心領導包括技術核心一定會指向上海，這是由上海在生物研究方面的人才和地位息息相關的，當然這背後也包涵了強大的人脈關係。所以如果單純地把上海為核心的沉船計劃中的生化武器研究計劃歸結於江派掌權的結果顯然是片面的，共產黨絕不會因為它的腐敗和內鬥而愚蠢，它比很多人更加狡詐和聰明，可以說，選擇上海作為核心布局是從學術、技術、人才、資金等各個方面做了考量的，這是一份幾乎完美的計劃，否則，新冠病毒武器不可能出現。

可以這樣說，以軍事醫學科學院為骨幹，上海巴斯德為核心的，以武漢病毒研究所、武漢大學生科院為重點支撐，中科院其他機構作為戰略支援的生化武器研究架構早在1951年那場針對美國的假想生化戰爭中就已經形成了，因為戰勝美國就是他們的初心，而巴斯德是實現這個初心的唯一選擇和希望。

第三部分：沉船計劃

起源

我們先看看網絡上關於“沉船計劃”一些披露文章所揭示的沉船計劃的起因：

“沉船計劃”起因

知情人在網絡披露，“六四”前，東歐劇變，中共政權極度危機，這是“沉船計劃”起因。在六四鎮壓前，鄧小平就做了兩手準備，其中B選項就是萬一鎮壓失敗，停在西山的幾架專機隨時準備西飛巴基斯坦，當時機內的黃金、美鈔已實載，北海艦隊的132艦（第二護衛群）也啟動一級警戒，隨時起航。

隨着鎮壓的成功，這項逃亡計劃也不了了之，但鄧當時的舉動引起了其他元老的不滿，為平息非議，故在1991年的中顧委常務會議上，鄧提出了“沉船計劃”，並獲得了全票通過。會後成立組建了秘密籌備小組，僅對中顧委常務委員會負責。

陳鄧薄三大家族負責“沉船計劃”啟動

1992的中共取消了中顧委機構，但機構轉成影子模式，由各大家族推薦入駐（人員原則上以血緣為主，婚姻為輔），沉船計劃隨之正式啟動。最後一次中顧委常務會議確定了該工程核心三要素“錢、人、路”，並推出各要素的負責人（家族）：陳家（陳雲）錢，鄧（鄧小平）家人，薄（薄一波）家路。

陳家錢，顧名思義，是陳雲家族負責整個計劃的資金籌集和支配。議定等到合適的時機，籌建獨立運行資金的機構，也就是後來由陳雲長子陳元掌管的國開行。

鄧家人，按最初的方舟藍圖：人員配置是1:3:6:10即各家族：世仆：外臣：百工，後三者遴選活動由鄧小平家族負責。按照前些年爆出的五百家計算，每家按100口人計算，那麼（100人✖️500家）➗（1/20），方舟實載人數約100萬，也就是100萬人的目標。

薄家路，薄一波家族是安排主持“沉船計劃”實施路線的。薄一波後來與江澤民做交易，薄熙來聽命江澤民在重慶掀起“唱紅打黑”運動，與陳雲家族及國開行相互勾結，並被江派選為接班人，圖謀入常執掌政法委並隨後廢黜習近平而取而代之，均與薄家野心因“沉船計劃”而膨脹有關。王立軍重慶事件發生後，薄熙來落馬，令中共高層權力格局突變，高層分裂、博弈態勢不斷升級，也令中共“沉船計劃”的實施出現變數，延續至今。

“錢、人、路”這種分工在開始幾年內成果斐然，各大家族二代迅速介入黨政中樞、軍隊控制、財務機構和情報系統中，有着明確的分工。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姬勝德間諜案發生後，為避免一家失控導致全局盡毀的風險，他們鼓勵每家都參與到上述四個體系中去，故有了兒在高位接班，女隱海外接應，婿在各處發財的現象，並允許培育各自馬仔。

我們先不用判斷這篇文章所描述的事情的真偽，而是根據文貴先生在2017年開始爆料內容提及的沉船計劃和南普陀會議計劃，根據挖掘的資料，對於沉船計劃的產生根源做一個梳理。當然我們在這裡梳理的所有結論都事先定義為一種猜想，是根據網絡所挖掘的內容做的一種邏輯上的統計和分析，其原因是我們不可能通過網絡挖掘獲取中共的絕密文件和情報。

但是令人驚奇地是，這些結論和文貴先生的爆料內容驚人的一致，再次驗證了文貴先生爆料的真實性和情報的準確性。

在展開挖掘分析之前，DT挖掘機首先感謝文貴先生，是他的爆料視頻提供了挖掘的關鍵線索，例如，如果文貴先生不爆料出郭德銀這個名字，根本挖掘不出武漢P4實驗室背後的複雜和領導關係。如果不是文貴先生爆出普陀山會議的核心內容，也不會挖掘出沉船計劃的核心布局。可以說，是文貴先生的爆料提供了幾乎所有挖掘真相的關鍵突破點。

好了，我們依據前面的挖掘資料來解讀一下上述資料中所定義的沉船計劃。DT認為，這篇文章的故事基本是演繹的，但是沉船計劃的產生起因卻是屬實的，沉船計劃的確因為六四而產生。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的已經揭示，中共從建國之初已經把美國當作自己的戰略對手，並且已經着手準備與美國一戰。其原因是其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從本質上和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相對立的：CCP就是搶奪私有財產，綁架人民，將整個國家私有化，將私人財產公有化，所謂的共產主義就是一個搶劫私產的過程。所以，一旦立國，就露出它的真實本質，首先通過沒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財產完成了對包括美國的協和醫學院和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在內的舊政府和外國資本的搶劫，隨後在1956年開始通過公私合營完成了對私有財產的搶劫。1950年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基本完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這次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剷除了私人對土地的擁有權，基本消滅了地主，於是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從而使全國的土地完全國有化。

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中共完全是在維護自己的統治和利益，因為他們從內心裡恐懼和擔心美國這個強大的國家在統一南北朝鮮之後對他們這個新建政權的挑戰。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強盜最害怕的就是持槍的警察。搶奪了國民政府在大陸資產的這群人最清楚能至於他們死地的是誰，所以他們只能靠欺騙來贏得時間，獲得避免被滅亡的實力。

明白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就會明白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為什麼出現那麼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了，為什麼出兵朝鮮打一場非國土上的戰爭，為什麼和共產主義陣營的蘇聯交好後交惡而又再次交好、為什麼出兵越南，以及為什麼出現六四事件。這個本質上只共產沒有主義的政黨比納粹還會邪惡，它所管理國家的人民不過是它的奴隸，整個國家、土地、資源甚至空氣都是他們的私有財產，這一強盜的本質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1976年毛去世之後，這個政黨不過是遇到一次真正的危機，這場危機是因為毛的政治鬥爭和政治掛帥摧毀經濟造成的。後期的中美建交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被許多人認為中共國開始走向文明、民主法制有了希望，事實被證明是錯誤的。這個組織時刻防備着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因為美國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正是這個組織真正的敵人，也是他們最害怕的敵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做它的敵人。所以，無論是中美建交還是鄧的改革開放，都是他們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挽救中共執政的一場表演和欺騙。但是，當中國的大門真正打開之後，人民的思想之門也被打開了，這是一種世界文明的發展潮流，浩浩蕩蕩。所以，從西單民主牆事件開始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中共的一項政治任務正式拉開序幕，這種理論在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而作為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最早起始於1986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並於1987年初正式展開。可以說，沒有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就不會有1989年的六四。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八九六四是中共和美國的又一次對決，只不過這次對決的對方不是美國的軍人，而是代表美國等西方國家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所以當六四運動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立起自由女神雕像時這次運動的結果已經清晰了，中共將再一次掀起人民對美國的仇視，再次編織出美國政府和情報部門支持學生運動顛覆中共政府謊言醜劇。

但是1989年的這場運動讓中共感到真正的恐懼，因為在1989年，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思潮已經對整個世界造成了深刻地衝擊，蘇聯解體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倒台讓中共徹底恐懼。這種恐懼並不代表着中共要逃跑，雖然逃跑的準備是要做的，這不是當時鄧小平這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風格，這些從死人堆了爬出來嗜血如命的共產黨人的性格和想法是沒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上面的沉船計劃更多的是一種演繹，頂多是這些中共元老和統帥對於家人的安排，而他們要做的就是拿起屠刀，殺人。所以楊尚昆的一句話是可信的：“殺光學生，大不了上山打游擊”。六四之後，美國開始對中共國進行制裁，這是中共面臨的又一次危機。隨後，1989年底，柏林牆倒塌。這時，中共開始要真正地面對了，因為他們真正地聞到了死亡的氣息。

所以1989年起始的沉船計劃更多的是一種構想或者構思，就是中共開始聞到了死亡的味道，開始真正地思考如何避免這個組織被美國消滅的命運：如果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最終會被美國的思想和文化絞殺，如果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因為內部的反抗被六四所激發的民主運動精神所吞沒。所以這時候的沉船計劃應該是一種少數高層領導之間的討論或者思考布局，就是如何避免中共滅亡的命運。而這時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什麼逃跑計劃，而是對國內民眾的強力鎮壓和穩定。

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海外戰爭爆發，這才是真正的沉船計劃的開始。對海灣戰爭的關注在當時成為中共的一個熱點，可以說海灣戰爭中，美軍打的是伊拉克，但是卻打醒了中共。這個一貫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土匪和強盜看清了自己對手和敵人的真正實力，也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差距。所以，從那時起開始真正地研究對付美國的戰略原則，這也就是沉船計劃的雛形。金一南說：“1991年海灣戰爭後，美國的作戰模式對我們衝擊非常大。我們一度大量翻譯美軍的作戰條例、軍事報告，無形中開始參照對方的模式和標準來建軍。”

換句話說，沉船計劃是以國家戰略的角度進行謀劃的國家國防戰略，假想敵和最終針對的敵人就是美國。

沉船計劃的制定者

在解析沉船計劃的內容之前，我們先分析一下沉船計劃的制定者都可能是誰。沉船計劃表面上叫沉船計劃，實際上應該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戰略謀劃和布局，不可能出現一個詳細的計劃書，最核心的部分一定是高度的國家機密，所以這個計劃的制定一定是軍方主導，最後以國家戰略的形式進行整體實施。就是說，首先確定一個方向，比如在軍隊，面臨一場新的形式的戰爭，而且以他們現有的技術、裝備、戰術思想，一戰必敗，那麼怎麼辦？因為確定這個組織政權安全的真正實力是軍隊。作為國家政府配合軍隊如何去做？這是表面上的，背地裡，這些高層是明白，最終他們是很難打敗美國的（至少在當時是這種判定），所以要有一個逃跑的方案，簡單地說，就是保財保命的方案，當然不是保一個人，是保這個組織。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來看看89年之後江澤民任軍委主席後在的軍隊上進行的改革和調整部署就明確這個計劃的制定時間和制定者是誰了。

• 1992 年的重要事件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和中國共產黨的 14 大召開。在1992年1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剛剛發表後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就把南方談話的主要精神全部納入了十四大報告。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1993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了首次正式會晤。

•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澤民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下面我們列出1992年江澤民任軍委主席後關於軍隊和國防建設的幾次重要講話內容：

熟悉中共領導人選定接班人制度和黨代會主席報告起草程序的人一定知道上述江澤民報告中的重要意義。我們從這些報告中基本可以明確點：1、沉船計劃的產生過程 2、沉船計劃的本質。

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使中共內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高層敏銳地感覺到如果要避免中國黨國這條大船在這場他們認為美國始作俑者發起的世界變革浪潮中沉沒，就必須調整全黨的發展戰略積極應對，才會有不被顛覆和不沉沒的機會，所以沉船計劃的本質就是避免沉船的黨和國家核心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不斷完善和補充調整的過程中被黨內高層通俗化為“沉船計劃”。

所以，這個戰略的核心思想一定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集體提出來的，並且選定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作為執行者。之所以選定江澤民為代表的上海幫是經過集體的慎重考慮的，雖然在史料記載中薄一波和汪道涵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真正的關鍵作用是1984年六四之初中共的決策者鄧小平和陳雲就已經預見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必須進行一次大的戰略上的調整和應對，而這種調整後的戰略關鍵點就是錢，而在當時能夠幫中共搞到錢的核心團隊只有上海。所以從這一點上說，江派的上海幫從執政地方上海到執政中共國是歷史的一次選擇。

通過經濟建設積累的財富來進行軍隊優先的現代化建設，經過長期的準備到具有充分實力的時候與對手決戰奠定勝局，這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一貫的戰略思想，這就是鄧小平創建的“韜光養晦”思想的核心，經濟是為了強軍，強軍是為了決戰。韜光養晦絕對不是為了和美國的永久和平，而是休養生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最後一戰戰勝你。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共歷史的真相，以一個正常人的思維去理解他們的表達是絕對幼稚的。就如英國人和香港人相信的這位中共領導人對香港問題的承諾一樣“一國兩制，五十年不動搖”那麼五十年以後呢？從1997年香港回歸算起，五十年就是二十一世紀中葉。

從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中共對於軍隊的掌控重視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江澤民執掌軍委主席之後，逐步實施和完善了這個戰略。而這個戰略計劃的主要制定者就是軍事科學院。也就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江澤民詳細闡述了這個計劃的戰略部署和目標：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從現在起到2010年，用十幾年時間，努力實現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提出的各項要求，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第二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到2020年），隨着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費的相應增加，加快我軍質量建設的步伐，適當加大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力度，加快我軍質量建設的步伐，適當加大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力度，完善武器裝備體系，全面提高部隊素質，進一步優化體制編制使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有一個較大發展。”“第三步，再經過三十年（2050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可以說這個代表了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集體決策的軍事發展戰略目的是避免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家政權被美國所顛覆，這個戰略計劃被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所完善並作為選定的執行人而執行，並且從選定的那一刻起，核心的權利一定掌握在江家為代表的執行人手中，永遠不會被更換。後來的中共的領導人無論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打破這種規矩是很難的，因為真正地權力永遠掌握在江家手中。而江家就是潘多拉盒子的控制者。

明白了這種戰略布局和繼承關係，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中共可以說是歷史上出現的最善於鬥爭的一個政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無處可斗，還要搞個內部鬥爭。與美國人斗，他們已經成功了三次，這一次更是有充足的把握的。

於是圍繞這個軍隊發展建設的戰略目標必然做的事情就是找錢，沒有錢什麼都不是，一切都是空想。於是，1990年也就是89年六四風波剛過，上海浦東開發區設立。

1993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了首次正式會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澤民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中美關係得到修復。

原因很簡單，你想搞到錢，繞開敵人美國是絕對不行的。他們在六四這次與美國的思想戰鬥中，又一次贏了。

所謂的沉船計劃是一個“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技術強軍打贏未來戰爭”的宏觀戰略決策，在這個大的戰略下實施許多小小的計劃，並且這些計劃在不斷地補充、完善和修正中，核心目標是上述的總體三步走的宏觀戰略目標，就是在2050年左右，具有戰略決戰的真正軍事實力。那麼進行這種戰略決戰的核心武力的研發絕對是一項絕密任務，一定是被隱藏和掩蓋的。這個武器，就是生化武器，就是P4實驗室。

我們來看下面兩段資料：

A 1993年4月30日，江澤民同志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深入學術研究部調研

B 江澤民主席關心軍科院建設 建造軍事變革思想庫

NEWS.SOHU.COM 2004年02月26日21:33 新華網

建造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思想庫”━━江澤民主席關心軍事科學院建設記事

新華網北京2月26日電(陳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包國俊)翻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有這樣閃光的一頁：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同志着眼於總結我軍作戰和建軍的歷史經驗，發展我國軍事科學，建設強大的人民軍隊，親自批准組建軍事科學院。1958年3月15日，在人民解放軍序列中誕生了一個由功勳卓著、文武兼備的一批高級將領、治軍骨幹組成的特殊群體━━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元帥出任第一任院長兼政治委員。從此，軍事科學院作為軍委、總部的“思想庫”，對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伴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腳步，軍事科學院迎來了生機勃勃的又一個春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規劃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時，把睿智的目光投向軍事科學領域。1978年3月15日，他親臨軍事科學院視察，並親筆題詞：“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的軍事科學。”後來，又欣然題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院名。在新的形勢下，軍事科學院堅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研究格局。

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高度重視軍事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始終把發展軍事科研事業擺在軍隊建設的重要位置。他十分關心軍事科學院的建設，多次視察軍事科學院，對軍事科研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為軍事科研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軍事科學院跨入了建設和發展的新時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些成果中，有些回答了國防和軍隊建設和作戰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進入了軍事決策層；有些豐富了軍事科學的基礎理論；有些填補了軍事理論的“空白”。這些成果的取得，凝聚着廣大科研人員的智慧和心血，也蘊含着江澤民同志對軍事科研事業的指導、關懷和摯愛。

着眼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大勢，高度重視軍事理論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先導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江澤民同志以政治家、戰略家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時刻洞察國際風雲變幻，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關注着世界軍事領域的新變革，提出了一系列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重大決策，形成了系統完整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他深刻指出：“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先進的軍事理論，歷來是軍隊建設得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戰爭的重要制勝因素。”他要求根據時代發展的迫切需要，以軍事理論的創新引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1990年4月，春風送暖，楊柳吐綠。江澤民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事科學院黨委擴大會全體人員後不久，又親臨軍事科學院視察。他在聽取院主要領導匯報後，參觀了院史展覽，並欣然題詞：“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發展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為國防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服務”，鼓勵科研人員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面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江澤民同志適時指明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提出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推動軍事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的科學方略。他多次強調軍事科學院要加強軍事科學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各項研究任務，堅持質量第一，多出好的成果，更好地為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服務。為貫徹江澤民同志關於加強軍事科研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央軍委下發了《全軍“九五”軍事科學研究工作計劃》，要求突出作戰理論和軍隊現代化重大問題研究，力求實現在軍事科學研究上有多方面的突破，初步建立具有我軍特色的高技術條件下作戰和建軍的理論體系。

江澤民同志對軍事科研工作關懷備至，對軍事科學院進一步深化科研改革，更好地發揮軍事科研的“中心”和“基地”作用寄予殷切期望。1993年4月30日上午，又一個春意盎然的時節，江澤民同志再次來到軍事科學院視察。他興致勃勃地走到研究人員中間，親切詢問科研人員的課題研究和生活情況。在戰略研究部、戰役戰術研究部的研究室，江澤民同志還圍繞一些重要問題與大家進行了討論，勉勵科研人員關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面臨的現實問題。

1998年3月中旬，當軍事科學院迎來建院40周年的時候，正在參加“兩會”的江澤民同志冒着綿綿細雨，第三次來到北京西山腳下看望科研人員。他縱論天下大勢，深刻分析國內外的形勢變化，闡述國防和軍隊的發展，對軍事科學院的建設提出語重心長的要求。他的親切關懷和諄諄教導，對於軍事科學院牢牢把握軍事科研方向，完成科研任務，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江澤民同志和中央軍委極其重視加強軍事科學研究的組織領導。90年代以來，先後從全軍範圍選派多名軍政素質好、有豐富部隊實踐經驗、擅長於理論研究的高級將領到軍事科學院任職。2001年7月，江澤民同志委託軍委其他領導轉告軍事科學院主要領導：“要堅持正確的軍事科研方針，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努力為軍委、總部的決策服務，為提高部隊戰鬥力服務，為軍事鬥爭準備服務。要繼續深化軍事科研工作的改革創新，使基礎理論研究與現實課題研究協調發展、相互促進，提高科研工作的質量和效益，為繁榮我軍軍事科研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江澤民同志根據我軍建設的實際，適時賦予軍事科學院新的研究任務。1999年初，江澤民同志出訪歐洲。在文藝復興發源地意大利，他思緒萬千，對許多歷史問題產生了新的思考。回國後，他親自給軍事科學院專家出題目，研究“中國古代科技領先、近代科技落後的狀況及其原因”。軍事科學院立即組織力量進行研究，並很快寫出了研究報告。江澤民同志看後給予了充分肯定。江澤民同志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對軍事科學院多項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成果，都曾親自批閱。他請軍事科學院的有關專家到中南海，給軍委領導介紹軍事科研領域的最新情況和發展趨勢。在百忙之中，他還親自為軍事科學院主辦的全軍性學術雜誌《軍事學術》和《國防》題寫了刊名。

軍事科學院黨委及全體科研人員，牢記江澤民同志的教導和囑託，努力探索，開拓創新，使軍事科研事業得到蓬勃發展。1991年1月，中國軍事科學學會誕生。這是第一個研究軍事科學的全國性、綜合性群眾學術團體，薈萃了一批具有深厚學術造詣的高級將領和軍事理論專家。江澤民同志專門為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題詞，勉勵大家為中國軍事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這以後，我軍軍事科學研究領域日益拓寬，一批軍事科學骨幹學科的研究工作得以全面展開和逐步深化，信息作戰學、軍事裝備學、軍事社會學、軍事心理學、軍事文化學等新學科迅速成長，填補了中國軍事科學的許多空白。2001年2月，江澤民同志簽署命令，頒布實施由軍事科學院負責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條例》，從此我軍有了第一部規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法規。新的軍事科學體系的形成，對於規範全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合理配置科研資源，推動軍事理論創新，培養新型高素質軍事人才，產生了重要影響。由幾代軍事專家編纂完成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結束了中國沒有軍事百科全書的歷史。第一部完整的《中國軍事通史》，成為中國軍事史學界的鴻篇巨製。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實現軍事科學研究信息數據庫聯網，標誌着軍事科學研究方式和手段的歷史性變革。

總攬國防和軍隊建設全局，強調軍事科研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重大現實問題的“主戰場”

每當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進入重要歷史時期和重大歷史關頭，江澤民同志總是站在時代發展和國際戰略全局的高度，為軍事科學研究指明方向，並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當海灣戰爭把高技術局部戰爭作為一種新的戰爭形態推上人類戰爭的歷史舞台時，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指出：海灣戰爭的事實說明，隨着高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武器的打擊精確度空前提高，作戰的突然性、立體性、機動性、快速性和縱深打擊的特點十分突出，擁有高技術優勢的一方明顯掌握着更多的戰場主動權。他深刻地預見到未來我們將面臨的是一場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研究找到了時代的“聚焦點”。1993年4月，他在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指出，軍事科學研究要與現代作戰緊密結合，要與我軍建設的現實緊密結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現實問題的“主戰場”。

軍事科學院遵照江澤民同志指示，組織精兵強將進行科研攻關，較快地寫出一批探討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特點和規律與戰略戰役指導的研究報告，提出了高技術戰爭的新概念，把全軍軍事科學研究的注意力引向這一重大現實課題。

1993年，軍事科學院黨委以江澤民同志關於軍事科學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為指導，根據國際戰略形勢和我軍建設的實際，對軍事科研方向和重點進行了調整，提出了堅持重要基礎理論研究與現實問題研究相結合，以現實問題研究為主；堅持總結性研究與創造性超前研究相結合，以創造性超前研究為主；堅持一般性研究與宏觀戰略性系統研究相結合，以宏觀系統研究為主的科研思路。江澤民同志聽到有關匯報後給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軍事科學研究不僅要搞些啟蒙式、普及式的知識研究；更要注重高層次、深層次知識的研究，切實提高我軍幹部的知識水平和全面素質”。強調在軍事科研中要注意把握重點，着重研究世界軍事發展趨勢，探索高技術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研究立足我軍現有裝備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特別要加強研究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作戰方法；研究我軍建設和改革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尋求解決新形勢下的矛盾和問題的思路、辦法。只有這樣，軍事科研才能更好地為軍隊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服務。

按照江澤民同志的要求，軍事科學院在科研選題、科研力量的調配使用和科研經費保障等方面，進一步向現實課題的“主戰場”傾斜。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打破各學科之間的界限，將不同專業方向的專家組合起來，進行集體攻關；打破各科研單位之間研究資料的限制，實行資源共享；派專家學者深入全軍部隊、院校講授現代軍事理論知識，傳播最新科研成果，促使科研成果向戰鬥力轉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5年以來，軍事科學院先後組織1200多人次深入到部隊、院校進行調研考察，為100多個單位講課，提供諮詢服務。

1998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是抓好兩大課題的研究。一是研究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仗怎麼打的問題，二是研究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軍怎麼治的問題”，“軍事科學院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多出高質量的成果，為軍委總部決策當好參謀”。

遵照江澤民同志的指示，軍事科學院黨委進一步調整科研方向和重點，緊緊圍繞打得贏、不變質這兩大歷史性課題，進行系統籌劃和頂層設計，把主要科研力量用於軍委、總部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高質量的科研成果。

1993年以來，軍事科學院完成各種研究任務2300多項，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國家期刊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等國家級獎勵26項，獲軍隊科技進步獎、全軍軍事科研成果獎、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期刊獎等軍隊級獎勵80多項，還有237項成果獲軍事科學院科研成果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高度重視軍事理論的發展創新，要求以軍事理論創新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

面對蓬勃興起的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浪潮，江澤民同志始終把創新和發展軍事理論作為軍事科研的生命，高度重視，反覆強調。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向全軍將士發出了創新和發展軍事理論的偉大號召。他多次勉勵科研人員：緊密結合世界軍事發展和我軍建設實踐，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把我們的軍事理論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他反覆叮囑軍事科學院的領導，要熱情鼓勵學術爭鳴。學術爭鳴要與人為善，以理服人；要以科學的態度和創新的精神，不斷地研究新情況，認識新事物，揭示新規律，豐富和發展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的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江澤民同志聯繫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實際，對軍事領域的創新作了生動而又精闢的闡釋：軍事領域是對抗和競爭最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創造多於模仿、創新最為迅速的領域；創新也是軍隊進步的靈魂，一支沒有創新能力的軍隊，難以立於不敗之地。

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所帶有的新特點正預示着戰爭史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他全程參加了由軍事科學院具體承辦的海灣戰爭研討會，認真聽取專家們的發言，不時地作記錄，提出問題，與專家們共同研究探討世界軍事的發展趨勢，研究探討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軍事科學院的許多科研人員還記得，1998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接見軍科師以上領導幹部時明確指出：“在學習和研究中，要着重注意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要根據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特點，研究現代條件下如何發揮人民戰爭威力的問題，創造性地發揮我們的傳統優勢；二是根據我軍武器裝備的實際，立足現有武器裝備，着眼可能發展，從軍事理論、作戰思想、指揮藝術和作戰樣式、手段等方面綜合尋求克敵制勝之道。歸結起來就是要圍繞如何揚長避短進行學習和研究，有針對性地解決在未來作戰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這些講話不僅為軍事理論的創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軍事理論研究的主攻目標，而且揭示了軍事理論創新發展的基本途徑。

江澤民同志的希望和重託，激勵着軍事科學院的專家學者在軍事科研的寂靜戰場上探索創新。他們緊緊圍繞打得贏、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潛心攻關，有力地推動了我軍軍事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研究不斷深化，相繼推出了“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在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的運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新論”、“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關於軍隊建設的理論貢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新世紀軍隊建設”、“世界新軍事革命研究”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重大現實問題研究也取得新的突破，一批科研成果受到軍委總部的肯定和部隊好評。基礎理論研究穩步前進，初步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學科體系框架。軍事法規研究繼續拓展，編修了一批重要的條令、條例等軍事法規。軍事歷史研究、外國軍事研究和軍事學綜合研究不斷深入，相繼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抗美援朝戰爭史》、《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及其增補卷等一批有份量的重大成果。

江澤民同志極其重視現代科學技術對軍事科學研究的影響。他多次指出：進行重大決策，光有定性分析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科學的定量分析。軍事科學院軍事運籌和指揮自動化研究不斷發展，科研人員採取作戰模擬、數學模型、交互式分布系統、信息處理及互聯網絡系統等現代化的研究手段，開展不同層次、不同專題的模擬訓練、模擬對抗等技術攻關，基本實現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結合。科研信息資料主幹網、光纜信息網已成為重要的科研手段。先後建成了多個軍事文獻、外軍情況和軍戰史等綜合數據庫，軍事科研的手段和方法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

風勁帆滿海天闊，俯指波濤更從容。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在江澤民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我軍軍事科研事業創造了輝煌的成績，也必將迎來碩果纍纍的明天。（完）（來源：新華網）

這兩段資料都是從互聯網上挖掘出來的，都是公開資料，在第一段圖片資料中，我們明確地知道國家軍委主席江澤民在1993年的4月30日視察軍事醫學科學院，幾乎同時1993年4月，江澤民在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指出，軍事科學研究要與現代作戰緊密結合，要與我軍建設的現實緊密結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現實問題的“主戰場”。也就是說，江澤民在進行戰略和戰術上的布局。完成戰略布局的是軍事科學院，完成戰術布局的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從第二段資料的這段表述中我們知道江澤民對海灣戰爭的戰略意義上的關注程度“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所帶有的新特點正預示着戰爭史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他全程參加了由軍事科學院具體承辦的海灣戰爭研討會，認真聽取專家們的發言，不時地作記錄，提出問題，與專家們共同研究探討世界軍事的發展趨勢，研究探討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為一名軍隊的最高統帥這麼高級別的重視海灣戰爭，只能說明一點，美國的軍事實力是他們最關注的，因為那是他們真正的敵人。

所以，在1993年1月13日 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就值得深思了。 “建國以來，我軍一直實現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實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應該體現以下這樣一些主要精神。””第一必須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同志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的思想為根本指導。 鄧小平同志提出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重要方針 這是幾十年來我軍所以能夠在保衛國家安全和加強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第二，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發展戰略”“第三 必須把未來軍事鬥爭的準備基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第四，必須實施靈活正確的戰略指導”。這個講話，也就是在1993年已經把軍隊的戰略發展從積極的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變成積極長期準備後的戰略進攻和決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江澤民在1999年和以後的講話中已經明確地向全黨全軍宣布了這一點，當然會以中共一貫的語言方式，這就是“偉大、光明、正確”的語言方式，簡稱“偉光正”。明確要把一些“殺手鐧”武器裝備武器搞上去，推進科技強軍，切實做好兩手準備”。至此，沉船計劃已經基本完善並開始實際啟動。

1999年11月24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三講”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依法治軍”的思想和軍隊現代化的總原則。他說：“依法治軍，就是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把黨關於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建設的主張，把我軍治軍的成功經驗，用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使軍隊建設規範化、制度化，促進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總的原則是總體謀求適度發展，局部爭取大幅提升。”

2000年10月11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指出：“必須花大力氣把一些“殺手鐧”武器裝備搞上去，推進科技強軍，切實做好兩手準備。”“12月11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隨着高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一場新軍事變革蓬勃興起，世界主要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軍事技術形態出現了又一輪時代差。歷史上西方列強以洋槍洋炮對亞非拉國家的大刀長矛的軍事技術優勢，正在轉變為發達國家以信息化軍事對發展中國家的機械化半機械化軍事的新的軍事技術優勢，世界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新的嚴重失衡”他具體地提出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任務：“第一，要努力完成我軍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任務。”“第二，要着力構建使用高技術戰爭要求的現代作戰體系”“第三，要堅持用改革創新的精神搞好我軍以現代化為中心的全面建設”

2002年11月，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重申國防和軍隊建設問題，他指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在經濟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12月27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迎接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加速推進軍事鬥爭準備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問題，他指出“信息化是新軍事變革的核心。人類社會的戰爭形態正由機械化戰爭轉變為信息化戰爭。整個工業時代軍隊的武器裝備、主子體制、軍事理論、軍事訓練以及後勤保障方式等，都將在按照信息化的要求進行徹底改造。工業時代的機械化軍隊正在轉變為信息化軍隊。”“要正確處理機械化和信息化的關係，以機械化為基礎，以信息化為主導，以信息化帶動機械化，以機械化促進信息化，推動軍隊信息化加速發展”。

在1999年“依法治軍”的表述中已經明確表述了依法治軍不是走上依法治軍治國之路，而是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控制寫進憲法和相關法律給予法律上的保障，這是赤裸裸的謊言欺騙和強姦行為，不僅再次以法律的名義強姦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對憲法和法律尊嚴的信賴，而且再一次欺騙了美國和國際社會。

2000年的表述已經明確了在戰術上已經確定了殺手鐧武器的研究方向，並且明確軍隊信息化建設對於國家戰略的重要作用，在2002年更加明確了信息化是軍事變革的核心。這種信息化為核心的軍事戰略就是“在經濟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簡單的說是對美國的又一次欺騙。因為發展信息化的核心技術和人才都在美國人手裡，怎麼獲取，只有通過一種渠道，就是以經濟發展為掩蓋，通過藍金黃的手段去盜取，去騙取。這一次欺騙，他們又成功了。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戰》可以說是對江澤民和中共第二代領導者建立的“沉船計劃”軍事戰略的一次經典總結，同時也證明了在1999年，這種戰略思想不僅已經形成，而且正在推進和布局，而中共軍方所要掌握的大殺器——生化武器潘多拉盒子也在部署和實施中。江澤民的這種信息化核心轉型的戰略思想和布局，帶來中美軍事對決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將正常的社會交往和經濟活動也變成一種戰爭的手段來使用，戰爭的方式徹底改變了。兩年後的911證實了這一點，然而，911並沒有讓美國人清醒，明白自己的真正敵人是誰，當中共國的軍官、粉紅們為美國遭受的911恐怖襲擊而歡呼雀躍的時候，幼稚美國人還在相信李提摩太的思想，相信經濟的發展必然為中共國帶來民主和法制，必然為世界帶來和平。但是，這不應該責怪美國人，因為這個魔鬼一直帶着偽善的面具，一貫“偉光正”。

喬良少將和王湘穗教授，他們都出生於軍人家庭。喬良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指揮學院戰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國防大學教授、空軍少將;王湘穗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曾以空軍大校身份參加1996年台海導彈演習。1999年，喬良和王湘穗在合著的《超限戰》中提出，由於現代技術的介入與全球化的影響，戰爭一起，無論軍人還是平民，都會受到戰爭的威脅，非軍事戰爭行動更讓戰爭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將觸角延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超限戰是“一種可以超越實力局限和制約的戰爭方式，對處於強勢和弱勢的國家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

兩年後，“9•11”事件發生，不少人回想起《超限戰》的種種論述，不禁驚嘆：“‘9•11’事件原來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戰!” 該書隨即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引起震動，並被意大利陸軍總監米尼上將稱為當代軍事名着。近年來，書中的一些重要觀點被美軍寫入最新作戰條令。

對於外界賦予自己的“鷹派”稱號，喬良表現得十分理性：“軍人如果只會說示弱的話，這個國家就沒希望了；但如果軍人處處逞強，同樣也會損害國家利益……各國軍隊中都有人喜歡發表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話。這些話有時能起到話語威懾的作用，有的能成為國民心理的強心劑。但我要說的，只是些理性的、現實的、充分顧及國家戰略利益的話。這些話可能兩頭都不討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會說。”

王湘穗卻表達得直言不諱：“每個軍人都是‘鷹’，如果軍人不是‘鷹’，那就是‘和平鴿’。

可以說，在中共絕對領導的軍隊裡從來沒有什麼鴿派和鷹派，只有鷹派，因為這隻黨領導軍隊的敵人只有兩個，一個就是他們所奴役下的十四億人民，還有一個就是他們一直懼怕的美國。這些鷹派的區別在於，發動戰爭的時間，是立即動手還是堅持鄧小平制定的戰略方針，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進行戰略決戰。

戰術和武器是為實現戰略服務的，既然1999年的戰略思想已經成型，那麼戰術和武器的研發就應該已經開始。所以P4實驗室的這構想和規劃始於2000年以前，真正的戰術布局和計劃完成者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只有這幫參與過朝鮮戰爭的軍人，才能把軍事醫學科學院的ABC戰略防護的思想和技術變成整體戰略中戰略進攻的武器和技術，只有他們才會懷着對美國的徹骨仇恨，制定出這樣一個被人類社會所不齒必將走上歷史審判台的生物基因武器研製計劃。當然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因為這個秘密如果泄露，就會讓共產黨遭受真正沉船的命運。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是江澤民所說的“兩手準備”的真正涵義。

我們通過上面這張圖表來展示對沉船計劃的詳細內容解讀。通過上面的挖掘，我們已經了解沉船計劃是一項中共國避免覆滅命運的國家國防和軍事戰略，核心目的就是“保財、續命”，也就是如何能夠保證他們盜取的國家這個巨大的財產的安全，並且世世代代擁有這份財產，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打江山、坐江山”。根據文貴先生的爆料，可以把沉船計劃歸納為兩個基本的計劃：一個是保證其財產安全的盜國計劃，盜國計劃就是系統地逐步地把盜取的國家全部資產轉為更為安全的個人資產，為其個人（繼承人、家族、私生子）所持有。當然這些資產最安全的存放地點絕對不是在國內，而是在海外。只所以這樣判定是因為在沉船計劃的基本戰略中，針對美國這個敵人的原則是一貫的，是中共的本質所決定的，他們在1991年之後在戰爭準備的時間預設為50年到60年，也就是在中共建國後一百年左右，來實現他們的共產主義夢想，這是理智和具有高度的一種戰略布局，並且這種布局思想早在朝鮮戰爭之後就已經由劉伯承所代表的軍事學家提出來了。從最終設計這個戰略布局者鄧小平和江澤民的角度思考，共產黨的財產保留在哪裡最可靠，當然是海外，因為只有海外，才能保證資產的安全，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當時（1991年）和美國發生決戰，由於武器裝備的差距和科技的差距，國內到處可以變成戰場，無處可逃。在制定戰略防禦的建國初期，根據朝鮮戰爭的形勢判斷，戰略的後方被定在西部地區，稱為二線。但是在1991年海外戰爭之後，共產黨已經基本明白，大陸是不安全的，他們不可能再次上山打游擊，在國內他們無處可逃。所以，沉船計劃的一個核心就是龐大的盜國計劃，當然這個計劃的開始之初是搶錢計劃，因為只有有了錢，他們才能發展他們的核心武器，並且這種龐大的盜國計劃和向海外轉移資產需要一個管道，需要一種貨幣，需要的管道早已準備好，就是香港，需要的貨幣不是黃金，而是美元。

另一個就是繼承人計劃，就是保證有繼承人包括大量的私生子女來集成這些龐大的資產。

所以說對資產和繼承人安全防護才是這個軍事戰略的核心，也是各種大殺器的研發的最終目的。文貴先生爆出的藍金黃和3F計劃應該是真實存在的，這兩個計劃更像是一種戰術計劃，具有詳細的目標、方法和實施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目的是實現整體的戰略目標。

3F是針對美國的具體實施目標或者行動的步驟，而藍金黃是實施的手段。在江澤民的表述中，一直強調打贏一場局域化的戰爭，這個局域戰爭應該是指台海或者南海，也基本說明了如果中美之間發生軍事上的對決，一定是在台海或者南海。在1996年喬良和王湘穗參與的台海導彈演習中，中共已經確定或者明白了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在1999年才出現超限戰的軍事戰略思想，這種思想的基礎在於以當時的實力包括導彈是解決不了台灣問題的，必須通過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戰略準備才能進行戰略決戰。這次演習，與其說是一次針對台灣的恐嚇，不如說是一次軍事實力的測試，依此讓全黨全軍明確江澤民軍事戰略的重要性。所以，隨着超限戰思想的產生，藍金黃成為對付台灣、香港、其他國家、美國最重要的一種手段，而真正的熱核武器、太空站、洲際導彈則轉變為戰略上恐嚇和訛詐的工具。

為了對付美國，中共必然要研發一種新型的武器，制定一個絕密的計劃，這就是生化武器。這個武器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地殺死美國人，而是在關鍵地時候能夠搞亂美國，最終通過一種嶄新的戰爭方式戰勝美國。殺死對方或者使用核武器將美國變成原始社會絕不是他們的戰爭的目的，因為他們的資產、繼承人將會大部分轉移到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像美國那樣能夠保證私有財產的安全。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毛與鄧的不同，毛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領袖，一生沒有出過國，而鄧、江則不同，他們是見過世界本來面目的，明白這個新世界對於他們的後代的意義。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製成下面這張圖表,更加詳細地說明沉船計劃的內容。關鍵沉船計劃的詳細挖掘資料，請參閱DT的《沉船計劃系列》

沉船計劃的執行

在中共國歷史上任何一個龐大的國家戰略計劃的實施，核心都是組織領導的問題，建立這個組織領導團隊首要原則是信任，就是前面文章中所分析的，必須依靠裙帶關係，或者通過生殖器建立這種可靠的關係，這就是這個組織黑幫本質所決定的特點，當然，領導這個團隊的人也是需要有能力的。

既然江澤民等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已經確定了這個三步走的國防發展戰略，並且確定通過經濟發展來推進強軍政治，那麼他們的着力點一定放在政府所領導的科研院所上，依靠軍隊的力量和體制來做事就是明目張胆地強軍政治了，另一點，當時中共國的國力也不允許。只能採用“韜光養晦”實際上就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欺騙手法通過經濟發展的正常所需要的科學研究來獲取技術、人才，而真正的目的是研發戰略武器，當然也是為了搶錢。

基於此，在1997年前後，江提出了“軍隊信息化建設”的戰略轉型目標後，圍繞這這個戰略的整個國家的科研及人才布局早已開始，科研人才布局的關鍵就是中國科學院。

既然這樣，我們就挖挖1997年左右時任中科院院長的路甬祥。

路甬祥：為國家和民族的崛起強筋壯骨

作者：王耀成

路甬祥，1942年4月出生，浙江寧波慈谿人。

• 1959年至1964年 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水力機械專業學習；

• 1979年至1981年 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機械系液壓氣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獲工程科學博士學位)；

• 1981年至1985年 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講師、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校科學技術研究所副所長，流體傳動及控制研究所所長、開放實驗室主任、教授；

• 1990年 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 1991年 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 1993年至1995年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中國科協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

• 1994年 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 1997年 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

• 1998年12月 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副院長；

• 2003年3月 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2005年1月 當選為國際科學院理事會(IAC)共同主席；

• 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採訪路甬祥院長很難，與他豐富的人生恰成對照的是他十分的務實低調。2005年國慶之後，一個風狂雨驟的颱風天，筆者在江南一個普通人家的 客廳里傾聽着路甬祥的人生故事，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幾千里外的北京城正在發生着什麼。

但是很快我們就知道了，那幾天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在召開，作為出席全會的191位中央委員中的一個，路甬祥參與了共和國的一個重要決策，身為科學院院長，他經歷了一個決定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重要時刻。在其後路甬祥傳達貫徹五中全會精神的多次講話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他的興奮之情：

“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我黨我國發展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全會將自主創新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在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今後五年，我們一定要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寬廣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學發展、着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並明確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新方針。可以肯定，十六屆五中全會將開創中華民族自主創新的發展階段！”

是啊，把“自主創新”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說，自主創新是“一個國家崛起的筋骨”。能夠為使中華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直、更硬而強筋壯骨，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嗎？事實上，開拓創新一直是路甬祥就任科學院院長後的“主旋律”。早在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識創新工程計劃”，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國務院的熱情支持，並付諸實施。也許，正是這些來自科學界的聲音，成為使“自主創新”化為國家意志的推手。

人民共和國誕生的那年路甬祥7歲，可以說他完全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傑出科學家。從響應黨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立志獻身祖國的科學事業，到迎來“科學的春天”、在聯邦德國嶄露頭角，再到親歷把“自主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迎接自主創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創新型國家，路甬祥的人生經歷不正是一部新中國科技史的縮影嗎？

少年立志 奮發求學

1942年4月28日，路甬祥出生在寧波慈谿一個西醫家庭。

寧波是五口通商後西方傳教士最早帶來現代醫學和教育的地區，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就出現在寧波。路甬祥的父親路念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成西醫的。他於1932年在慈谿縣城創辦了一家醫院，自任院長和全科醫生，路甬祥的母親李芳則是醫院的助產士。路念慈醫術高明，且對“貧病者免收診金、酌收藥費”。《鎮海縣誌》稱其為“解放前名西醫”之一；慈谿縣方志則載：路念慈精於內外科，常為解除病人疾苦不辭辛勞，連自己生病時，仍全身心投入傳染病的防治，深得當地人民的敬仰。

路甬祥自幼勤奮好學，且生活在這樣一個醫生兼醫院的家庭環境中，自然耳濡目染，較早地接受了現代醫學的薰陶，可以說從小就埋下了科學的種子。然而，種子的發芽是需要陽光、土壤和適宜的氣候的。幸運的是，人民共和國的童年時代，便是灑滿了明媚陽光，蕩漾着宜人春風的日子。

路甬祥後來回憶道：

共和國成立時我剛滿7周歲，上小學三年級。當時的“五愛”教育，黨號召向科學技術進軍，以及醫生家庭崇尚知識、篤信技術等均對我少年時代的志趣和理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56年我因成績優異被保送直升寧波二中高中部。當年暑假，因無升學考試之慮，我讀了許多科學家、名人的傳記和文學作品，居里夫人、齊奧可夫斯基、愛因斯坦、馮·卡門、孫中山、魯迅、毛澤東都是我敬仰的人物，蘇步青、錢學森的事跡也使我感奮不已，立志要發憤努力，將來在科學技術上有所作為，對祖國有所貢獻。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14歲的少年，心頭鼓盪着理想的風帆，積極響應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踏上了追求真理、攀登科學高峰之路。於是我們看到，路甬祥在用過的每一本數理化參考書的扉頁上都寫着：“知識就是力量”、“為攀登科學高峰而努力”、“學習、學習、再學習”之類的警句，激勵自己努力奮進。

路甬祥知道，光有遠大理想是不夠的，還必須腳踏實地地學習。從那個暑假開始，他遵照數學前輩蘇步青在一篇文章中說的學數學應解萬道題的要求，收集了無數代數、幾何、物理習題，在課餘時間裡大量解題。蘇先生文中所說“勤解萬道題”中的“萬”字或許是個虛數，但路甬祥在解題的時候，卻寧願把它理解成實數。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路甬祥加深了對各門知識的理解，開拓了思路，熟練了技巧，掌握了學習的主動權。更可貴的是，路甬祥從來不滿足於書本知識。他常跟妹妹景如說：“一個人只會讀死書是不夠的，應多學點課外知識。”他從不滿足於按部就班的課堂學習，初中時就開始自學高中課程，高中時則開始自學大學基礎課。同時，路甬祥還是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課餘時間他特別喜歡踢足球和航模活動，每天放學後總要去踢球，晚自修後總要做一個多小時的滑翔機模型，他的蚊帳頂上總放滿了滑翔機的材料和半成品。他還多次得過省、市各項航模比賽獎。這些課外活動賦予了他敏捷的思維、健壯的體魄、充沛的精力、靈巧的雙手，更培養了他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勇於拼搏的毅力，為他以後的學習、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路甬祥在寧波二中刻苦學習了3年，1959年秋天終於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浙江大學機械系。

如果說，1956年那個夏天是他立志獻身科學的開始，那麼考上浙大則是他正式踏上探索科技奧秘之路的第一個里程碑。

浙江大學濃郁的學習氣氛，嚴謹求實的校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都使年輕的路甬祥激動不已，日夜沉浸在書山學海之中，陶醉於踏進科學聖殿的喜悅里。5年的學習，他不僅修完了規定課程，還自學了其他系的課程，如“自動控制理論”、“彈性力學”、“邊界層理論” 和自然辯證法與政治經濟學等；他還閱讀了許多參考文獻和期刊，並做了大量的札記與卡片，逐步養成了科學的工作方法。

俗話說，入深海者得蛟龍，如果只在海邊徜徉，那麼得到的只有貝殼。路甬祥懂得，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僅靠學習前人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獨立的創造能力。浙江大學放手讓學生獨立工作的良好教學傳統，培養了路甬祥出色的獨立創造精神和能力。

這從路甬祥的畢業設計就表現出來了。他的畢業設計是在上海人民電機廠做的“7米揚程淺水泵設計”。在半年時間裡，路甬祥在上海圖書館、上海科技情報研究所查閱了大量英、日文資料，不但成功設計製作出了效果很好的水泵，還拿出了7個技術文件，論文得到廠方好評，也被學校評定為優秀論文收存。

1964年，路甬祥以優異的成績從浙江大學畢業，被留在浙大任教。從日後路甬祥在科研方面的發展來看，留在浙大當然很理想。留校工作後，路甬祥結婚了，妻子是中學時期同一個航模隊的刁琳琳。那一段歲月，無論從個人還是國家來講，都還算是安寧溫馨的。三年困難時期總算過去，國民經濟正在恢復，人民的溫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從路甬祥個人來講，燕爾新婚，甜蜜的生活剛剛開始。

然而，一場特大風暴正在醞釀中。杭州的老和山下寧靜不再，美麗的浙大校園已經分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逆風起飛：

“四清”與“文革”歲月

在“文革”悲劇開演之前，有一個序幕叫“四清”運動。根據當時的規定，凡1964年的大學畢業生，都必須到農村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就演變成了“四清”。路甬祥自然不能例外。

作為浙江省社教工作團三分團的一個工作隊員，路甬祥在浙江省諸暨縣搞了一年“四清”。

路甬祥生長在城市，自幼過着較為優裕的生活，現在他和農民老伯一起住在低矮簡陋的房子裡，同吃同勞動，親身體驗了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他看到，農忙時節，農民的飯桌上有碗霉乾菜燒肉就是頭等美味了，而那一塊肥肉要放在乾菜上蒸好幾次，他和老伯只吃帶點肉油的乾菜，從來捨不得吃那塊肉，直到化到乾菜里看不見為止。他偶爾回家，會告訴妹妹路景如：中國的農民仍很苦，我們國家還很窮，只有好好學習，掌握本領才能為建設祖國出力，才能改變這種貧窮面貌。這樣一種印象，一直深深地銘刻在他的腦海里，哪怕是後來出了國，做了科學院院長，做了人大副委員長，那一幕情景總也忘不了。

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讓他們放下手中的專業，趕鴨子般地趕到鄉下去，那是“種了他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純粹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但路甬祥卻自有他應對的辦法，他決不讓時光白白空耗。每天下地回來，工作之餘，就是他學習外語的時間。他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但他不滿足，另外自學了英語、德語。農家的條件艱苦，燈是昏暗的油燈，夏天蚊子成群，一巴掌能拍好幾個。夜晚，為了不影響和他住在一起的農民老伯休息，他把油燈放到蚊帳里學。“四清”結束回來，家人發現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鏡，這便是他孜孜不倦學外語的副產品。試想，在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種環境下，還學什麼英語、德語，那需要多大膽量？需要怎樣超絕的眼光？不知道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人們只看到日後他的外語基礎全派上了大用場。

“四清”結束，正當路甬祥意氣風發回到學校，決心在他的教學崗位和心愛的科研領域大幹一場的時候，“文革”風暴一夜之間席捲全國，浙江成了“重災區”。浙大自然也不能倖免，校園內山頭林立，派仗打個不停，路甬祥對此十分厭倦。路甬祥的卓異之處在於：當所謂的革命風暴鋪天蓋地而來，文化被踐踏於地，科技工作者被貶斥為“臭老九”的時候，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仍然堅信“建設國家終究要依靠科學技術”，既堅持了專業研究，用科學和技術滿足國家的需要，也充實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因此，當多數人忙於“鬧革命”時，路甬祥卻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頂着戴“白專”和“反對文化大革命” 的帽子的風險躲進了實驗室搞科研、寫論文。他關起門來看書、畫圖，到圖書館查資料。他從“四清”開始自學的德、英兩門外語，現在派上了用場，使他能通讀外文資料。他還常到郊外的附屬工廠去實踐，向工人師傅學會並精通了車、鉗、刨、電鍍等技術。當校辦工廠和實驗室被全部停工後，路甬祥和同伴們從設計、備料、冷加工、熱處理、準備試驗台，到實驗測試全部自己動手，有了困難便向書本、專家和技術工人請教。就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們用自己的努力成果滿足了國家的急需。

至今，令路甬祥頗為自豪的是他們參與開發的“45MP/2.5cc恆功率超高壓油泵”、“動力滑輪”等研究項目，都對當時的生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中、日兩國間有一個海上公共漁區，兩國的捕撈條件是對等的。在這種情況下，理所當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捕撈技術。當時管理部門提出要採取新的捕撈方式，用燈光圍網，也就是把燈放到水下吸引魚群。日本方面比我們先進，他們擁有的先進漁具我們都沒有。後來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這個事情，具體到燈光圍網的動力滑輪和拖網機的研發問題。於是路甬祥和他的同事們便承擔起了這個工作。經過試驗、改進，再試驗、再改進，不到2年時間便取得了成功。後來，我國的漁船用這項技術到外海去進行捕撈作業，效果很好。路甬祥在後來的科研工作中，諸如地下核試驗用全自動電液鑽井機等，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當風暴終於過去，天空重現彩虹，人們在麗日晴空下痛定思痛，感嘆白白丟失了10年大好時光時，路甬祥卻捧出了十幾篇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和科技報告，這就為他贏得了對他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機遇，為他贏得了命運中第一次轉折的契機，實現了人生第一次跨越。

留學德國

1978年，科學的春天重回祖國大地，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與中國科學院達成協議，恢復從中國青年學者中挑選訪問學者頒授研究獎學金。由於十年動亂中路甬祥一直堅持科研工作，並寫出了十幾篇論文和研究報告，經學校遴選，被推薦為候選人。路甬祥把自己的論文摘譯成英文，寄送給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巴克教授，並希望以“電液比例控制或容積控制”作為進修方向。5個月後，機會終於“垂青有準備的頭腦”，路甬祥被德方遴選委員會選中了。

這一年，路甬祥37歲，有了兩個孩子。為了最後突擊外語，他扔下家住進了學校的招待所，妻子挑起了全部家務，65歲的母親李芳從寧波趕到杭州幫他們照看孩子。

1979年2月7日，路甬祥從上海啟程，經東京抵達法蘭克福。

到德國後，路甬祥先赴弗賴堡哥德語言學院學習4個月德語，後正式轉入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師從巴克教授。

臨出國前，中科院的一位領導曾對他們說：“你們像一批種子，是國家挑選出來去國外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回來後要在祖國的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因此，從踏上歐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路甬祥就感覺到自己肩負的使命；同時，也處處看到了自己的祖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從而更感到時代賦予的責任。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看到人家國家的生活水平，更感到我們‘四化’建設的迫切。建國30年了，雖然人民得到了溫飽，但仍貧窮，與人家相差幾十年，如不努力趕上，差距會更大。我要抓緊時間學習，要以最快的速度向當前國際技術前沿衝擊，把‘四化’建設最需要的先進技術學回來。”

為此，他寫了一首詩以激勵自己：

年逾三十學專長，遠涉重洋赴異鄉，

莫道在德一孤雁，背後自有十億人，

慈母囑託記心間，萬里征途不怕難。

初到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所長巴克教授建議路甬祥先花3個月時間熟悉全所工作，然後再為他選定研究課題。當時預定的進修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路甬祥十分珍惜這個學習機會，因此才過去一個星期他便感到焦慮難熬，這心情從他的一封信中能看出來：“我不能再等，我國科技發展的速度已被‘文革’動亂拖延了10年，我不是去‘鍍金’的，而是去‘取經’的，我不能背一個電視機回國來，我要學點真本領回來發揮作用。”於是他一方面主動嚮導師提出早點確定科研課題，另一方面儘可能多學一些，在巴克教授交給他的研究項目外，又主動選擇了一個“既是學科前沿，又能在回國後付諸工業應用的課題”——液比例控制技術，深入開展研究。

在德國亞琛的日子，路甬祥迸發了強烈的工作熱情：德國人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5天，路甬祥每天工作15小時、每周工作6天半。也許那個“龜兔賽跑”的古老寓言時刻在刺激着他，德國人周末外出度假，路甬祥仍埋頭實驗室，多少次在實驗室度過不眠之夜。他在給家人的信中這樣描述他的工作:“星期天，德國的‘兔子’都去旅遊了，只有我這個中國‘龜’還在不停地爬着。”甚至由於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患上大腿靜脈曲張，被摘除一根血管後沒幾天，他又投入了緊張的實驗。天長日久，連亞琛大學的假日巡警也給予了這位每逢休息天必來加班的中國人特別的關照。

天道酬勤，1981年5月1日，路甬祥終於以《含流量反饋先導比例插裝流量閥研究》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被授予工程科學博士學位，而這通常需要4至5年才能拿到。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聯邦德國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第一個工程科學博士學位。

不僅如此，路甬祥的辛勤工作結出了極為豐碩的成果：他創造性地對流體傳動與控制領域的兩個最基本參數——壓力和流量的控制，提出了變革流量檢測力反饋和系統壓力直接檢測加級間動態反饋理論，根本改變了已沿用100多年的弗來明—琴肯流量控制方式以及半個世紀以來傳統的維克斯先導型壓力控制方式，有力地推動了液壓工業的進步，被業界認為是1980年代以來最具創造性的成果。所長巴克教授高度評價了它的優異特性和經濟實用意義。路甬祥的許多科研成果被日本與西歐的大學及工程界收入了技術手冊與研究教材。

他的研究成果陸續在德、美、歐專利局登記了多項專利，經專家多次論證覆核，這些新技術終於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發明人載入了專利局的技術史冊，再一次引起了德國液壓界的轟動。要知道，即使是德國液壓界公認的權威機構——巴克教授的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原先5年內也只申請了2項專利，而因為路甬祥的工作他們又得到了4項！當時的盛況，用他寫給母親的信說：“整個研究所都為之歡欣鼓舞，驕傲的德國人為之折服，有的稱我 Dr.Lu(路博士)，有的稱我 Prof.Lu(路教授)。一位台灣人也說我為中國人、亞洲人爭了光。”年近70的老母親李芳讀了信，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淚水。

一時間，鮮花和祝賀紛紛投向路甬祥，在兩年的研究生活臨近結束時，導師巴克教授熱情地挽留他，德國幾家大公司競相高薪聘請他，但路甬祥決計學成回國。在德方為他舉行的挽留會上，他動情地說：

我知道，二次大戰後德國80%的建築物被摧毀，可是，在戰後的艱難歲月里，你們之中每個人都參加了國家的復興。雖然一天的勞累只得到幾個土豆充飢，但你們並沒有跑到國外去尋找舒適的生活，這是為什麼？今天，我的祖國正處在中興時期，也需要我回去參加四化建設，德國民族的愛國思想也深深激勵我要快些回國去……

情系浙大

的確，祖國已經在熱情地期待着他了。1981年9月，當他帶着價值1.5萬馬克的大批圖書、資料，以及科研和教學急需的配套儀器設備載譽歸來時，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立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專門接見了他。

回國後，路甬祥在浙江大學創建了具有國內外先進水平的流體傳動控制研究所，暨我國第一批博士後流動站之一、國家教委首批開放實驗室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參與下，完成了幾十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在高速斷路器執行機械、液壓比例元件開發、電機械轉換器件、傳感與反饋、辨識與故障診斷、CAD/CAT等許多技術領域裡做了開拓性的努力，研發出多種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電液比例控制技術產品，替代了進口，促使我國國產機械電液控制技術上了一個新台階。

1985年，浙江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劉丹找路甬祥談話，說學校現在亟須能把科研和教學結合起來的人才，希望他出任浙大副校長，負責一些具體的教學管理工作。當時，滿腦子想的都是科學研究的路甬祥有意推辭此事，可老校長的一番真誠勸說，使他最終挑起了這副重擔。就這樣，一心撲在科研教育事業上的路甬祥又踏上了管理崗位。

1988年，路甬祥擔任了浙大校長，時年46歲，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重點大學校長。

出任浙大校長後，路甬祥結合浙大的特色和實際情況，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的新思路，採取了一系列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大措施，並團結全校師生員工，積極推進綜合改革。

路甬祥聯繫他在德國的留學經歷認識到：“現代德國的教育傳統非常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世界都講德國的產業競爭力主要來源於教育體系的競爭力。”因此在他的教育改革中，第一，就是把科學研究與教育結合起來，尤其是把研究生教育和科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浙大的科研總量與科研水平，多年來穩步提高。第二，是對本科教育進行重大改革，改成三學期制：兩個長學期，一個短學期。為什麼安排一個短學期呢？去社會實踐！此外，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浙大還試辦了雙學位制……正是這些大膽而有益的探索與嘗試，使路甬祥逐漸掌握了教育與人才的內在聯繫。同時，在他領導下，學校建立起公平、公正、嚴格的考核、評價和聘任體系，建立了基於教育科研績效的分配體系，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落到了實處。浙江大學的教育科研水平、辦學綜合實力迅速全面上升，躍居全國同類大學前列，並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他本人也因成績突出，在1989年榮獲國家高等教育獎。

從1959年第一次踏進浙大校園算起，到1993年就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除去留學德國兩年，路甬祥在浙大學習、工作了33年。在這裡，他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科學家、一位教育家。

當然，他在本質上仍然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1985年，路甬祥當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1990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最年輕的科學院院長

1993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周光召院士的一封信，使路甬祥迎來了人生的又一次大跨越。周光召在信中說，科學院的研究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來參與。就這樣，路甬祥又“奉命”來到中國科學院，1993年11月擔任副院長，一年後他被任命為常務副院長。

1997年路甬祥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院長，是年55歲，他是共和國歷史上第5任科學院院長，也是最年輕的院長。

從他第一次正式跨入北京三里河那幢古雅的建築，到出任這個國家最高學術機構和自然科學與高技術綜合研究與發展中心的主要領導人，路甬祥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這是13億祖國人民交給他的國家使命。有人把中國科學院的5任領導分為相應的5個時期。從郭沫若、方毅、盧嘉錫、周光召到路甬祥，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成就。作為身處共和國最好時期的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將如何統領這支共和國的科技大軍？如何為國家提供最好的技術支撐和科學保障？

也許“勵精圖治”、“嘔心瀝血”這些詞彙都不足以形容路甬祥。作為一位工科出身的學者型的院長，路甬祥敢於開拓創新，大膽改革機構，同時又恭謹紮實地工作，開創了中國科學事業的新局面。

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識創新工程計劃”，直接上達總書記，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國務院的熱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學院呈交的《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並把試點工作交給了中科院，在江澤民總書記、朱 基總理親自批示後，李嵐清副總理具體指導執行。

有這樣一種說法：許多人低估了學工科的路甬祥對科學院的貢獻。在他的任期內，中國的科技投入有了比較顯著的增加，中國科學院的投入與產出都有了顯著的提升，從這一點上來說，科技界是滿意的。更重要的是，路甬祥給科學院帶來了觀念更新。路甬祥大膽提出面向國家戰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學前沿，科學院着重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創新，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斷做出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創新貢獻”，這是面對我國已經不再需要科學院做生產部門的開發研製車間的現實，也是順應國際潮流，提出的科學院對社會的長期貢獻目標。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領導，而不是簡單的行動家。

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主要領導，路甬祥非常強調人才的重要性，他多次闡釋為科學院未來發展提出的基本戰略：“以人為本、創新跨越、競爭合作、持續發展”。首先是“以人為本”，這既是指人才是創新的根本，同時也是指創新的目的根本是為了人，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即創新為民。他的奮鬥目標是：希望用三四十年的時間，把中國科學院推進到國際一流的研究機構行列，從而推動中國的經濟、社會、科技等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國家安全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此外，路甬祥真誠而隨和，個人的工作方法和行為方式很較真也很放得開，與他共事的人，都為他的嚴謹縝密、實事求是、公開透明、和藹可親所吸引。正如一篇文章所說，“無論是在浙江大學還是中科院，路甬祥帶隊的集體，相處都非常輕鬆融洽，人際關係十分簡單，人們從內心深處喜歡這位很有凝聚力與親和力的領導”。

對於路甬祥在中國科學院推行的重大改革，在美國《科學》雜誌5445期上，主編魯賓斯坦作了這樣的評述：

他是中國科學院歷史上最年輕的院長，他所進行的改革產生了一批40歲出頭的研究所所長。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學院這支科技國家隊改造成為同時能服務於經濟增長的研究隊伍。三個重要步驟和12年的改革計劃將使中科院的120多個研究所整合為80個或者更少，並計劃將5萬個崗位減少到原來的一半。儘管他本人所從事的專業領域為流體力學，但他卻以廣博的學識贏得了中國科學院全體科學家的讚譽。

是領導，也是普通一兵

可是，路甬祥的院長當得其實並不輕鬆。

有一次，浙江一家媒體的10位記者合作編寫了一本《科學改變人類生活的100個瞬間》。大約仗着浙江同鄉的關係，記者們請路甬祥為他們審定篇目。不出一周，審定稿傳真回來，邊上還加了他親筆寫的認為重要的篇目。書稿寫到一半，記者們又提出讓他寫序。過了一個月，他們如願以償，從路甬祥的秘書潘教峰的手裡拿到了路甬祥親筆寫的序，潘秘書說：“昨晚他寫了一小時，還來不及打字。”不料，老記們得寸進尺，竟把厚厚一疊原稿讓潘轉交，說“請院長抽空看看”。

這下子，好脾氣的潘秘書終於叫了起來：“你們知不知道路院長到中科院後每天睡幾個小時？每天掉多少頭髮、增添多少白髮？每天要考慮多少我國科技界的大事？你們是他的家鄉人，應該體諒他的工作強度！”

筆者之所以引述這件事，完全是有感於潘教峰的這一番話。你從中可以看到，當一個領導人有多忙！但在潘的3個“每天”中，至少還遺漏了一個：路甬祥每天要花多少時間從事他自己心愛的研究專業？花多少時間帶自己的研究生？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學者的中科院院長還要比一個純粹的官員領導多付出多少心血和勞動？

這麼說吧，路甬祥不但是中國科技的領軍人物，而且還是一個蹲守在科學的前沿陣地上、手握衝鋒鎗或者擲彈筒的戰鬥員，一名普通的士兵。

選這種身兼士兵的人管理科技隊伍，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這大概也是第二任院長方毅卸任時說過的——“院長一定要是科學家，副院長最多只能個別不是科學家”的初衷吧。

不過，要在這樣一篇文章里詳述作為科學家的路甬祥是困難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粗線條的勾勒——

從1985年5月中國專利法實施之初的“耐高壓雙向極化式比例電磁鐵”，到2000年1月的“電液比例壓力流量複合控制閥”，不算他德國時期向德、美、歐專利局登記的4項專利，路甬祥擁有的中國專利就達20項。迄今為止，路甬祥已經發表了200多篇論文，出版著作6部。1988年和1989年獲得國家發明獎，1989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2000年被授予德國星級大十字勳章，2004年2月3日獲得了“意大利總統科學與文化金質獎章”，先後被香港、澳大利亞、英國等多所著名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被德國、澳大利亞、韓國、匈牙利、英國等科學院和學會選為外籍名譽院士。

（以下略）

這份長長的資料我們之所以摘錄在這裡，是因為在這份報道中透露了很多和路甬祥相關的挖掘線索，也揭示了為什麼在執行這個戰略關鍵時期選擇路甬祥作為中科院院長。

A 大學和留校經歷表明了路甬祥的學習能力，在當時是符合組織的又紅又專的選人標準的。對於路甬祥出生家庭的挖掘就不做了，我們只要知道浙江和上海是比鄰，而上海則是中國西方醫學的發源地之一，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前面的挖掘中揭示過，在這裡我們注意這樣幾句話：“他的畢業設計是在上海人民電機廠做的“7米揚程淺水泵設計” ” 1964年，路甬祥以優異的成績從浙江大學畢業，被留在浙大任教。留校工作後，路甬祥結婚了，妻子是中學時期同一個航模隊的刁琳琳。。這就是路甬祥被組織信任的真正由來。1964年，路甬祥在上海人民電機廠做畢業設計，設計的項目的名稱叫“7米揚程淺水泵”，一種水的壓力設備，能通過壓力把水的揚程做到7米。

在《中國泵業工程師檔案》中有這樣一段介紹：潘德民(1934年交通大學機械科畢業，留學英國，後在英國泵業公司任工程師，解放後曾在三蕃機器廠、上海人民電機廠、上海水泵廠，上海機電一局情報所工作。受浙大黃邦達老師約請，l964年在上海人民電機廠指導浙江大學水力機械專業學生一一路甬祥真刀真槍做“7米揚程淺水泵”的畢業設計。就是說路甬祥的畢業設計是浙大黃邦達老師邀請由潘德民進行指導的。而這個畢業設計也是當時的國家戰略任務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路甬祥的一位大學同一個系的同學回憶，黃邦達於1958年按照國家的要求在機械系的基礎上組建了浙大的水電機械系，並在1960年組織學生參與了國家正籌劃建設長江三峽水電站水輪機設計工作，而1964年路甬祥的畢業設計正是水電系統中的一個關鍵設備，這個設備的製造是在上海人民電機廠。而路甬祥的指導教師潘德民，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與江澤民是大學同學，而江澤民和電機廠的關係，在上海是無人不知的。1953年上海電機廠的擴建項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建汽輪發電機車間，這個車間建設的主要領導者就是江澤民。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上海人民電機廠就是江澤民領導的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負責的當時最重要的一家軍工企業，負責各種電機的生產工作。潘德民，不僅是江澤民的同學，而且還是當時上海人民廠的工程師，技術負責人之一。路甬祥所在的浙江大學與江澤民的關係還有一層，這就是中國食品協會顧問、浙大老學長張學院，在解放初任上海益民食品廠軍代表、廠長時，曾是江澤民進廠時的上司，與江的關係甚篤。而路甬祥在1997年到北京任職後，他的愛人刁琳琳任浙江大學駐京辦事處主任，由此可見，路無論是通過浙江大學還是通過上海電機廠的經歷和江澤民建立關係都是可能的。當然，重要的還有路甬祥的出國經歷。從路甬祥的大學任教和出國經歷來看，他是組織選派的，而且是作為技術骨乾重點培養的，可以說，老一輩科學界同德國科學界的關係都是這個路甬祥繼承和建立起來的。我們這裡有一份德國亞琛工業大學介紹路甬祥教授的資料，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路甬祥的學術研究能力也是值得關注的，但是他側重的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國防工業領域的重要項目。做的不是基礎理論研究，而更多是實用技術研發，而這也正符合江澤民所提出的戰略規劃的需要。不僅如此，上面的資料表明，路甬祥在中國和德國科學界聯繫中的絕對作用。而前面我們披露過的，饒子和通過導師和劍橋大學建立了深厚的科學界的關係，通過自己在全英學生聯合會的任職幾乎主導了中國和英國在科學研究上的關係，而另一個關鍵人物陳竺建立了自己和法國的關係，真是這種依據個人關係的關係網，成為中共藍金黃的巨大管道。關鍵點在於，這些著名的科學家早就是中共培養的組織上的人，都帶有特殊的使命。

江澤民上任後，在自己已經絕對掌控了中共的權力的1993年，開始任命路甬祥為中科院副院長並主持中科院的工作。

• 1993年至1995年路甬祥經調任中國科學院任副院長、黨組成員同時兼任中國科協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

• 1994年 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 1997年 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

• 1997年上任之初，提出了“知識創新工程計劃”，直接上達總書記江澤民，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國務院的熱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學院呈交的《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並把試點工作交給了中科院，在江澤民總書記、朱鎔基總理親自批示後，李嵐清副總理具體指導執行。

中科院這個領導團隊終於全部露面了：

• 嚴義塤 1997.7-2000.11 任中科院副院長。

• 許智宏 1997.7-2003.1 任中科院副院長。

• 陳宜瑜 1997.7-2003.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白春禮 1997.7-2004.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楊柏齡 1999.5-2003.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江綿恆 1999.1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陳竺 2000.10-2007.6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施爾畏 2004.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李家洋 2004.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李靜海 2004.2-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曹健林 2005.1-2006.9 任中科院副院長

在詳細的挖掘“知識創新工程”之前，我們先把這幾個中科院副院長的關係理清，因為這幾個人幾乎影響和左右了整個戰略布局的實施過程。

第一張表，先理清經歷。

在這張表格中，有兩個人曾經在我們前面的文章中出現過，一個是陳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名單中，曹健林，中科院百人計劃的名單中。

我們精簡出下面這張表，僅僅顯示這幾個人在中科院任職及前後的經歷：

在江綿恆之前任副院長的共有四人嚴義塤、許智宏、陳宜瑜、白春禮，無一例外的和路甬祥一樣，和江澤民以及上海具有深厚的關係，這幫人是和路甬祥一樣，負責打前站控制中科院的。

注意，路甬祥1999年推薦江綿恆任中科院副院長，主管全院高技術研究所的工作，同時調任中科院的還有施爾畏，任中科院副秘書長，這個施爾畏就是人人皆知的江綿恆的大馬仔，鞍前馬後。

另一個關鍵的人物陳竺，在之後的一年後也就是2000年10月調任中科院副院長，主管生物醫學板塊。曹健林，這個江澤民樹立典型的人，在2010年1月調任中科院副院長。另一個樹立的典型，楊柏齡，也在1999年調任中科院院長。這種調動顯示，江澤民先是通過路甬祥等院長和副院長的任命緊緊地把控了整個中科院，隨後，在1999年將兒子江綿恆及其馬仔得力幹將陸續調入，從而最終實現了以江綿恆為核心的對整個中科院的全面掌控。而江綿恆則在1999年後將主導整個中國的科技界直至今天。

往往有人把江綿恆的任職中科院院長解讀為一種任人唯親的家族式腐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正是，江澤民將江綿恆調任中科院副院長一職這個不同尋常的舉動，才讓我們能夠真正地揭示這個秘密的龐大的布局。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認真地審視一下江澤民在1999年前的人生經歷了。我們的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生平

少年時期

江澤民的祖上從徽州旌德縣或婺源（今屬江西）遷居江蘇江都縣。祖父江石溪本以行醫為生，1915年棄醫從商，後受聘於大達內河輪船公司駐揚州協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長子江世俊乃江澤民的生父。

江澤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於中華民國江蘇省淮揚道江都縣城內田家巷（今揚州）。江世俊和吳月卿育有子女五人，江澤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澤君、二姐江澤芬、妹妹江澤南（澤蘭）和弟弟江澤寬。幼年的江澤民與家人一同居住在揚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內，田家巷位於當時富裕的地區——東關區內，毗鄰京杭運河。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有雕刻和書籍放在坐堂，江澤民的祖父對年幼的江澤民影響很大。江澤民7歲時，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經濟情況轉而窘迫，遷往了較為貧窮的地區，同年江澤民進入了當地瓊花觀小學學習[11]:19[12]。

江澤民在小學期間延續了背誦古詩詞的習慣並接受了許多中國繁體字的書法練習，在其擔任領導職務後，依舊較為喜歡使用傳統的繁體字。他的小學期間，正值日本帝國逐步加深對中華民國的入侵，西安事變時，江年紀10歲，曾撰寫文章支持張學良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起“兵諫”的行動。1937年夏季，江澤民進入揚州中學就讀。江澤民的叔父江上青早年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盛子瑾部政務秘書[11]:26。1939年8月29日，他在泗縣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當地地主武裝襲擊身亡。江上青去世後之後，其兄長、即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將他過繼給江上青的遺孀吳月卿，當時江澤民13歲，不過對習慣家族群居的江氏而言並無太大區別。1939年年底，江澤民所在的學校重新開學複課，且日軍規定占領區的學生都必須學習日語，但由於江澤民心存牴觸，因而日語學習只能勉強及格，同時期江的其他科目和樂器等在學校成績和表現則較佳。

南京求學

1943年，江澤民從揚州中學高中二年級直接考入汪精衛政權在南京設立的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二年級，是同級入學的最年幼的學生之一:。同其他大學生一樣，江在進入大學之後也頭疼於數學和理工類科目的學習，積極參加各種社團和文藝活動等等。當時的中央大學處於汪精衛政權的統治範圍（即日軍占領區），日軍在南京經常招搖過市，這對江和他的同學都造成了思想上的影響。當時，原本在國民政府管制下已經有所遏制的吸毒問題在日本和汪精衛的統治下的南京又有抬頭的趨勢，江澤民和同學一起組織參加青年救國社，組織清毒運動，即抵制煙館的遊行示威。清毒運動獲得一定成效，汪精衛政府下令槍斃毒梟曹玉成。同年2月，日方同意取消宏濟善堂，並在汪精衛政權行政院內政部下設禁煙總局，宣布“分五年禁絕期”禁絕鴉片（1943年3月30日至1947年3月30日）。汪精衛更換內政部長陳群為梅思平，並改原戒煙總局為禁煙總局[20]。

1945年9月，中華民國於抗日戰爭中勝利並接收原本被日軍占領的領土，9月26日，國民政府發布名為《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的政令，不承認在汪精衛政權下的教育機構所獲得的成績，大學所修學分也無效，學生必須重新進行考試並進行思想培訓，江澤民則轉入了交通大學（滬校）（今上海交通大學）學習。

上海時期

1947年交通大學畢業時的江澤民

1946年，江澤民抵達位於上海的交通大學；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則利用這種特殊的形勢在原南京高校的學生中建立中共黨組織、宣傳革命理念；江澤民在交通大學期間多次參加中共領導的抗議國民政府的示威。1946年4月，在同學王嘉猷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22]，並在隨後參與組織遊行示威，最終逼使國民政府承認了交大滬校日占時期的學生學分。

在交大期間，江澤民師從朱物華、顧毓琇，主修發電和運輸；期間他和同學老師結成了深厚的友誼。1997年他訪問美國時，仍親自到費城拜訪恩師顧毓琇。當時的交大課程非常嚴格，課時量非常大、學分的評定也十分嚴格。1947年夏，21歲的江澤民從交大畢業。畢業後，他在上海海寧洋行（即後來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找到一份電力供應工程師的工作。上海海寧洋行是一家生產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業，擁有大型的冷藏設備，江澤民和大學好友童宗海進入電力供應部工程科，從事設備維修和保養。然而好景不長，第二次國共內戰仍在進行，國軍戰事不利，為平衡資源，政府收購了海寧洋行。與此同時江澤民隱瞞了中共黨員的身份，繼續留下擔任動力科技術工程師。

1949年上海戰役前夕，江澤民與工廠工人合力保護財產免遭中國國民黨破壞。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入上海市區後，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公開，他被任命為工廠的黨代表，併兼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不久，負責主管上海工業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總經理。工廠在他的管理下不斷拓寬業務，並形成了日後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同時，1949年12月江澤民同王冶坪結婚。1951年、1954年，他們的長子江綿恆、次子江綿康接連出世。

1952年7月，汪道涵將25歲的江澤民調至剛剛轉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國肥皂公司任副廠長，進行國有化改造。1953年，隨着汪道涵擔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1954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也隨之調入第一機械工業部，擔任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

長春一汽時期

1954年11月，江澤民被調往新成立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因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廠供電系統，江澤民與其他700餘名技術人員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接受培訓。1955年，江澤民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春回國，擔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科長，管理下屬兩個實驗室和一百餘名員工。同年7月15日，該廠生產的第一輛汽車“解放牌卡車”駛出裝配線；與此同時，江澤民升任動力處副處長兼動力處黨支部書記。

然而195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打亂了長春一汽的生產節奏，並直接導致1957年的反右運動，各級政府和部門、單位均奉中央之命設定了劃“右派分子”的數量指標。儘管江澤民最初對該政策採取抵制措施，但仍迫於形勢壓力參與其中，並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繼續保持消極態度。1958年，毛澤東視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當時工廠領導為取悅毛澤東，承諾卡車的年產量超過兩倍達到四萬輛，並將成本減半。同年，為實現這一目標，製造廠設立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由於生產壓力過大、產品質量殘次不齊，產能始終無法達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隨後是三年困難時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工人也被徵召幫助農民生產。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蘇交惡影響，長春一汽開始重組，七個處被合併成新的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負責所有分廠的動力需求。

1960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長春一汽也面臨缺乏鋼材、動力、燃料和食物問題。當時中共中央決定對中國主要大型企業的動力進行改造，使用原油燃料，長春由於接近黑龍江省的大慶油田而被選為改造工程的革新試點。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周建南親自到長春一汽督戰，並給出僅限三個月的發電系統煤改油的時間表，江澤民擔任此次任務的總指揮。江澤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規劃，建造儲油罐並反覆試用動力技術，為此江澤民積勞成疾，最終成功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改造任務，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動力，而十萬長春市民也順利過冬。很多年後江澤民回憶起這事，將改造工程視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當時的業務和領導能力給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併兼顧發展國際合作。江澤民因此獲得了大量出國訪問的機會，國際視野開始形成。1965年，第一機械部調他擔任新成立的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代理黨委書記）。但他的家人無法同行，儘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團聚，江澤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長達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這一職務卻也幫助江澤民遠離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渦。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武漢，紅衛兵開始處處攻擊他，他也被拉下所長位置，被迫接受批鬥和檢討。在停職兩年後，他被送往五七幹校勞動。

1970年，江澤民離開幹校返回北京，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當時恰逢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羅馬尼亞是少數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出於共同擺脫蘇聯影響的願望，中國同意幫助羅馬尼亞建立十五所機械製造廠。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因此派江澤民率領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研究建設工廠的可行性；此行也給江澤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1972年，江澤民在完成羅馬尼亞任務後，再度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並推動1973年3月中羅兩國最終敲定關於援建十五座工廠的協議。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華國鋒、葉劍英迅速採取行動逮捕四人幫，並占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社，史稱“粉碎四人幫”。然而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仍然屯有三萬兵力及八萬件武器，並意圖與中央政府對抗。此時，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組到上海恢復秩序，成員中包括50歲的江澤民。儘管壓力巨大，上海工作組大獲成功。一年後他返回北京，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局長。

進入中央

1979年4月，鄧小平提議建立經濟特區，鼓勵外國投資者在特區內設廠；最初的經濟特區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國務院專門設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以貫徹對外開放政策，並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兩個委員會的主任。已經恢復工作並擔任兩個委員會副主任的汪道涵向谷牧舉薦了江澤民，1980年江澤民出任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主管實施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試辦經濟特區的工作。江澤民帶領有關人員研究制定出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1980年8月，他代表國務院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作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說明，該條例草案獲得會議批准，以國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1980年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國家進出口委組團考察了12個國家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江澤民任考察團團長。回國後，在江澤民主持下，考察團在呈送中央領導的報告中列出了大膽建議，包括允許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稅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建議允許外資企業自願僱傭和解聘工人。報告中的部分建議後來被採納，江澤民的分析能力和膽略也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讚許。

1982年3月，國務院進一步實行機構改革，將兩個委員會與其他幾個部委合併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而江澤民則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同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3年6月，江澤民升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提出了電子工業發展計劃，並獲得國務院批准。該計劃旨在建立工業基地，到2000年爭取年產值比1980年增長八倍，並削減收音機和黑白電視機的產量，擴大電話和彩色電視機生產；並採取國際通行標準以取代過時的蘇聯標準。其中江澤民認為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是優先發展的項目；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中國因此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

主政上海

江澤民主政上海時期通過改革融資體制爭取外資貸款從而加快了上海市政建設，圖為1988年開工的穿越黃浦江上海市區段的第一座大橋——南浦大橋

參見：上海財稅與投融資體制改革、浦東開發開放、八六學潮和世界經濟導報

當時上海作為中國商業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後始終未能繁榮起來；1980年至1983年期間，上海的發展速度僅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任期屆滿。當時上海有輿論認為汪道涵年邁缺乏領導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汪道涵再次舉薦了江澤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委副書記。1985年7月，江澤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江澤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規，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上海城市發展將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與擴大出口、及加強科技與培訓三者為支柱。他首先增加糧食儲備並與其他省市談判糧食供給（後被菜籃子工程取代；其次改善交通運輸，新建上海火車站、擴建國際機場並修建客運碼頭，這些行動為以後的浦東新區奠定了基礎。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總體規劃》，聚焦於三個地區：黃浦江以東的廣大浦東地區在內的市中心區域；上海附近的七個衛星城，以及其他眾多城鎮村落。市中心將以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與外圍地區相互連通；同時由環形公路將衛星城鎮連接。市中心地區的工業逐步向外遷移，各縣鎮着手自身企業，並以蔬菜蛋禽加工廠為主。為建立如此龐大的措施，江澤民向海外投資者尋求投資合作，並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32億美元，其中14億美元分別用於地鐵、橋梁和基礎建設；此外他發行公債以募集資本。1986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這一規劃，並宣布將上海建設成為亞洲最大的工業和貿易中心。

1986年，江澤民以市長身份接待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的市長，江澤民主持過數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幫助他成為一個謀求建立密切關係的高手。此外，鄧小平每年都在上海過春節，也使得鄧小平更深地了解了江澤民的能力和風格。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學生開始舉行抗議活動，各地也爆發了一些群眾性運動。1986年12月，抗議活動開始蔓延至全國，史稱“八六學潮”，廣大學生紛紛就改革開放的速度過慢表示抗議，並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經濟自由化等要求。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29]:407，十幾所上海高校的學生都走上大街遊行示威，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里，每日遊行學生達數萬人，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被禁止的大字報（在毛澤東支持下流行於文革時期）也開始重現。大陸文獻認為這些抗議者過於激進、盲目、無知，但也承認這是“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時代轉化的標誌”。對此，鄧小平認為這是少數人煽動的結果，因此責任在於“別有用心者”而非學生；江澤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體育館召開了大會，要求所有黨員行動起來去將抗議活動壓制住，八千名黨組織書記參與了本活動，年底時，上海的秩序恢復正常。學潮被平息之後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33]，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受到黨內保守派施壓，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

1987年11月，芮杏文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年4月接替他上海市長職位的是朱鎔基，兩人性格迥異、卻相處融洽，這一密切關係一直持續到兩人執政整個國家。朱鎔基的強勢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澤民從日常事務中擺脫出來，能夠更加專注於政治事務。1988年1月，他率領上海市代表團到廣東省考察，這一謙虛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地吸取了廣東成功發展的經驗，在上海工業部門迅速推行結構轉變、權力下放，並嘗試股份制改革。

在處理上海經濟的同時，江澤民自感年近63歲。儘管傳統上退休的高級領導人可以選擇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但他更願意擔任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他與好友沈永言聯繫出版《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並於1989年3月24日受聘為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做了題為《能源發展趨勢及主要節能措施》的學術報告，而正忙於為離開政界的生活而規劃時，發生在北京的八九學運把他再次推進政治漩渦中心。

六四事件時期

參見：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沖入天安門廣場，打出條幅旗幟要求結束腐敗、加強民主和新聞自由。很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也開始遊行示威，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並控制運動防止失控。與此同時，上海由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開始報道遊行示威，並計劃刊出專版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違背民意。江澤民指示負責宣傳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進行調查，並邀請導報名譽主編汪道涵說服欽本立刪減內容。然而導報仍將未經修改的期刊面世，結果引起了江澤民的震怒。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欽本立職位、並停刊導報，這一果斷行動贏得黨內元老的正面評價。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胡耀邦的悼念逐漸演變為全國性示威，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江澤民召開萬名黨員大會，要求學習四二六社論。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北京當局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報告，普遍認為定性過高。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受到當局整肅而遊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協對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一事舉行抗議的記者[40]。此後一周，學生圍繞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與政府陷入僵持，隨後出現絕食運動。與此同時，剛從朝鮮返回國內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對上海市委的行動表示不滿；而5月3日，數千名上海市民和學生參加遊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罷免江澤民的書記職位，並恢復導報[11]:138。在中共黨內，矛盾也逐漸升級。在連續時間的發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眾達到了10萬餘，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階上絕食的學生一度超過450名。

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將江澤民選定為總書記接班人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部分與會人員對江澤民提出批評，認為江澤民的做法使事態擴大。5月10日，江澤民向趙紫陽談緩解矛盾的想法並取得了趙紫陽的認同。但為免外界認為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趙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做干預。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解鈴還需系鈴人”，於是江澤民返回上海解決導報問題。5月16日下午，江澤民召開上海部分知識分子座談會，江澤民在座談會上甚至對自己開罵。同日，趙紫陽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向其透露鄧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後，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產生嫌隙。1989年5月23日，江澤民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後，他被帶往鄧小平的西山別墅；鄧小平當面提出由江澤民出任新的總書記。這事令江澤民倍感壓力，他在很多年後回憶此時為“高處不勝寒”；他懷疑自己很難在北京立足，而他沒有“小團體”的特點也成為中共元老們看重的優勢；江澤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經驗和專業技術，也為他能夠勝任總書記一職加分。會後，國家主席楊尚昆要求江澤民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留在上海，以使戒嚴令無法扭轉。鄧小平後來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並讚揚了他的處理。江澤民隨後在機場接應了萬里並立即遞過“鄧的親筆信”。江澤民交底，如萬里不答應，萬里將被留在上海。於是，5月27日萬里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5月29日，江澤民再次被緊急調入北京。5月31日，鄧小平對李鵬、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扎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江澤民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使他得以進入中央層：學運期間，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傷亡收場，而上海的處理結果相對更溫和、更不暴力；他對導報的壓制也很果斷。中共元老們（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對江澤民很讚賞，並表決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擔任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經李先念提名，陳雲推薦，得到鄧小平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這是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的一種妥協。趙紫陽則因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趙紫陽下台後，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聲稱江澤民對他“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這一處理方法並不滿意，並把此事作為趙支持學潮的罪狀之一。

擔任總書記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和領導核心

六四事件平息後，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並對他繼續進行審查。同時，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其中包括增選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並且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講到，要堅持改革開放，“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集體執政。1989年7月，已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隨後由副書記兼市長朱鎔基接任。

然而這一任命對江澤民的家人而言並非是件輕鬆快樂的事情。主流西方媒體並不看好江澤民的繼任，並列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歷任接班人結局均不佳（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他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臨時性的繼任政府。江澤民還需面臨六四事件後停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再度被打亂，外國投資幾近乾涸。而個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圍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經驗均比他豐富；在軍隊和政府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對下也沒有個人的班底。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江澤民評價道，“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1989年8月，江澤民前往上海視察，由同事朱鎔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後來均調入中央），期間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曾山之子）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不久後他的秘書賈廷安擔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江澤民的領導努力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與讚賞。鄧小平說：“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9月4日，鄧小平提出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1月9日，鄧小平正式同意辭職。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年3月江澤民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不過鄧小平仍是中國的領導中樞，他安排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

在外部環境上，隨着和平演變的推進，新的江澤民政權仍然面臨着國際共產主義政權的多米諾骨牌式崩潰。1989年的東歐劇變也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巨大影響。1990年3月，江澤民選擇朝鮮作為首次以總書記身份出國訪問的對象；與此同時，他保持着和學術界、新聞界的聯繫；這些措施逐漸形成江澤民在任初期“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1991年初，江澤民率團訪問蘇聯，但未能達成出售飛機和軍事技術的協議。8月，蘇聯發生政變（八一九事件），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被囚禁，隨後葉利欽平息了政變，但蘇聯已無回生之機[。蘇東劇變深深震撼着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將蘇聯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蘇聯沒有處理好複雜的多民族之間關係。並認為蘇聯將重心過於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經濟上。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保住中共的執政地位。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並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以對抗在中共黨內升溫的保守主義，並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級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加快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12.8%，遠高於此前估計的6%；而從1992年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高居世界首位。

連任兩屆總書記

參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火炬計劃、九二共識、亞洲金融危機、五八事件、神舟一號和西部大開發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繞過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2月24日《人民日報》做出響應報導，迫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公開支持已無任何黨職和公職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布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

江澤民任內中國的民眾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程度提高，其中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從原先約30%提高到超過90%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並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黨必須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江澤民還提出在2000年之前經濟每年增長8%-9%；而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火炬計劃也得以加速進行。此次黨代會形成了更年輕的、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了新晉的副總理朱鎔基和書記處書記胡錦濤；並且不再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這些措施都加強了江澤民的決定權和領導靈活性。江澤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強他的權力，他成為黨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由此他可以直接負責決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以及外交部長錢其琛進入了政治局；丁關根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江澤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楊尚昆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慶紅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成為總書記的首席幕僚；7月，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被全國人大任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負責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此前海峽兩岸政府分別授權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汪道涵任會長）、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任會長）在九二香港會談的基礎上進行了汪辜會談、並達成九二共識，促成海峽兩岸溝通交流，這一主張也長期影響着海峽兩岸政治關係，台灣問題也是江澤民時期中美關係的最大癥結。同年11月17日，江澤民訪問美國，與新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談，儘管雙方的首次見面非常拘謹且無多少成效，但也客觀上促使了雙方的互通。1994年9月，他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法國，確定中國與俄羅斯建立“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並在軍事合作和邊界劃界問題上簽署了一系列協議[11]:207。

1995年，隨着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案爆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也因受賄案被撤職；江澤民也藉此案對政務系統的貪腐案件進行清查。同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江澤民領導的中共中央表現出強硬姿態，推進軍事演習，並導致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經過短暫的關係緩和期及第二次汪辜會談後，1999年李登輝又提出兩國論並再度引發兩岸關繫緊張。

1997年2月，隨着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對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領導力，鄧小平去世後不久，江澤民於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並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陳述了堅持與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批“左”和深化市場經濟的思潮[62]。同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大會上重審三個有利於的理論，並強調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會正式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在具體改革中，他強調要將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並重視資本與現代金融市場手段；而在黨內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員選舉中採取無記名投票。

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決定，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而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成為最強有力的候選接班人。新一屆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澤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強的變革，朱鎔基主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優化職能，並裁撤了11個部委以及近50萬的地方公務員，並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中國水災。

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在解放軍四總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反走私大會上宣布，“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中央同時決定，地方各政法部門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也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也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1998年12月15日，軍隊和武警部隊所辦的經營性企業全數完成脫鈎，軍隊和武警部隊正式退出商業領域。與此同時，兩院三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所辦企業脫鈎工作也進入最後階段。

2001年江澤民訪問俄羅斯

1999年4月25日，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上訪，要求結束中國公安機關對法輪功學員正在增強的騷擾，並釋放天津被捕的學員。此事令江澤民感到震怒，並懷疑有外部勢力暗中施加影響[11]:309。儘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緩解，法輪功迅速被取締。 但另兩件事情爆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了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五八事件），以及美國國會指控中國政府竊取美國核機密（李文和案）。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國反美示威活動，民眾指責江澤民對美國過於軟弱。然而在中美雙方領導人的主動溝通下，中國和美國仍然加速了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同年11月，神舟一號發射成功，標誌着江澤民於1992年批準的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獲得成功。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治理腐敗活動，包括涉及數百名官員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胡長清案，胡長清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

2000年，江澤民開始將中國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國的中西部，並因此產生了西部大開發決策[11]:330，產生了西電東送、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和青藏鐵路四大項目，以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11]:332。2001年，中國成功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並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江澤民主動向美國總統小布什致電慰問[11]:386，中國的主動示好促使美國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後修復中美關係。

解讀：

這段詳實的材料介紹了江澤民在2001年以前的主要經歷。通過這個經歷，我們至少明白五點：

A 江澤民是個懂技術的執政者

從江澤民早期的8個任職中：上海海益民食品一廠兼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科長；製造廠設立動力分廠長；長春一汽發電系統煤改油任務總指揮；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代理黨委書記）；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充分說明，江澤民的機械技術上專業性，而且是個懂技術、技術出色的官員，這在中共的紅二代中是很少見的。

而江大部分任職上海則是建國後軍工技術核心，也是很多新興軍工技術產業的核心地。無論是上海交大、復旦大學都承擔了很多軍工技術研發工作。江的很多任職都參與了軍工技術的研發工作，這一點奠定了他執掌軍委主席後推動軍隊裝備改革的基礎。

B 江澤民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敏感性以及政治智慧

從江在長春一汽和1976年成為中央派上海工作組恢復秩序以及89六四中的表現來看，他的政治敏感性是非常高的，這種政治敏感性是中共組織最看重的，簡單地說就是站隊。當然按照他們的說法這種站隊反映了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張。你要擁有這種政治智慧，就絕對不能以善良或者人性來作為考慮的基礎，而是忠於組織，服從組織的需要。趙紫陽就是因為缺乏這種政治智慧而被鄧小平廢掉，而萬里同樣因為同情學生而被具有政治智慧的江澤民扣留在上海。一句話，作為共產黨員，就不能是普通人，就不能具有普通人的人性。江澤民在幹部大會上痛罵自己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組織需要，打自己都可以，當然這是一種表演。

C 江澤民的國際視野

江澤民在1955年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春回國這段經歷以及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併兼顧發展國際合作。江澤民因此獲得了大量出國訪問的機會，國際視野開始形成。1970年，江澤民離開幹校返回北京，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當時恰逢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羅馬尼亞是少數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出於共同擺脫蘇聯影響的願望，中國同意幫助羅馬尼亞建立十五所機械製造廠。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因此派江澤民率領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研究建設工廠的可行性；此行也給江澤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注意這種表述，這種國際視野如果沒有經歷蘇聯的學習以及蘇聯後來和中共交惡給這些技術官員帶來強烈的技術危機意識是不會形成的。這種所謂的國際視野絕對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懷抱，而是對國外科學技術強烈的攫取意識。

D 江澤民能否幫助中共弄到當時他們需要的錢

我們注意江澤民的三段經歷。1980年江澤民出任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1980年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國家進出口委組團考察了12個國家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江澤民任考察團團長。回國後，在江澤民主持下，考察團在呈送中央領導的報告中列出了大膽建議，包括允許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稅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建議允許外資企業自願僱傭和解聘工人。報告中的部分建議後來被採納，江澤民的分析能力和膽略也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讚許。

1982年3月，國務院進一步實行機構改革，將兩個委員會與其他幾個部委合併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而江澤民則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83年6月，江澤民升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提出了電子工業發展計劃，並獲得國務院批准。其中江澤民認為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是優先發展的項目；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中國因此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汪道涵再次舉薦了江澤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委副書記。1985年7月，江澤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這三段經歷十分重要。第一段經歷說明江澤民在引進外資和進出口上的重要作用。而這兩項舉措引進外資、出口貿易正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核心。當然還有一個引進國際先進技術。而江澤民負責電子工業部主要工作就是做技術產業，也就是引進技術，所以他沒有被分配到對外經貿部正是說明組織已經認識到他出色的才能，讓他執掌和國防工業技術引進密切相關的電子工業部（前身是一機部）。正是電子工業部的成立，才有了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以及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的國防技術能力。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無非是走過場，就是說江澤民出任上海市長一方面是委與重任，另一方面就是鄧小平已經對趙紫陽產生一些意見，在安排合適的替代者。因為1985年，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的學生運動已經開始，而趙紫陽在這場運動的開始就一直態度曖昧。

1985年，江澤民任上海市長可以說不僅僅是組織上對他的一種考察，更多的是一種保護。這種保護是組織對繼任者一向的安排，1965年，第一機械部調任他到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遠離了上海和北京的政治風波，而這一次又讓他遠離北京的政治風暴中心，同時，遠離政治風暴中心的還有胡錦濤，他在西藏。

當然，組織最終看到的就是江澤民能搞到錢的能力，這個具有國際視野、高度政治覺悟，出色的技術能力，又出身紅二代的江澤民就是將來實現強軍戰略的最佳人選。

江在上海的出色能力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89年那場風波中的表現。我注意一點，江澤民是在1989年5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的。也就是說，關於六四那場屠殺的決定早在5月23日以前就做好了。而這場屠殺是為了江澤民的上位而準備的。至此，前面所提沉船計劃產生的故事應該徹底變成謊言了，這應該是偽類們或者海外民運分子的一種臆想吧，共產黨絕對不會孱弱到如此地步，那從來不是他們的風格。

D 江澤民搞到錢及攫取技術龐大的人脈關係來自哪裡

那麼江澤民搞到錢和攫取技術的龐大人脈關係來自哪裡？從根本上說來自組織，當江澤民執掌大位，成為這個組織的最高權力擁有者之後，他本身也就成了這個組織的代表，中共經年累計的特殊戰線的關係和管道就會自然地匯集到那裡，當然就形成所謂的上海幫。在錢上和技術上也是這樣，上海的獨特位置成了江澤民的一個優勢，他早年在國立中央大學學習，後來學習於上海交大，這都成了他的人脈。上海可以說1949年-1980年期間的金融中心和科研中心，工業基地在東北（長春一汽的經歷），而不是北京，這都成了他的優勢。江澤民所依仗的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建立起來的歐美同學會。而在經濟上則依仗汪道涵1980年所創建的滬港經濟發展協會。

E 江澤民為什麼要招江綿恆回國

江澤民可以說是中共歷史上最具表演天賦的領導人之一，當然與他搭檔的朱鎔基也毫不遜色。這種傳統和天賦繼承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所以以他的政治智慧說出“退休後去交大當教授”絕對是一種政治表演，否則，汪道涵就不會一次次地提拔他了。當然對於表演和真情正常的人是很難分的清的，包括他對汪道涵和鄧小平以及其他人政治上的回報，或許理解為一種政治上勾兌更合適，因為他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江綿恆的安排絕對不是江澤民的個人決定，而是組織上的安排，就是確保江澤民對權力的絕對掌控，或者說，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已經徹底成了中共權力的核心，這時，沉船計劃的核心已經醞釀成熟，而這個計劃的關鍵就是保證這個軍隊擁有的戰略武器永久掌握在組織也就是核心手中，而由於領導人任期制定的限制只能召回在美國留學的江綿恆來執行這個大的計劃的關鍵部分，實現最終權力的掌控，而這個權力直到今天都沒有離開江綿恆的手中。所以，這一定是高層的集體決定的結果，就是江家為核心來完成這個沉船戰略，權力永續，永遠保護這個組織的安全。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大科學家都心甘情願地為江綿恆馬首是瞻了，因為江綿恆在科學院系統就代表了組織，而後來的上海科技大學就代表了科技的核心掌控的權力，而權力的擁有者是江家，是江綿恆。

可以說，江澤民所代表的上海邦是鄧小平留給中共的最大的一筆政治遺產，他們不僅通過所謂的禁止軍隊經商完成軍隊的黨衛軍化，並且通過軍隊的更加腐化牢牢的掌握軍隊，當然這個軍隊的戰鬥力已經不重要，因為信息化強軍只不過是一個幌子，他們已經找到比士兵更主要的武器。通過股份制改革完成紅色家族對國有企業、人民資產的瓜分，再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大量的轉移國有資產，搶劫人民的財富完成盜國，所謂的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名義去盜取人民的財富，所謂開放，就是用開放的謊言去騙取美國的技術，可以說江在執行鄧小平制定的國家戰略上沒有辜負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殷切期望。

如果我們不去挖掘江澤民在軍隊中關於國防戰略的系列講話，如果我們不去挖掘他的人生經歷進行對比，你是永遠不會明白這一點的。

好了，該江綿恆登場了。

江綿恆1998年-2019年行程日誌挖掘

通過中科院的官方網站，我們詳細挖掘了和江綿恆相關的搜索活動記錄4408條：

通過這四千多條記錄，我們把江綿恆任中科院副院長之後的重點的活動和行程梳理出來。

江綿恆任職行程統計表:(摘錄)

這張長長的表格由於篇幅的問題我們只能選擇摘錄主要的部分，根據這張表格可以挖掘出以下內容：

A 江綿恆的任職變化

1998年江綿恆任職上海冶金所所長，1999年底調任中科院副院長，兼任冶金所所長，2005年8月兼任上海分院院長，2011年11月25日起不再擔任中科院副院長。2013年9月開始籌建上海科技大學，江綿恆任上海科技大學校長。2015年初卸任上海分院院長一職。

B 江綿恆任職變化所涉及的領導中科院系統的科研機構變化。

在江綿恆的活動記錄中，上海冶金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僅在中科院任職期間兼任冶金所的所長，並且冶金所的研究方向的重點調整和更名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上海冶金所2001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簡稱上海微信所）。而上海分院和上海分院主管的各個研究部門的機構人員調整包括蘇州、杭州地區的關鍵人員調整都似乎是為了確立江綿恆的領導作用，並且基本上都是江家的親信。

C 涉及人員與江綿恆的關係

在嚴冬生的追悼會上幾乎全部重要人物全部到場：海市委書記韓正，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陳至立；黨組書記白春禮，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劉偉平，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楊雄；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上海市政府、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等部門、單位、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歐美同學會等社會團體及各界人士、第三世界科學院等國際學術組織紛紛以致電、送花圈等方式，對嚴東生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上海市政協主席吳志明，全國政協原常委、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應勇，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徐澤洲，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沙海林，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尹弘，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鍾燕群，上海市副市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趙雯，上海市副市長周波，中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相里斌，中國工程院副院長趙憲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高瑞平，上海市歐美同學會會長、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杰，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宋儀僑，中科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胡啟恆，中科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江綿恆，中科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施爾畏，天津市政協原副主席、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中國科協副主席王曦，中科院黨組成員、秘書長鄧麥村。熟悉中共政治規矩的人都知道，這種到場實際上是一種表態，或者政治上的戰隊，從而也表明了和江家的關係。其中絕大部分人員的名單都頻繁出現在江綿恆的行程名單中。

D 知識創新工程

整個知識創新工程分為知識創新工程試點 知識創新工程一期 知識創新工程二期其後是中科院白春禮院長提出的“率先行動”以及“科技先導項目”，但是知識創新工程的管理體系和主要目標被一直延續。

F 中科院與軍隊裝備研發的關係

和國家戰略相關的戰略性項目：航天科技包括載人航天神州飛船、登月計劃、神光、上海光源、物聯網、石墨烯、北斗導航、蛋白質裝置幾乎所有重大戰略計劃都是在江綿恆的領導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醫學板塊的很多項目包括P4實驗室這樣重大的項目並不在江綿恆的視野中，我們從公開的報道中也鮮見江綿恆的行程，但是這並不是說和他沒關係，因為我們在前面所有的挖掘都指向上海這個核心，指向江綿恆。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假設，就是沉船計劃的核心機密就是這個生化武器研究計劃，而這個計劃的核心領導者就是江綿恆為代表的江綿恆，由此展開這種布局看看是否和我們的挖掘是否符合。因為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發生那麼多奇怪的巧合。

沉船計劃是一個動態地不斷修正的中共的戰略計劃，它的產生在於江澤民執政之初的1991年前後。其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共竊取的國家政權和國家財富遭到整個世界潮流的衝擊而覆滅。其核心目標是針對西方主流思想所代表的美國，並且計劃通過長期的戰略準備與美國進行一次決戰而永葆政權的穩定，保證其繼承者和子孫後代的財富和對國家的統治地位。

這個戰略應該是在1995年前後基本成型，其基本思想就是通過建設全新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將幾乎全部的國有科研機構轉化成軍用科研體系的主體研發機構，通過科技成果向國有企業的轉化以及各個科技開發區的建設將整個國家經濟主體的資金轉化為私人財產實現盜國。

這種方式不僅能夠以改革開放的名義欺騙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而且能夠欺騙全中國人民。正如他們所標榜的那樣，“科技的發展是為了強國、富民，這種發展同時也能夠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的文明進程，推進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改革，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實際上，不僅沒有推進民富，推進中國的文明進程，而造成一種實際上的倒退。

在中共的這種戰略布局中，核心就是形成這種戰略上進行決戰的武器，所以一定要進行集權，只有這種高度集權才能完成盜國、保財、保命的戰略目標，實現對美國的終極決戰。集權的要求國家必須統一到江澤民所代表的上海幫為核心的國家管理及經濟金融體系中，而戰略武器的研發則高度統一到江綿恆為代表的江家手中。這是一個組織制定的戰略，代表了整個組織的最高的集體利益，所以在執行上獲得了高度的一致和統一，而不是僅僅腐敗搞裙帶關係和黨爭那麼簡單。

江綿恆所主導的戰略性研究和開發核心就是ABC，就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這是進行戰略決戰必須擁有的武器。圍繞着這個核心，展開了武器研發、武器投放、武器控制各個方面系統的研發。基於此，生化武器的研究應該自開始就被定義為“生化基因武器”，並且從戰略思想上開始探索超限戰的新型戰爭形式。

正是基於此，“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發被作為一個高度核心機密被掩蓋和隱藏在種種謊言中，而這個“生化基因武器”就是真正的潘多拉盒子。

我們先從大概的視覺上梳理整個沉船計劃的執行和發展過程。

通過路甬祥等掌控中科院並提出知識創新工程的計劃來主導國家的科技戰略轉型；

通過中科院核心機構進行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幾乎都是軍工產品研製單位）來啟動整個知識創新工程；

通過江綿恆任職中科院副院長來掌控整個知識創新工程核心技術和關鍵項目向軍工科研的匯集；

通過陳竺任職中科院副院長來掌控整個國家的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來完成向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匯集。

通過江綿恆任職上海分院的院長逐步將國防科技的核心技術和力量匯集到上海各個大學和研究機構。

通過江綿恆任職上海科技大學校長再次將這種國防科技的核心技術和力量匯集到上海浦東的張江高新區，從而完成整個國家核心國防科技實力的私有化，完成了對整個國家國防科技控制。

而整個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核心P4實驗室的掌控也最終交付給上海的江家。

在揭開整個P4實驗的面目之前，我們挖掘一下江綿恆所主導並領導的幾個戰略性研發項目

在上面的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列表中，幾乎所有的設施的建設都由江綿恆所主導，其中神光裝置、國家蛋白質科學研究設施、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上海光源站、高能同步輻射光源均位於上海，而大部分上海地區設施均位於張江高新技術區。而其他地區的科技設施的中樞無一例外地匯集到上海的浦東張江。

在這些資料中，我們單獨列出兩個項目：

A 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中心

4263. 江綿恆聽取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

2001年9月29日下午,江綿恆副院長來到網絡信息中心聽取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 江綿恆副院長聽取匯報後，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確的指出，網絡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撐服務機構。同時也要為下一步網絡技術的發展進行研究開發做出自己的貢獻，要有自己的目標。要圍繞院的信息化、知識創新…

發布時間：2001.10.11

4212. 中國科技網2001網絡年會在海口召開

學所受中國科技網網絡中心的委託協辦了這次會議。中科院11個分院院長(副院長)以及海南省科技廳、海南省信息產業廳的領導和來自全國各地200多名代表出席了盛會，江綿恆副院長和海南省王厚宏副省長分別發來了賀詞，中科院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閻保平主任、廣州分院陳勇院長、中國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和孫九林院士分別在會上講了話。兩院…

發布時間：2002.01.18

4116. 江綿恆聽取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

2001年9月29日下午, 江綿恆副院長來到網絡信息中心聽取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 江綿恆副院長聽取匯報後，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確的指出，網絡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撐服務機構。同時也要為下一步網絡技術的發展進行研究開發做出自己的貢獻，要有自己的目標。要圍繞院的信息化、…

發布時間：2002.07.12

3965. 江綿恆副院長視察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

2月13日下午，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在中科院高技術研究與發展局局長桂文莊等陪同下到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以下簡稱網絡中心)視察工作。 網絡中心主任閻保平首先作了題為“全面實施知識創新工程，打造一流網絡信息中心”的工作匯報。網絡中心進入知識創新工程試點一年來，通過機構重組，初步完成了科研和支撐服務力量的新布局，…

發布時間：2003.02.25

3885. 網絡中心迅速落實院領導指示實施院視頻會議應急系統

，同時向有關單位通報了情況；polycom公司視頻會議設備在上海兩點到位並在本地點對點調試開通。 5月1日上午院領導批准了系統實施計劃，江綿恆副院長從上海發來電子郵件，對參與工作的同志表示慰問；網絡中心為院機關網絡調配的端口設備到位；網絡中心為武漢分院網絡提供的升級改造設備和polycom公司提供的…

發布時間：2003.05.08

3604. 江綿恆副院長視察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

3月24日上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綿恆一行到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視察了新建機房和超級計算環境，聽取了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主任閻保平、副主任李俊、超級計算中心主任遲學斌等的工作匯報。江綿恆副院長就網絡中心定位，中國科技網、中國互聯網絡中心、高性能計算、科學數據庫等項目的發展，以及院機關網的服務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發布時間：2004.03.25

3395. 網絡中心表彰IETFRFC3743標準項目組

絡信息中心召開內部表彰會，表彰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IETF標準 RFC3743項目組成員。網絡中心主任閻保平博士出席表彰會並轉達了中科院路甬祥院長、江綿恆副院長對RFC3743標準項目組成員的祝賀，對CNNIC多年來為推動中文上網國際化發展進程所做的積極努力給予了肯定。RFC3743標準是我國技術人員主導制定的唯一一項IET…

3052. 江綿恆等領導參觀中國科技網VoIP項目展示

5月9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綿恆、信息產業部部長奚國華、中國科協副主席胡啟恆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師昌緒等領導和專家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網絡信息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其間，他們還興致勃勃地參觀了科技網網絡中心VoIP項目的展示活動。 在展廳中，由視頻終端、可視電話、移…

發布時間：2005.05.12

3057. 江綿恆出席網絡中心成立十周年慶祝會

5月9日上午，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舉行了主題為“十年一劍，共創一流”的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綿恆、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奚國華、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互聯網絡協會理事長胡啟恆院士，以及師昌緒院士等專家領導和國內外的嘉賓到會祝賀。 江綿恆副院長會上作了講話。他表示，該中心十年開拓進取、執著追求…

發布時間：2005.05.12

2905. 中國科研信息化的支撐中樞

戰。 滿足信息化需求的基本條件是良好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中科院“十五”期間信息化的全面部署為網絡中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在以江綿恆副院長為首的中科院信息化領導小組的領導下，網絡中心本着“需求牽引服務，服務帶動研發，研發提升服務”的方針，抓住機遇，積極參與�熜膽训竻枺瑠^進有為，在中科…

發布時間：2005.07.28

2407. 江綿恆副院長在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部署動員視頻會議上的講話

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信息辦主任譚鐵牛副秘書長做了題為“提高認識，創新體制，全面推進我院信息化建設”的報告，對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進行了部署；江綿恆副院長就加快推進信息化工作做了重要講話。 同志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們以北京的網絡中心為主會場，各分院為分會場召開院“十一五”，或者說是院三期創新信息化…

在上列江綿恆的行程中，我們知道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中心是由江綿恆為核心領導的作為中科院信息化支撐環境建設的最重要單位，這個機構不僅擁有龐大的網絡中心機房，還擁有超算環境（高性能計算機），經過挖掘，這個超算環境是由聯想深騰6800 Cluster超級計算機為主建成的。而網絡中心建成的網絡視頻系統就是江綿恆指定的polycom公司視頻會議設備。Polycom（寶利通）目前是NASDAQ上市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Pleasanton。 1990年由Brian L Hinman 和 Jeffrey Rodman所創辦的一家跨國性企業。最初是以發展三角型會議電話為主，目前專門開發高解析視頻會議產品。那麼江綿恆為什麼指定這個polycom公司視頻會議設備作為中科院系統的緊急視頻直播會議系統？只有一種解釋：polycom公司是被他展控的公司，而絕對不是利益那麼簡單。

如此，這家美國公司的背景就值得懷疑了，因為這家公司如果真的是中共展控的公司，那麼這家公司遍布美國和全球的視頻會議系統就真正地成為中共的監控工具了！

除了中科院系統的信息化支撐外，這個機構還是中國科技網、中國互聯網絡中心、高性能計算、科學數據庫等項目主要負責單位，其中中國互聯網絡中心就是IETFRFC3743標準的制定者，也是整個防火牆技術的主要領導者和核心。換句話說，防火牆以及對外黑客、網絡攻擊的核心領導權力一定在江綿恆手中。

B 上海超算中心項目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SSC）成立於2000年12月，是2000年上海市一號工程—上海信息港主體工程之一，由上海市政府投資建設，坐落於浦東張江高科技開發園區內。它是國內第一個面向社會開放，實現資源共享的高性能計算公共服務平台。該中心自投入運行以來，為上海各行業提供了大量的高性能計算應用服務。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於2000年年底正式建成並投入運行。中心已配有“曙光4000A”和“曙光5000A”三台高性能計算機，總計算能力近11萬億次/秒。

2009年6月，上海超級計算中心已部署峰值速度200萬億次/秒的“魔方”（曙光5000A），該機在公布的全球高性能計算機TOP500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上海超級計算中心已躍升為世界上計算能力最強的高性能計算中心之一。

在上海科技大學的網站上，我們看到上海超算計算中心的使用方法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

ON2014-12-19文章來源 科技發展處CATEGORY儀器平台新聞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http://www.ssc.net.cn/index.aspx）是國內第一個面向社會開放，資源共享、設施一流、功能齊全的高性能計算公共服務平台，上海重要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目前 “魔方”（曙光5000A，2008年世界排名第十、亞洲第一）、“蜂鳥”（IBM集群機）等超級計算機，同時配備豐富的科學和工程計算軟件，致力於為國家科技進步和企業創新提供高端計算服務。

上海超算現為我校用戶開設專用帳戶，並提供專用硬件資源。我校用戶可免費參加上海超算年度用戶培訓和專場培訓和講座。此外上海超算指派專人，通過用戶平台、電話或電子郵件為我校用戶提供技術支持，工作時間2小時內響應用戶疑問。

我校用戶應根據研究需求向校科技發展處提出計算資源申請（附件1、2），科技發展處負責收集、審批和向上海超算提交用戶申請。

但是，不會這麼簡單，因為這個位於張江的超算中心，才是科技大學的網絡神經中樞，也是整個張江的神經中樞，甚至中國的神經中樞。

當然關於這個神經中樞的故事是另一個挖掘系列的主題。

第四部分：P4實驗室和潘多拉盒子

在挖掘P4實驗室的真正真相和本質時，有一個核心問題一直在引導着我們，這就是錢。無論從什麼樣的管道來竊取技術和關鍵的技術人員，都需要資金。這種資金在中共國內是通過將國家的科技項目軍方化來獲取大量的資金和經費的，就是從事軍方項目的開發的機構和主要研究和開發者是中科院系統的用於民生項目和民用的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這樣國家在不增加軍費開支的情況下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軍用技術的研發，把整個國家科研團隊變成軍方的科研團隊，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已經提及過。所以，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發一定是打着國家的名義正經的是為了民用而進行的。理解了這一點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江綿恆不在中科院主導和領導這個龐大的團隊，而是由陳竺來領導。一方面是由於陳竺的醫學研究背景更加適應這個領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項目的保密性，是絕對不能暴露的，一旦暴露，CCP將成為人類的罪人，會被徹底斷送，最終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因為這種行為和活摘器官或者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質的區別的，是真正地反人類罪行，必將接受人類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終審判。

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我們已經揭示了P4實驗室的想法和規劃是在2003年的SARS之前，當時軍方要建一個P4實驗室，出於保密的考慮和避免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警惕而放棄軍方建設的想法選定武漢病毒研究所來主持P4實驗室的建設。也正是如此，中共才需要一個藉口來整合幾乎全部的國家的生物醫學科研力量來進行病毒研究，而這個藉口就是2003年的SARS。

SARS機遇

發生在2003年初的這次由冠狀病毒引起這次疫情挖掘其產生的根源是出自實驗室還是自然變異產生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次疫情產生的後果，就是給中共的生化基因武器的研製製造了一個天大的機遇。這次疫情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一份報告的產生：“2003年4月22日，陳竺等22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向國務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為切入點，構築預防醫學體系，全面加強我國醫學科學研究》的報告。該報告對當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構築我國預防醫學體系、建設強大的國家醫學科學創新體系等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國務院領導同志對該報告作了重要批示。”自此，如前文所述，陳竺領導的中科院生物醫學板塊的幾乎全部科研機構全巢出動。

我們來看看在這個時間點前後出現的幾個關鍵人物及相關的挖掘資料：

1、 田波 田波早在1989年高尚蔭去世過執掌武漢大學生命學院病毒系，併兼任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及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而武漢大學的病毒研究早已由植物病毒研究轉向醫學病毒的研究。

2、 陳竺 1989年7月，陳竺夫婦回國。1997年出任上海市科協副主席；1998年，出任中國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成為973計劃首席科學家；2000年10月，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院協作組織主席，同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03年5月，國家防治“非典”科技攻關領導小組成立時， 已對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陳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並因此被任命為副組長。

3、 饒子和 1997年從牛津大學回到清華大學，創建清華大學結構生物學實驗室。2003年3月，饒子和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和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至2007年3月）。2003年“非典”爆發之時，饒子和院士臨危受命，克服各種困難，組成了一支富有戰鬥力的“SARS研究小組”，僅三個月就在世界上解析了首個SARS病毒蛋白質（主蛋白酶）的三維空間結構，為抗SARS藥物研發提供了關鍵結構依據。

4、 郭德銀 1996.1 – 2002.9，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生物技術所做博士後和docent，2002年回國後主要從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研究工作，在SARS爆發後擔任武漢大學SARS病毒攻關組組長，承擔了國家重大基礎研究”973″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在SARS病毒分離鑑定和基因組複製表達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績。2003年由本人主持申請《教育部病毒學重點實驗室》獲得批准，為學科建設做出了貢獻。

一篇題為《從生化和結構視角深入揭示SARS冠狀病毒RNA甲基化機制》的學術論文，2011年發表在病毒學領域主流權威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 病原卷》上，武大學者在SARS病毒研究方面再次取得重要進展。該論文是由現代病毒研究中心、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郭德銀教授領導的研究組完成的，共同第一作者為生命科學學院青年教師陳宇和研究生蘇測洋，著名病毒學家田波院士亦為作者之一。2003年SARS病毒爆發後，現代病毒研究中心迅速開展相關研究，田波率先設計合成了能夠抑制SARS病毒複製的一組多肽，對SARS病毒的防治工作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郭德銀領導的研究組一直堅持研究SARS病毒的複製與致病機理。2009年率先發現並鑑定SARS病毒複製活動中至關重要的基因組甲基化修飾功能，並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報》發表論文，在學術界引發巨大反響。

目前，郭德銀開展的研究聚焦於SARS病毒RNA甲基化修飾和免疫逃逸直接相關的另一個甲基轉移酶（2’-O-MTase）。通過生化分析與解析SARS病毒蛋白複合體（nsp16/nsp10/SAM）晶體結構，深入揭示了SARS病毒2’-O-甲基轉移酶的功能機制，有助於研製短肽或小分子化合物抑制該複合體形成，進而抑制SARS病毒的感染與致病，為研發抗SARS病毒新型特異性藥物提供了一個新的途徑。

據了解，SARS病毒雖然已經得到控制，但自然界野生動物群體中還存在類似的冠狀病毒，SARS病毒再次爆發的風險依然存在。研究發現，RNA病毒複製過程與以DNA為遺傳基礎的DNA病毒和細胞形態生命形式有明顯的不同。由於RNA基因組複製酶缺乏糾錯功能，因此，RNA病毒變異率較高，容易產生抗藥性或者是疫苗失去免疫效果，新發、再發和難以控制的病毒一般都是RNA病毒，世界主要國家對RNA病毒的研究格外重視。我校研究人員在SARS病毒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RNA基因組複製和RNA病毒致病分子機制新知識，為新型抗病毒藥物的設計和篩選提供了重要基礎。

該項研究是多個實驗室密切合作的結果，其中蛋白質複合體結晶與結構解析工作主要與南開大學劉新奇教授合作完成，分子間相互作用的微量熱測定是與生命科學學院梁毅教授合作完成，部分放射性同位素標記實驗在赫爾辛基大學Tero Ahola博士實驗室完成。

武漢大學現代病毒中心由田波創建，擁有當時全國高校唯一的三級生物安全（P3）實驗室。

5、 王林發 1989年王林發加入了澳洲莫納什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後又為澳大利亞聯邦科工組織（OSIRO）工作，現任高級首席科學家。2003年，中國發生SARS疫情，王林發又作為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SARS科研顧問成員之一，回到祖國進行“SARS病毒宿源”考察研究，並大膽設想SARS病毒的根源來自於“蝙蝠”，這一研究成果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也為未來預防SARS突發奠定了重要的科學基礎。

6、 袁國勇 198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並在2001年至2011年作為港大微生物學系的主任，他是個傑出的微生物學家，傳染病專家和外科醫生。他在這三個領域的成功可以從他在總多機構獲得的榮譽體現出來，袁教授是香港醫學科學院的病理學家，外科專家，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愛丁堡，倫敦），英國格拉斯哥皇家醫學院外科榮授院士和美國醫學院士。

因為他在新發傳染病的專長和貢獻，袁教授在2000年被任命為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所所長以促進香港大學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之間的合作。他的研究特點是針對對各種病床上的各種疑難雜症尋找治療方法，然後把臨床樣品帶到實驗鑑定新型的致病病原體，許多動物源性的病源就是這樣發現的，利用實驗室的研究發現和他的經驗以及領導才能協調醫生，微生物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他曾多次幫助政府控制疫情在小區，醫院或動物中的爆發。

袁教授是廣為人知的傳染病專家，他的專長在控制2003年的SARS全球爆發中得到了印證。 他在發現SARS感染病源體，即SARS 冠狀病毒，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鑑定是疫情最後得到有效控制的關鍵。多年來，他帶領他的團隊發現倆超過50種新病原體，包括了人類冠狀病毒HKU1,蝙蝠類似SARS冠狀病毒，蝙蝠冠狀病毒HKU2-24 和很多細菌，真菌以及寄生蟲，這些病原體都以香港或中國命名。他在1998年首先在Lancet(柳葉刀) 醫學期刊發表了關於禽流感H5N1實驗室診斷的論文，這篇論文已經倍引用超過500次，為表彰他在傳染病領域的貢獻，香港大學在2005年聘任他為霍英東傳染病學教授，同樣在2005年，為突顯港大在該領域的成就和貢獻，中國科學技術部授予香港大學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是中國大陸地區以外成立的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袁教授為首任實驗室主任至今。

7、 管軼 在2003年5月，香港大學管軼博士與深圳疾病研究中心發現帶有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因此，廣東政府暫停售賣果子狸，以及關閉所有野生動物市場。（根據另外一篇回憶 管軼的實驗室是和鍾南山簽訂對病因調查的協議的，而調查的經費來源於美國，給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裡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

可是，另一支中國的研究隊伍卻有不同的發現，他們認為根本沒有證據顯示果子狸帶有SARS病毒。因此，政府恢復果子狸的售賣。自2003年10月，管軼博士每個星期都會到廣州與深圳的野生市場收集樣本。當他樣本帶回香港研究時，他在發現冠狀病毒，更重要的是，在基因排列中，這些樣本與初期的沙斯病毒非常相似。 這些發現也確認了沙斯病毒會再次爆發，此後，廣東在１２月再有懷疑個案出現。管軼博士在研究後立刻寫信給香港與澳門當局，並傳到中國衛生部及疾病控制中心，廣東政府在2004年1月3日邀請他到廣東去證實他的發現。他把詳細的基因排列與分析呈上，發現動物的病菌與沙斯病毒相似。這些發現使廣東到呼吸道疾病學院院長鍾南山教授知道沙斯再次爆發的機會，因此他致電，告知他有關沙斯再次爆發的危險。此後，廣東衛生局與農業局在省內的農場與市場殺死所有果子狸。

8、 石正麗 2003年任武漢病毒所研究員，主要研究內容，對蝦白斑綜合症和托拉綜合症病毒的核酸點雜交方法。

9、 舒紅兵 2000年－2004年，舒紅兵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江學者計劃特聘教授。2003年－2005年，舒紅兵任美國猶太醫學研究中心及科羅拉多大學健康科學中心免疫學系副教授。2005年回國任武漢大學生命學院院長。“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10、 胡志紅 2001年起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2003年春季，肆虐的非典突如其來。胡志紅在所內緊急組成了由10多個年輕科研人員構成的“非典攻關小組”將研究重點從普通病毒研究轉移到了攻克非典病毒的課題研究方面。2003年4月26日，胡志紅和她的同事們首次從非典疑似病人的中觀察到了冠狀病毒樣顆粒；不久他們又從果子狸的體內檢測到了非典病毒。

11、“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2003年由郭德銀主持申請《教育部病毒學重點實驗室》獲得批准。

2005年12月19日至20日，記者探訪了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簡稱病毒學實驗室)，這是抗擊上述疫情和疾病的權威科研機構之一，該實驗室整合了武大生命科學學院、醫學院、化學與分子學院、藥學院及中科院武漢分院病毒所等學科和科研單位的力量，代表着國家水平。

據了解，該實驗室目前擁有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A3實驗室、中國典型培養物保藏中心、中國病毒資源與信息中心、艾滋病中心等中國內地一流條件和技術平台，由著名病毒學家田波、桂希恩等專家領銜。

武漢大學醫學部西門外的生物安全三級動物實驗室(簡稱A3實驗室)，該實驗室位於動物實驗樓、檢測樓和動物生產樓三棟小樓環繞而成的神秘之地。

A3實驗室於2003年8月建成，主體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由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和武漢大學共同投資，是目前經國家認可的國內規模最大的生物安全三級動物實驗室，可從事SARS冠狀病毒、結核分枝桿菌、艾滋病病毒、出血熱病毒等10種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研究。

高級實驗師唐志佼介紹，A3實驗室核心區500平方米，可以容納50隻猴子同時做實驗。一般來說，大動物就是一個籠子裡面裝一個，整個動物實驗樓分三層，一樓是普通區，二樓是動物無菌實驗室，三樓是感染性實驗室。

實驗室對面的四層樓是生產樓，將近2000平米，主要是用作動物繁殖和保種。生產樓中飼養了5萬餘只小鼠、猴子、兔子等動物。緊挨生產樓的兩層側樓是檢測樓，備有解剖室、病理室、檢驗室、微生物室及標本室等。

在實驗大樓一樓的中控室，記者戴上鞋套，深入幾間實驗室，這些房間裡分別裝着猴子、小鼠和白兔。在裝有小鼠的房間，靠近門口的工作檯上，一隻只活蹦亂跳的小豚鼠被科研人員手腳麻利地放在電子秤上稱重；另一部分科研人員則在為小小豚鼠灌胃。

“這些動物即將到二樓進行實驗，先在這裡適應環境。”唐志佼說。

這一天，在實驗室核心區做病毒實驗的是武漢大學免疫系博導、教授劉君炎和A3實驗室工程師付博文。

下午1時30分，劉君炎和付博文先後進入到實驗室核心區，在之前，他們已先後穿起了2層防護服，戴上了兩層口罩、眼罩、防護鞋、手套等。

劉君炎在做的是結核桿菌實驗，自12月9日起，劉教授已10多次進入實驗室，在裡面呆的時間近20小時。他告訴記者，這次實驗的主要動物是小鼠和豚鼠，現在小鼠是100隻，豚鼠大約有70多隻，實驗主要是觀察小鼠感染結核後疫苗的治療，觀察新疫苗的效果。

下午3時27分，記者在顯示屏中看到，301房間內，身穿白色防護服，全副“武裝”的劉君炎將一隻白色小鼠從籠中拿出，放在手中，拿起佩有橢圓形針頭的針管，向小鼠嘴中灌一種紫褐色液體，然後將其放在工作檯上的另一隻裝有飲料的籠中，如此反覆，總共有4隻小鼠被注射了此液體。

緊接着，劉君炎在另外幾隻小鼠體內注射了另一種液體，並把它們放到別的籠中。

做完以上全部工序，劉君炎將兩隻籠子放到隔離器中，開始清理工作檯上的工具和雜物，將其打包放入傳遞箱，隨後打開紫外線燈，在房間內消毒。

下午4時50分左右，劉君炎和付博文依次脫掉防護設施，進行沐浴，之後，兩人走出實驗室。沐浴過的水經過消毒後，排入公共下水管。

安全防範三道關

在病毒實驗室，安全永遠是第一位。實驗室將進行生物安全防護，使實驗室的結構和設施確保工作人員在處理含有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時，不被實驗對象侵入感染，並保證周圍環境不受污染。國際上根據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將實驗室分為四級，一級最低，四級最高。

A3實驗室是第一家得到國家實驗室認證委認證的機構。

“由於A3實驗室存在感染風險。”唐志佼告訴記者，“為此，我們對進入A3實驗室的科研人員要求非常嚴格，不管他水平有多高，要進入實驗室必須過三關。”

第一關是簽訂知情同意書，對實驗室的危害及污染情況有基本了解；第二關是進行嚴格體檢，體檢內容包括心肺胸腔透視和驗血(保留本底血清)等，如果發現科研人員心臟機能不健全，或存在呼吸道疾病，就不能進入該實驗室；第三關是培訓，時間一般是7天到10天，培訓內容多達10萬字。

為了防止病原微生物泄漏，實驗室採取了極為嚴格的措施。進入實驗室核心區，要經過多道防線。首先是一條走廊，那裡沒有任何致病微生物，被稱為清潔區；往裡走，依次是半污染區、緩衝間和核心區。

唐志佼告訴記者，每往裡進入一個區，氣壓都要低一個檔次，這樣核心區的氣壓達到負50至60帕，萬一發生意外，核心區內的病毒也不會向外擴散，整個實驗室內的氣壓比室外要低，因此，自然條件下空氣永遠是朝着室內流動，而且進入和排出實驗室的空氣，都採取了嚴格的過濾措施，室外空氣在被送入室內前，先要經過送風機過濾消毒，因為室外的空氣中含有微生物，進入實驗室會影響實驗結果。

唐還對記者說，正在進行實驗的A3實驗室內如果斷電，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A3實驗室採用了三套電源三條線路：主供電源、備供電源和應急電源。

武漢大學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病毒學實驗室完全有實力承擔起國家抗擊疫情的重任。

2005年以來，我國共有11個省區、23個地市、30個縣(市區)、55個鄉鎮、112個村發生3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武漢大學病毒學實驗室也迅速展開研究，從麻雀身上發現類似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鴨，便將其研究結果報告給有關部門。

2003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肆虐華夏大地之際，剛剛啟用的A3實驗室，便迅速背負起了SARS疫苗研製實驗的重任。

當年4月，中國醫學基金會新藥發展基金管委會籌措1.5億元，組織有關單位專家聯合研製“人用SARS病毒滅活疫苗”。

2003年9月，這批疫苗在A3實驗室開展SARS疫苗的猴體實驗。2003年10月13日晚，來自四川的18隻恆河猴秘密運抵實驗動物中心。此前，從武漢大學醫學院各部門抽選的23名專家和骨幹提前住進了隔離區。實驗人員按低、中、高三種劑量，給猴子注射了SARS疫苗，並準備給它們注射SARS病毒。

2003年11月19日，我國“人用SARS病毒滅活疫苗”動物實驗在武漢大學A3實驗室取得成功。據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批准該疫苗進入臨床試驗。

在A3實驗室，病毒實驗室的田波院士研製的抗非典用多肽藥，也進行了實驗，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12、“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

2003年2月，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突然接到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電話，承擔承建任務胡志紅馬上召集研究所黨政領導班子商議，決定由時任副所長袁志明負責P4實驗室的籌建，同時電令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袁志明結束行程，立即回國準備P4實驗室建設相關工作 。

2003年3月25日武漢病毒研究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關於建立P3 和P4實驗室的請示”報告

2003年4月5日至11日 袁志明隨陳竺赴法國，就P4實驗室建設和新生疾病研究尋求合作，同法國研究和新技術部部長Haignere女士協商，達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陳竺和袁志明在里昂考察參觀P4實驗室。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王紹琪讓袁志明留在大使館的機要室，寫了一份近萬言的內部報告發回國內

2003年5月3日 中科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討論P4實驗室建設可行性報告。

根據以上的資料（大部分資料在前面的文章中出現過），我們基本列出了參與SARS、MERS、2016年豬瘟病毒、2019新冠病毒研究的幾乎所有重要的人物。在這個名單中，石正麗和舒紅兵先被排除在2003年的SRAS病毒研究之外。

這個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究如果是以冠狀病毒為目標研製新冠病毒的話，主要人物一定在這個名單中。而後面的P3、P4實驗室則是從事這種研製的必要條件。

我們先看看管軼在不在這個團隊了。我們這裡有一篇文章，是2013年對管軼的一次採訪的口述記錄。

管軼教授口述：2003年港大實驗室是如何鎖定SARS源頭的？

見到管軼是2013年2月22日下午，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實驗樓五層，可以眺望山景的寬敞辦公室里。他剛剛結束三天的國際會議，從日內瓦返回香港，看不出長途飛行和時差的疲倦，沏上一壺大紅袍，談起病毒，神采飛揚，眼裡熠熠發光。“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管軼說，他就是帶着這樣的使命感從美國回到港大工作的。

為什麼港大的流感實驗室能夠最早找到SARS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為什麼他的課題組可以最早確定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管軼的答案足夠自信：“因為我們一直在做動物流感，有足夠的研究經費，有專業的研究團隊，有病毒反應系統，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

口述 管軼，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流感研究中心主任

撰文 王鴻諒

尋找標本

2003年初，在江西老家陪母親過完春節，2月8日我就回到香港，回來就發現情況異常，我太太說，有很多人從深圳來香港買醋。我就上網查，珠三角好幾個城市，中山、順德、河源、東莞、深圳都有異常。我本人的第一反應，是不是大流感來了？

SARS病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因為我就是研究禽流感的。1993年我到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讀博士，我的導師是著名流感專家肯·蕭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後來他又把我推薦到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跟隨著名流感研究專家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發，18人感染，6人死亡。當時我們對這種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了解還很少，我和導師韋伯斯特趕到香港做調查，我的研究重點從此轉向了禽流感。我們在美國的研究結果顯示，禽流感一定還會回來的。1997年的禽流感危機結束，我還在香港停留了3個月，就是想等待這種病毒。我們還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申請了課題，“亞洲大流感的準備和防禦計劃”，每年有幾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2001年到香港大學工作，我是帶着使命感回來的，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

2003年2月9日上班，我已經決定介入調查，跟課題組裡的鄭伯健博士一起去廣州，他是廣州人，在那裡讀完碩士和博士，可以牽線聯絡。當時我還在港大的微生物系，第二天開會時跟系主任袁國勇說了一聲。2月11日，我跟鄭伯健到了廣州。那天廣州剛好在召開新聞發布會，第一次通報內地的患病情況，305個感染者，其中105人是醫護人員，死亡5人。鍾南山院士也在發布會現場，我就在他的辦公室里等他。這次會面是鄭伯健聯繫的，也是我正式跟鍾南山認識。鍾院士知道我們的流感實驗室，當天我就跟他簽了協議，雙方合作對病因進行調查，他給我們提供病人樣本，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他結果，雙方對結果達成共識之後，才能匯報和發布。

當時在廣州沒有感覺到特別異常，街上偶爾見到有人戴口罩。當晚9點多鐘，我在白天鵝酒店給遠在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裡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點，導師給我打電話，說錢已經到賬，可以用了。錢來自我們在NIH申請的流感項目，這就是我們課題組的反應時間，一兩百字的郵件，研究經費就直接打了過來，沒有任何條件。

2月12日上午在廣州第一次取標本。鍾南山不同意我們進病房，我就提了幾個要求：第一，病人要發病3天以內的；第二，體溫要38.5攝氏度以上的；第三是有比較明顯的肺炎識辨改變的。一共取了30多份標本，分別來自廣州呼研所和胸科醫院。標本就是病人的鼻咽拭紙和痰液標本。標本最好的隔離方式，是一層層的密封隔離，我們是長期做病毒的，有一套專業的方法，裝一層，用膠帶密封好，灑酒精消毒，放置不會融化的化學冰。再套一層，再消毒，放冰。這30多份標本，一共套了三四層，包好放在電腦包里，下午我們就坐直通車背回了香港。理論上，這種越界帶標本是不好的，但這是特殊情形。

到了港大是下午六七點鐘，直接就進實驗室了。港大的流感實驗室，是我導師肯·蕭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後，實驗室就傳給了我。當時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他是斯里蘭卡人，1995年從英國來到港大。我們都考的PI（實驗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來的標本也分成兩組，一組由我負責，做流感；一組由他負責，做其他的臨床病毒學標本。

禽流感誤區

大概兩三天后實驗室有了結果，在標本中發現了多種病毒，有腺病毒、人的甲三型流感等等，但沒有禽流感。回想起來，我在尋找SARS病毒的過程中，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一開始就執著地認為是禽流感。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判斷？2001和2002年，香港都爆發了禽流感，規模比1997年大得多，病毒也有了多個變種。2003年2月13日，香港又出現了一樁禽流感的家庭感染事件，一個香港家庭回福建平潭老家探親，小女兒大年初四在平潭死亡，返港之後，9歲的兒子和父親一同入院。也就是說，我從廣州取完標本一回來，就遇上了這兩個病例，他們的症狀跟“非典”太像了，發燒、肺炎、呼吸功能衰竭、白肺，也有傳播的家族性。

我們在實驗室里連夜加班，到2月16日，兩個病人標本的實驗室結果基本上就全部出來了，當天下午6點半，我和佩里斯就跟美國的課題組老闆韋伯斯特聯繫，我覺得我回來的任務就是攔截流感的，如果真是禽流感爆發，要馬上通過WHO向全世界預警。2月17日下午大概兩三點，香港衛生署召開了一個會議，由署長陳馮富珍主持，袁國勇、我和佩里斯都在，陳馮富珍已經從袁國勇那裡知道我們從內地拿回了第一批標本。

2月18日，我一個人再去廣州取標本。當時我有個偏執的感覺，認為沒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標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對父子的標本就是這樣，一開始的結果一個陰性，一個陽性，陰性的那個再取一次標本，做出來才是陽性，因為肺炎氣管比較深，要鼓勵病人咳嗽，把深處的痰咳出來，取深度標本。這一次去廣州，我給鍾院士打電話沒有人接，當時就感覺有些不對勁，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個副院長，問他鍾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說有一點，我說沒事的，我去見他。當晚我就買了個果籃，去鍾院士家裡，我們就在沙發上對坐着，也沒有戴口罩。他的臉色不太好，但燒已經退了。鍾院士的確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觸那麼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難免的。我把實驗室的結果跟鍾院士說了，提出這次要自己親自去醫院取樣，他同意了。以前我在協和讀研搞兒科，就是研究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後來又做過10年醫生，並不怕呼吸道傳染疾病。

2月19日，我在胸科醫院取了一天的標本。上午10點多鐘到醫院，自己看病歷、挑病人，醫院抽血技術最好的護士長和另一個醫生給我做助手。胸科醫院沒有電梯，二樓到三樓之間要上樓梯，八九十斤的吸痰管子，我一個人跑步扛上去的。我戴着兩層手套和兩層外科口罩，先戴口罩，再戴手套，口罩要定期更換，因為濕了就沒用了。換的時候脫掉第一層手套，再取口罩。每個選定的病人，都要拍他的背，讓他咳嗽。

從10點多鐘，一直做到下午3點半，連飯都沒有吃，一共取了30多個病人的標本。取完我就直接返回香港。這些標本回來之後，又是一式兩份，分兩組來做。這一次的標本，做的過程很緊張，其間發生了一些小插曲。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輛車在港大等我，鍾南山先生也在車上，要接我到廣州開會。下午的廣州會議上，國家CDC（國家疾控中心）和廣東CDC（廣東疾控中心）的很多專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國工程院的洪濤院士和我在講，後半段就是討論。洪濤說他們發現的病毒是衣原體，而我本人犯的錯誤呢，就是還認為是禽流感，是H5，我說要繼續追蹤，而標本是關鍵，沒有好的標本，就不能找到正確的病毒。關於能不能讓我再帶走新標本，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在廣州住了一晚之後，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覆，通過高層領導的批示，允許我再帶走6份新的標本。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車，有專車把標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系統的兩名研究者隨車，並且留在香港等待實驗室結果。這種勞師動眾，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實驗室結果出來之前，2月28日他們突然離開回了廣州，因為當時衛生部有了命令，必須在3月3日“兩會”召開之前出結果，他們就對這邊的研究不感興趣了。我當時的政治嗅覺沒有這麼敏銳，只是覺得很奇怪，科學上的事情，怎麼可以這樣？28日這天，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又有一個病人被確診為禽流感，這個女孩2月24日在廣州中醫院入院，28日死亡。她家就在街市附近，每天放學都要經過。這是2003年2月份，在我手上確診的第三例禽流感。我的懷疑因此更執著於禽流感。

冠狀病毒

從3月3日“兩會”開始，我們的研究反而沒那麼緊張了。我就跟鍾南山商量，在廣州也做一個實驗室，從3月3日到3月18日，這兩周半的時間，我在香港廣州兩頭跑。這時候，香港的SARS也爆發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標本，佩里斯這一組的研究，開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標本，通過系主任袁國勇，他能夠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標本。

我記憶里，是差不多3月18日，實驗室終於把SARS病毒種出來了，3月19日我們開了一個網上會議，佩里斯就告訴我，我們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國人早。港大正式對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們真正知道這是冠狀病毒還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國勇、我、佩里斯和另外一個同事，四個人一輛車，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實驗室，我們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幾百張，確認是冠狀病毒。等我們回到瑪麗醫院，美國那邊的電子郵件就來了，他們找到的也是冠狀病毒，我們比美國早12～24小時找出病毒。這就是港大領先的時間。

說到冠狀病毒，我有一本師傅留下的很舊的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本書，《脊柱動物病毒學》。早在2月18日，我坐在那裡翻，在某一章停下來，講的就是IBV，一種鳥類的冠狀病毒，我就在這頁夾了一個標籤，讓我的一個學生去查一下，IBV現在叫什麼名字。結果他沒有去查，他做科研的態度很不好，不負責任，這讓我很生氣，SARS之後就炒了他。不過我也不遺憾，冠狀病毒的結果最後還是沒有逃出我們的實驗室。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卻不太愉快，我認為論文應該把鍾南山他們也加進去，因為我們的課題是從跟他們合作開始的。但袁國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這個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標本分離出來的，而不是內地的標本。這太不厚道，鍾南山給我們的標本，讓我們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麼可以說沒功勞？而且，內地的標本並不是分離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標本，我這一組自己分，後來就分離出病毒了，那個病毒就是目前人類最早的SARS冠狀病毒，叫廣州50（G50）。最後佩里斯寫出來的論文裡，依舊沒有提到我們任何內地的合作夥伴，我很生氣，跟他大吵了一架。這個事情，讓我看到每個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這也是讓我覺得很遺憾的地方，SARS研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提升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團隊分化的過程。

SARS的研究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SARS是什麼，第二，它從哪裡來？找到了冠狀病毒，是完成了第一步，那麼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問題，它從哪裡來？關於這個問題，4月份我腦子裡已經有了一個方向。

我可以畫一個很簡單的圖給你看，人類已知的冠狀病毒有兩種，一組跟牛身上的相同，一組在家禽家畜身上，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當時全世界的冠狀病毒只有8株病毒。從進化角度來講，病毒是從鳥類到哺乳類；從歷史來講，人可能已經得過兩次SARS，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我也注意到，廣東的很多患病者是餐館的人，接觸野生動物比較多。這個分析圖一出來，我就有了三個判斷：第一，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而來；第二，宿主是哺乳類；第三，宿主不可能是稀罕動物，因為病毒永遠不會找很稀有的動物做宿主，它要生存好，宿主的數量越大越好。

禽流感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3年，它偶爾傳播到人身上，但是沒有人傳人，SARS應該只是2002年月11月16日開始，到了2003年1月30日，就出現了人傳人的超級傳播者，只有兩個月時間，證明這個病毒肯定是從跟人類比較相近的動物而來，才能少量轉化就形成人傳人，更證明它是哺乳類。如果是禽鳥的，它還會分出去。這就跟我做病毒進化是一模一樣的，宿主、特性、進化過程，等等。所以，我的方向就非常清晰了，是野生動物，不是太少的，是哺乳類的，你就這樣找。

發現宿主

4月12日廣州有一個新聞發布會，袁國勇、我和鄭伯健三個人去的，這一方面是要給內地的同仁一個交代，因為港大的第一篇論文沒有提到鍾南山和他的團隊，另外也想統一認識，希望內地不要再有兩個聲音，還在說病毒是衣原體。等火車的時候，我就跟鄭伯健說，我想來想去，有種動物可能性比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當時還不會念，問鄭伯健怎麼讀。在火車上，我也跟袁國勇說了，結果4月16日下午，袁國勇就在香港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用粵語告訴媒體，他認為這個病毒是從果子狸來的。這讓我很驚訝。

4月份很多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尋找SARS的動物宿主，但都沒有結果。我在忙着寫關於SARS的論文，一直到5月5日才結束。5月8日上午，我帶了一個學生去深圳，跟深圳衛生局和CDC的人開會，會上也有深圳市林業局和市場管理部門的人。我把自己對於SARS宿主的分析告訴了他們，開完會，下午三四點，我們就到深圳市東門市場去做野生動物取樣了。動物標本要取的是血液、糞便、肛拭紙和咽拭紙。這個下午，我們取了9個動物的標本。第二天，5月9日，又取了16個動物。這25對標本，包括了8種動物，其中果子狸我們取了6個標本，我就是很明確的奔着果子狸去的。

2004年1月6日，廣州市森林公安警察在新源禽畜批發市場查獲86隻果子狸

我們整個團隊才七八個人，5月9日返回香港，整個團隊都很累了，我讓他們5月10日休息一天，第二天開始在實驗室全力以赴。當天我就跟鄭伯健去了廣州，當時我們已經準備跟鍾南山院士用病毒的滅活液做疫苗。走之前，我就交代我的學生，每個標本要設三對碼，代表頭體尾，25對標本，每個都要這樣做。很快，5月11日下午一兩點鐘，實驗室就已經有了結果，學生給我打電話說：老闆，有陽性。我馬上坐直通車從廣州趕回來，進實驗室，讓他們把所有照片拿給我。我只把25個標本里，三個結果都是陽性的拿出來，就是這些了，其他都不是。病毒在傳播中，它並不知道哪個動物喜歡它，哪個動物不喜歡它，所以，有的動物雖然被病毒傳播上，但是不能完成複製，只有一部分存留，全部結果是陽性的，證明病毒已經很好地完成了複製。

5月13日，我再去深圳取標本，在深圳市衛生局開會時就沒有心思了，只想快點結束去取樣。跟我合作的深圳CDC的何雅青注意到了我的心神不寧，問我是不是已經做出了什麼結果？我說，我們把5月20日設為“D-Day”吧。她愣了一下，因為她不知道“D-Day”的意思。

2003年5月15日，香港國泰航空的工作人員正在對機艙進行清潔和消毒

當晚取完標本回到香港，我們課題組在實驗室日夜加班。5月18日凌晨，兩株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做出來了，這個基因很大，我們用常規方法做，做出300多個序列，再拼成一個長鏈。我的徒弟做到深夜1點多的時候，臉都累得變色了，他來找我說：老闆啊，我可能犯錯了，拼不出來，怎麼拼都有錯誤。我就自己在計算機上拼，我拼出來之後，跟他說：你對了，我們找到了！為什麼我們的結論相反，因為我們從果子狸身上找到的一個病毒的基因序列，比人身上的病毒基因序列多了29個核苷酸，而且只有2月11日以前的標本病毒有這29個核苷酸，以後的標本就沒有了。我的學生以為自己錯了，但這其實是病毒的適應能力，這部分的核苷酸，在傳播的過程中丟掉了。根據病毒進化原則，我說我們這個是對的，我們找到了原始病毒。而且，除了這29個核苷酸，你把整個基因拿來比較，果子狸身上找到的病毒，與人類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這說明，野生動物市場，真的是人類的感染源頭。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的時候，我的徒弟已經累得從沙發上滑下去睡着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就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給他蓋上。他們的確很辛苦，我給他們的命令，就是要在實驗室日夜加班，不許離開，女生可以回去洗澡，男生就在辦公室睡。下午三四點鐘，我給港大校長徐立之打電話，告訴他我找到SARS病源了。我不知道他當時正在多倫多，當地時間還是凌晨3點。半夜被吵醒，他還是很高興，建議我把論文送去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我首先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央和深圳市政府，這個成果不是我個人的，深圳衛生系統是我的合作方。這個報告交上去之後，我就專心做論文。

我的論文是5月22日晚上10點提交給《科學》雜誌的。5月23日是新聞發布會，我跟鄭伯健去了深圳，與深圳CDC一起，向公眾發布我們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港大這邊也有一個發布會，由微生物系主任袁國勇主持。

關於果子狸的結論公布之後，也有一些爭議。《科學》雜誌的反應非常迅速，我提交論文之後4個小時，5月23日凌晨兩點鐘，雜誌社就給我回音了，說請了兩個專家審閱我的論文，認為是基因污染。我馬上回覆：你們所說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但請你到基因庫去查一查，看看管軼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這世界上還有幾個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樣本更多，你們4個小時就做出這樣判斷是不負責任的。於是雜誌社跟我道歉，說他們會把論文重新送出去找專家審閱。後來中國農業大學陳章良團隊也做了取樣調查，他們取到的果子狸樣本中沒有找到SARS病毒。這對我確實造成了一些困擾。大概6月11日，我正在吉隆坡開SARS大會，《科學》雜誌的人又跟我聯繫，還附上當時中國的報道，說他們很難做決定，問我願不願意接受第三方實驗室的驗證。我說可以，只要那個實驗室有資質。我相信自己實驗室的結果，我也保留着每一個原始樣本。第三方實驗室的結果，支持我們的判斷，論文最後通過《科學》雜誌的審查，在線發表是9月4日。

與此同時，野生動物在短暫的禁售之後，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場上。我再去取標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買了9個動物，種類是5種，豬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標已經很明確了。取回標本檢測，這一批的9個標本，有7個都是陽性。11月份，每周我都會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標本，有時我太太也去取。標本取回，進實驗室檢測。到12月份，病毒檢測的陽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廣州增槎路的野生動物市場，去了幾次，一路檢測過去，標本的陽性率越來越高。

這麼多陽性的結果要不要發布？說實話我有過一些猶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過去，關於果子狸的爭議一直都在，現在我突然站出來說，SARS又來了，誰會信呢？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廣州發現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這讓我心裡非常矛盾。2004年1月2日，我從美國新招來的一個博士堅定了我的決心，她說，不管會有什麼麻煩，SARS如果重新回來，就是大事，我們還是要報告。我剛好有香港這邊中聯辦科技辦工作人員的電話，我打過去，對方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說了標本檢測結果，我認為已經到了做決定的時候，不然很可能會再來一次SARS大爆發。我不會中文打字，我就在辦公室里現場寫了一封信，我們3個月來所有的調查報告的總結，寫了6張紙，由中聯辦通過他們的渠道當天傳回北京。

1月3日凌晨1點半鐘左右，時任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王智瓊打電話給我，他說：教授，你明天能不能來一趟廣州開會，中央已經把你的調查結果傳給了廣東，我們都看了。我說好。上午就帶着我的一個博士一起去了廣州。下午開會，鍾南山院士也去了，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CDC的人都在。12月24日的一例新發病人，當時廣東省CDC還沒有從標本中分離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標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沒找到病毒。開會的時候我就跟副主任許銳恆建議，把他們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覺這個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樣。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實驗員調去香港，跟我們實驗室的人一起比較，一個小時，結果就傳回來了，這個新發病人的病毒，跟我們2003年10月之後取樣的動物病毒標本完全吻合。

2004年3月6日，北京市科興公司的生物實驗室內，科研人員正在加緊生產“非典”滅活疫苗，為即將進行的人體試驗做準備

清剿與源頭

我的結論，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清剿市場上的宿主動物，果子狸。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很殘忍，有沒有必要？我只能說，這是經驗，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時我們學到的經驗，當我們清剿完了市場上的宿主動物之後，就沒有病人了。

我們在會議上達成共識之後，鍾南山院士又起了關鍵作用，他給廣東省的高層領導打電話，陳述事情的嚴重性。我們1月3日回到香港，當晚，廣東方面就召開千人大會總動員。我們約定從2004年1月5日開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動，當天鍾南山院士來香港做新聞發布會，廣東CDC在廣州做發布會。清剿從1月5日開始，到1月12日結束，我記憶中廣東出現的最後一例病人是1月10日，總共5個病人，清剿結束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這證明清剿再次起了關鍵作用，廣東的野生動物市場，確實是SARS病毒的溫床。

2004年1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人員前來視察廣州的野生動物市場，確定是否還有果子狸售賣

但是，關於SARS的研究到此就結束了嗎？遠遠沒有。除了果子狸，2006年，也有研究者發現蝙蝠身上也攜帶SARS冠狀病毒，與人類病毒的同源性是92.6%到93%之間，與果子狸與人類99.8%的同源性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這指出了一個思考方向，就是蝙蝠在病毒傳播中的作用是什麼？

2007年，我對整個冠狀病毒的生態學做了系統的總結，從進化角度來分析，我認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狀病毒的源頭。根據病毒出現的時間，你就會發現病毒如何入侵的。冠狀病毒的出現，已經有三次，1986年，1999年，2003和2004年，中間都相差了十幾年，從進化學的角度，差得太遠了，說明病毒的傳播不是那麼直接，進化有缺口。現在依舊有幾個疑問：蝙蝠中發現了冠狀病毒，但是蝙蝠有1000多種，到底哪種才是攜帶者？病毒是否由蝙蝠直接傳到人，現在還沒有依據，歐洲、非洲的蝙蝠里有病毒，那為什麼SARS沒有從那裡開始？蝙蝠和市場野生動物之間，有沒有中間宿主？也許現在依舊還有一種動物，帶着高度相近的病毒。真正讓市場野生動物和人感染的源頭，其實我們還沒找到。（編者註：2017年年底，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發表最新研究結果稱，已證明SARS病毒是經過幾個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重組而來。他們推測，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在偶然的情況下感染了雲南養殖場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隨後又被販賣到了廣東。病毒進一步在市場上的果子狸中傳播，不斷變異，最終產生一個傳播性極強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類。）

至於SARS到底是飛沫傳播還是空氣傳播，我覺得是一個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問題，這其實是個物理問題，就是SARS的傳播動力學。簡單地說，分子直徑越大，傳播距離越短。同一個東西，載體的分子大小不一樣，傳播的距離也就不同。這個是可以用空氣發生器在實驗室里測試的。不過SARS的傳播動力學現在並沒有人做。因為做病毒實驗的P3實驗室是有負壓的，要做這樣的實驗就要關上負壓，這就很危險，需要穿特殊的防護服，看起來像宇航員那種，很貴，2萬元一套。我們實驗室有這種設備，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險，價值並不太大。

其實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衛組織全球流感項目的召集人斯托爾（Klaus Stohr）到中國，在廣州停留了一站，座談中有廣東省CDC的人。在這個會上，廣東的專家就跟他講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這是關於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這個全球流感項目的創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開始跟斯托爾共事，但我們當時沒有從他那裡知道任何信息，後來我們啟動內部檢查機制，他也是有過失的。

2004年11月19日，為測試香港政府應對突發傳染病（如SARS）爆發的反應能力，香港新界警務戰術中心舉行了代號為“楓樹”的演習

現在回顧SARS，我覺得價值在於再敲一次警鐘。希望所有的人，公眾、科學家和官員都能捫心自問，哪些地方我們做錯了，哪些地方還有改善空間？這些年傳染病防控上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學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礙依然存在。其實傳染病並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時不用功，臨時才攻關。病毒的研究要毅力，也要能力。我現在更擔心的並不是SARS是否會再來，而是新的禽流感，H5N1如果變成人傳人，可以比SARS厲害百倍，如果這種病毒複製出一個超級傳播者，情況不堪設想。

本文轉載自《三聯生活周刊》

根據管軼的這段口述，我們基本了解了幾個事實：

1 管軼在廣州SARS病毒的取樣過程 共2次取樣

2 SARS病毒在香港的檢測及確認冠狀病毒的過程

3 SARS病毒傳染給人的宿主確定為果子狸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注意管軼的兩處表述：“這一方面是要給內地的同仁一個交代，因為港大的第一篇論文沒有提到鍾南山和他的團隊，另外也想統一認識，希望內地不要再有兩個聲音，還在說病毒是衣原體。”“結果，4月16日袁國勇就在香港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用粵語告訴媒體，他認為這個病毒是從果子狸來的。這讓我很驚訝。”通過這段過程表述，我們清楚的知道了袁國勇只是將管軼的關於果子狸的一種猜測就當成病源宿主的發現並在發布會上宣布。而果子狸的取樣和檢測是在事後進行的。

我們再看兩篇挖掘資料：

調查鍾南山【2003年】

外灘記者 邵嘉翔 楊曉傑 王磊/報道

（原載《外灘畫報》http://www.bundpic.com）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20日，國內已有200多個研究機構和人員，宣布SARS疫苗研製成功或即將成功。在如此龐大的科研大軍當中，以鍾南山為首的疫苗研製小組最引人關注。

5月26日，這個疫苗研製小組率先在香港舉行新聞發布會，宣稱研製成滅活SARS病毒簡易疫苗，並稱這個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問世；5月29日，這個疫苗研製小組又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鍾南山親自參加，《南方日報》以《神奇滴鼻劑可阻非典病毒》為題作了報道。報道說，再過大約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後（比香港發布會推遲了10天），研製小組完成滅活後，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製滴鼻液，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6月20日已經過去了，但發布會上的承諾並沒有兌現。

鍾南山研製疫苗的新聞攪動了業內

受眾首次在媒體上得知鍾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這個消息並不是鍾南山本人發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這天，對鍾南山來說，是一個讓他非常“反感”的日子。因為這天，《大公報》、新華社紛紛報道了鍾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說，預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問世。這些消息經過中國新聞網、新浪網等轉載，一時傳遍大江南北，在龐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軍當中，鍾南山異軍突起。甚至有網友在網上發貼說，鍾南山乃神人也！

而當本報記者就此事打電話向鍾南山求證時，他卻對記者說，雖然研製小組是粵、滬、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單方面發布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未經我同意就向媒體發布消息，我對此很反感。”

鍾南山對記者說：“媒體上發布的消息不準確。我們研究的疫苗沒有他們說得那麼好，當然也沒有打算進行公布。”

對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鍾南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袁國勇根本沒有參加我們的研發，合作的三方分別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鄭伯健博士、上海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院士和我。袁國勇只是合作方鄭伯健博士的領導。”

和鍾南山通過電話之後，記者打開了中國工程院的官方網站。也是5月26日，一篇《關於用滅活病毒疫苗保護新型冠狀病毒接觸者的緊急建議》讓記者大吃一驚，因為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鍾南山和聞玉梅兩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為什麼會在同一天發布研製疫苗的消息和緊急建議，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 記者再次和鍾南山通電話時，他拒絕對這個問題進行正面回答。

鍾南山為“神奇滴鼻劑”召開新聞發布會

鍾南山認為香港大學對SARS疫苗研製情況的發布不準確，而一旦自己召開發布會時，也會走香港大學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沒有打算在媒體上公布”研製SARS疫苗消息的鐘南山，破例了。鍾南山對記者說，原來根本沒有打算公布，但香港公布的不準確，所以他的這個公布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報》詳細報道了鍾南山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有關情況。文章是南方日報社記者林亞茗寫的，標題是《神奇滴鼻劑可阻非典病毒》，副題是《成本低、無毒性，再過20天左右即可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一種神奇的滴鼻劑在不久將會問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劑量，噴入2—3次，就可以抵擋SARS病毒的侵入。鍾南山院士和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院士分別介紹說，經過粵滬港科學家19天的聯合攻關，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進展。”

報道還說，這種神奇滴鼻劑，成本低、無毒性。記者沒有發現，鍾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說法沒有什麼根本不同，要說差別，只是細節上略有出入。譬如鍾南山研製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比

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問世”晚了10天。

鍾南山疫苗成果的發布沒有經過同行評審

為什麼沒有經過同行評審而急於拿出來發表的原因，他們認為主要是為了“應急”，當然也歡迎企業方面投資。

看到《南方日報》的這個報道，記者吃了一驚。因為，《南方日報》的報道說“再過大約20天，課題組完成確認滅活後，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製滴鼻液，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而此前，記者通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官員了解到，目前關於SARS疫苗，國家還沒有批准任何一種研製中的疫苗可以用於臨床研究。按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未經批准而進行臨床研究，是不允許的，也是非法的。

為了進一步核實這個問題，記者再次打電話給鍾南山和聞玉梅進行核對，他們對這個問題先是迴避，後來確認國家還沒有批准可以進入臨床試驗。沒有批准，是否在申報當中？

記者又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疫苗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畢勝利取得聯繫，求證是否有SARS疫苗處於申報當中。

畢勝利告訴記者：“至今沒有一起研製中的SARS疫苗已經進入了申報程序。”沒有申報，那麼，是否經過了同行評審？因為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一項科研成果發布之前，必須經過同行評審，否則這項成果不會被社會承認。

記者和數名疫苗方面的專家取得聯繫，他們都說，沒有看到或者聽到，鍾南山的這項科研成果經過了同行評審。

記者和鍾南山、聞玉梅、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三方取得聯繫，他們也承認這項成果沒有經過同行評審。至於為什麼沒有經過同行評審而急於拿出來發表的原因，他們認為主要是為了“應急”，當然也歡迎企業方面投資。

既然如此，《南方日報》的報道又是怎麼來的呢？難道還是媒體“發布的消息不準確”？

聞玉梅告訴記者：“《南方日報》的報道不準確。‘再過20天，即可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的說法不是我說的。”記者追問聞玉梅，是誰說的？

聞玉梅說，反正不是我說的。

記者又和鍾南山取得聯繫，求證“臨床研究”之說的源頭。鍾南山對記者說：“我記不得了。”

記者只好找同行求證。《南方日報》記者林亞茗是《神奇滴鼻劑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記者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在新聞發布會上，鍾南山院士說，如果非典疫情還在繼續，他們研製的滴鼻劑即可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稿子寫好後，編輯有所刪節，並把內容放在聞玉梅院士身上。”

有專家對鍾南山研製ＳＡＲＳ疫苗提出不同意見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雖然鍾南山那裡有大量的資源，但他沒有研究疫苗的經驗，因此他研製的疫苗在業內並不被看好。

鍾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消息公布後，一些專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畢勝利對記者說：“鍾南山搞SARS疫苗這事我知道，鍾南山作為一個致力於呼吸系統的臨床醫生，可以說是學有所成。雖然鍾南山手裡有大量的資源，但他沒有研究疫苗的經驗。俗話說，隔行如隔山，

因此他研製的疫苗在業內並不被看好。”

“美國和歐洲在疫苗和藥物研發上的力量那麼強，但到現在為止，他們沒有發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國內一下子竟然出現了200多個研究機構和人員，宣布SARS疫苗研製成功或即將成功。”對媒體上關於SARS疫苗連篇累牘的報道，畢勝利認為，“目前國內研究SARS疫苗和藥物的態度不端正，尤其是個別專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現在一些科學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爭取科研經費或企業投資，這個現象不正常。”

與畢勝利的說法相呼應，曾在美國FDA工作了13年，今年剛剛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對記者說：“鍾南山搞的那種滅活疫苗技術上是個嘗試。”

李忠明還是《現代新疫苗》的主編，他告訴記者，鍾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這種技術操作比較簡單，就是把活病毒滅活後輸入人體，從而能夠使人體產生抗體，“這種疫苗的好處是快速，但是也有缺點。要做滅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產的話，就需要大量的P3實驗室。”

對“應急疫苗”的說法，李忠明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無論情況如何緊急，也不能跳過動物試驗，而將疫苗直接使用於正常人體。

一位不願在媒體上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記者說：“我看過發表在中國工程院官方網站上的緊急建議。按照鍾院士的意見，SARS疫苗研製要打破常規，儘量減少按常規疫苗檢定步驟，力爭在2至3月內獲得研製產品。個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疫苗研製要走極其煩瑣的步驟，這是必須的，世界各國公認的，SARS疫苗生產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不能逾越的。”

這位專家還告訴記者說：“鍾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時，由於人類對這種疾病還沒有認識，所以可以進行試驗性質的治療，以尋求最佳治療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於正常人體，而不是病人，因此絕對不能帶有試驗性質，而必須確保安全。所以，我對鍾院士敢於在病人身上進行治療試驗並獲得成功表示欽佩，但對其研製的疫苗也要走這個路子，表示擔憂。”

而直接參與“神奇滴鼻劑”研製的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則對記者說：“如果SARS疫情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研究的這種快速疫苗才能體現出價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經明顯呈現下降勢頭，我們研究的疫苗已經沒有多大優勢了。現在我們發現要搞成一個疫苗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鍾南山並沒有泄氣。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說：“中國非典疫情已近尾聲。但誰都無法預計今冬明春是否會再次發生大規模感染，所以我們要儘快研製出應急疫苗。”

對“應急疫苗”的說法，李忠明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無論情況如何緊急，也不能跳過動物試驗，而將疫苗直接使用於正常人體。

香港為何要與鍾南山合作搞疫苗

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專家，都在一些醫藥公司的視線之內。因此，ＳＡＲＳ疫苗研製到處放衛星，實際是疫苗製造商在暗中較勁。

據記者了解，這個“神奇滴鼻劑”是香港、上海和廣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體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製作疫苗的技術，廣州方面提供場地和一些臨床病歷。領軍人物是鍾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為什麼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廣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告訴記者：“我們當時研製滅活的疫苗是考慮到如果疫情持續下去，特殊的情況下可以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給臨床的醫護人員。當然，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於人體的前提條件是疫情持續惡化，我們又能把SARS病毒徹底滅活，證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這樣，在香港也是不允許的，所以我們才把毒種提供給廣州方面，在廣州搞這個疫苗。”

香港不允許疫苗可以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於人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也明確規定，不允許疫苗可以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於人體。如果《南方日報》記者林亞茗沒有記錯的話，鍾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繼續的情況下，跳過動物試驗，直接將他們研製的疫苗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這也許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鍾南山的一個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的說法，把“神奇滴鼻劑”放在廣州搞，不僅有可能跳過動物試驗直接進入臨床研究，還可以搞到政府投資。

鄭伯健告訴記者說，研製這個“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議的：“針對醫護人員這些高危人群搞一個試驗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後來，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鍾南山，他也很支持。”

記者通過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非典防治辦公室了解到，鍾南山以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名義給政府寫報告，要求研製SARS疫苗，申請立項。廣東省科技廳立項後，撥款200萬元，作為先期投資。

廣東省科技廳的張先生告訴記者說：“200萬元直接撥到鍾院士做試驗的單位。主要用於購置設備、試劑、防護服等一些消耗的東西。這是第一階段撥款，以後是否追加資金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雖然是國家出資，但研究成果歸他們三方享有。”張先生說，“政府只是對一個科技項目進行資金支持。”

政府投資不足怎麼辦？鍾南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200萬元經費研製SARS疫苗遠遠不夠，假如有社會團體和組織願意支持的話，我們當然表示歡迎。”

一位跨國公司的醫藥代表對記者說：“幾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專家，都在一些醫藥公司的視線之內。因此，SARS疫苗研製到處放衛星，實際是疫苗製造商在暗中較勁。”

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告訴記者說：“今年2月份的時候，香港大學從鍾南山那裡拿了一些病毒標本，再加上這次三方合作，國內已經有很多對於鍾南山不利的言論了”。

據悉，即使研製成功，鍾南山可能也要放棄SARS疫苗專利權。

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告訴記者說：“由於鍾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給他帶來了很多風言風語，說他把病毒資源都給了香港大學，從中拿了好處。”

鄭伯健介紹說：“今年2月份的時候，為了研究和分離SARS病毒，香港大學從鍾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標本，再加上這次三方合作，國內已經有很多不利於鍾南山的言論了。所以為了避嫌，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這個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來，也不申請專利了。為此，很多跑過來要和我們合作的企業都回去了。”

媒體開始反思關於SARS疫苗的報道

6月5日的《中國青年報》以《非典疫苗報道連篇累牘，不實消息讓人驚心》為題，掀開了媒體對前段時間關於SARS疫苗的反思性報道。

這篇反思報道說，為什麼在我們的傳媒上關於非典疫苗有這麼多混亂、矛盾的報道呢？從信息源的角度說，受採訪的科學家即使均出於公心，他們對科學事件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更何況，科學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會考慮研究成果背後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後有企業行為，有的研究者會為了爭取更多資金支持而將階段性進展誇大或含糊其辭，所以科學報道的采寫者不應只聽成果發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詞，也應聽聽其它同行評議。但目前我們看到的多數科學報道都沒有做到這一點，讀者只得自己做廣采博收、甄別判斷的工作。

這篇反思報道還認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學規律的報道，問題出在記者、編輯的加工環節。

這篇文章在鏈接的背景資料中，專門提到了媒體關於鍾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報道。

而此前科技部長徐冠華發表的《非典攻關要加強合作警惕浮躁情緒》，被認為是媒體開始反思報道的“導火索”。這位院士出身的部長說，在防治非典的科學研究中，浮躁情緒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機構、一些科技人員中表現還十分突出。主要表現是，有些科技人員不顧大局、不善於合作；有的虛報成果、言過其實；有的發表不負責的、不屬於自己專業領域的評論等等，在社會上造成不利影響，嚴重影響科技工作的正常進行。

鍾南山與SARS資源

從鍾南山那裡拿標本，前提是要簽訂這樣一個合同：甲方（鍾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標本，乙方（香港大學微生物研究所）負責檢測；甲方享有檢測後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機構提供檢測出來的病毒株；乙方檢測出來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發布。

據記者了解，截至5月底，國內共有5例SARS屍解，並且都是在廣州進行的。今年2月份，鍾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屍體。負責屍體解剖的南方醫院病理學專家丁彥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屍解所得標本是這樣分配的：屍體提供單位、廣東省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廣州市CDC、國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學微生物系從鍾南山處拿到了SARS病毒標本，包括5塊SARS肺標本和病人的咽部標本、血清標本。依據這些標本，香港大學微生物系教授管軼成為“成功分離非典病毒第一人”。

後來，鍾南山又和香港大學合作，共同研製SARS疫苗。

但從鍾南山那裡拿標本，前提是要簽訂這樣一個合同：甲方（鍾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標本，乙方（香港大學微生物研究所）負責檢測；甲方享有檢測後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機構提供檢測出來

的病毒株；乙方檢測出來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發布。

鍾南山掌握的ＳＡＲＳ資源最完整

對這些資源的整合，鍾南山出了一本關於SARS的書：《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與治療》。

根據公開的報道，鍾南山對SARS資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資料。第一例SARS病人發生在廣東省佛山市，時間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發生在廣東省河源市，時間是2002年12月初。不僅如此，鍾南山還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這些被感染的人的資料也在鍾南山的掌握之中。鍾南山就是據此得出SARS具有傳染性和致命性的結論。

二是掌握許多危重SARS病人的資料。出於一個醫生的天職和智慧，鍾南山曾要求有關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間，60多名危重病人從其他醫院轉送至廣州呼吸所。為什麼要這樣做？鍾南山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說：“除了救死扶傷以外，還給我們一個好機會，讓我們能夠在這方面做一個探討，能夠有一些創新，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動力。”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鍾南山沒有告訴央視記者，這就是，由他主持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東1000萬元捐贈，建成中國第一個完全按國際標準設計、施工和配置的加護病房，並命名為“英東重症監護中心”。就在這個加護病房啟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從河源市轉來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這些資源在臨床上具有一定的試驗性質。以第二例SARS病人為例，其治療方案可以說是“試驗”出來的，當然，在這個試驗當中，鍾南山是幸運的。而探索治療方案本身就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資源。

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對記者說：“在世界範圍內，只有鍾南山手中的SARS資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衛生組織）把鍾南山當成一個重量級人物，顯得舉足輕重。”

為什麼SARS資源不能共享

資源難以共享，還有專利問題，因為這個專利和專家的“名利”休戚相關。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現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兇是一種變異的冠狀病毒，近半年時間，中國專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為什麼中國專家的研究卻落後了？

帶着這個問題，記者採訪了一些專家，他們認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國之所以落後，原因在於SARS資源不能共享。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畢勝利認為，如果病毒所一開始就能拿到足夠的SARS標本，在尋找病原上，中國也許會成為世界第一了：“光標本的獲取，就和有關方面協調了近兩個月。從疫情一開始，我們便和廣東方面協調，原定雞蛋大小的標本，到手裡卻變成黃豆粒般大小了。”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標本是2月14日，按照時間推算，發現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說，發現第一例病人不久（應該是1個月左右），北京方面就開始和廣東方面協調“標本”的問題了。

畢勝利認為，在標本問題上的限制，使得他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在錯誤的方向上，直接導致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尋找病原上的被動。

和畢勝利有同感的是中國軍事科學院的曹務春教授。曹教授告訴記者說：“2月12日，我以軍事科學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軍疾病控制中心負責人的身份去廣東疫區採集標本，但當地相關人員已經將病毒標本的採集層層封鎖，通過正式渠道很難採集到標本。幾經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單位答應提供標本，但當我們在機場拿到標本後才發現，這其中並沒有我們必須要的病人血清、肺組織、分泌物等，而僅僅是一點點口水。”

此後，曹教授隱蔽了軍方科研人員的身份，通過私人關係才弄到了一點標本。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長楊煥明則對記者說：“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測序，我們數下廣東，結果都是無功而返。”

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屏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氣憤地說：“我們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標本，這還是全國防治非典指揮部科技攻關組給我們說情的結果，廣東方面的理由是：我們不具備研究條件。而實際上我們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類基因工程的六個中心之一。”

與此相對應的是，香港大學於2月初就從鍾南山那裡拿到了標本。香港大學教授管軼在接受一些媒體採訪時說：“香港大學微生物系有個攻關組，2月份這個病一出現，就到廣東取樣，在前幾次的試驗中，也不知是什麼病毒。後來SARS傳到香港以後，可以在非常快的時間內鑑定到所有的細胞系裡面，這樣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離出來。因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時間的鑑定，才發現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鄭伯健說：“從鍾南山那裡拿標本，前提是要簽訂這樣一個合同：甲方（鍾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標本，乙方（香港大學微生物研究所）負責檢測；甲方享有檢測後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機構提供檢測出來的病毒株；乙方檢測出來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發布。”

李忠明對記者說，SARS病毒資源應該在科研機構之間共享，這樣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難關。當然這種共享不僅僅是國際間的共享，更應該是國內專家之間的共享。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對記者說，國內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鎖，是SARS科研上“整體敗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什麼要對SARS資源進行封鎖

“同室操戈”有衛生管理體制的問題，也有醫療單位的問題，也有專家個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失敗不僅僅是科學家，還有我們的體制。

北京等地的科學家到廣州為什麼很難採集到標本？

為什麼要對SARS資源進行封鎖？

帶着這個問題，記者採訪了鍾南山院士。鍾院士對記者說：“主要是體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標本是疾控所（廣東CDC）掌握着。他們就是想大家把資源給他，不許給別人。”

記者又問：“是否有專家問您要過SARS病毒標本？您是如何處理的？”

鍾南山說：“現在算起來，我一共給過4個研究機構，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換為目的。當然，現在如果有機構向我要，我還是會給的。”除了香港之外，鍾南山沒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機構的名字。

就SARS資源封鎖問題，記者採訪了上海民盟主委、復旦大學醫學院免疫學系主任熊思東。熊思東告訴記者：“為什麼疫區的臨床機構要嚴格控制病毒標本？因為現在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場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機。

譬如，我們宣布搞SARS疫苗後，現在幾乎天天有人來談合作的事情。”熊思東還認為，資源難以共享，還有專利問題，因為這個專利和專家的“名利”休戚相關。

軍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慶玉則對記者說：“我們去廣東之前，中國CDC就已經去過廣東，他們跟我說，廣東省有關部門有一個規定，病毒標本不能拿出省外。這是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來，控制資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們

有資源就只有他們才能研究疫苗和藥物。”

記者在廣東省衛生廳防非協調辦公室的網站上檢索到的粵衛辦〔2003〕10號特急文件也從側面印證了祝慶玉的說法。

2003年2月25日發布的這份文件明確要求“所有標本收集後應在3個小時內用冰壺裝好並由醫院送往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並要求“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如發生問題追究領導責任和當事人責任”。

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國內在科學研究上的壟斷和封鎖，單純用“名利”二字還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還有深層次原因，有衛生管理體制的問題，也有醫療單位的問題，當然也有專家個人的問題。譬如，衛生部門把SARS資源當成本部門

的“財富”，醫療單位把SARS資源當作本單位的“財富”，專家個人把SARS資源當作個人的“財富”。

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屏對記者說：“在國家公共衛生危機中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突發事件協調小組，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能僅僅依靠科學家的良知和領導的默許，比較合理的方式是應該在利益相關、資源共享的基礎上建立國家危機管理機制。”

目前的現實情況是，某些醫院、醫生和科研機構把SARS資源據為己有，他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占有、收益、處置SARS資源。而從科研的角度出發，SARS資源應該在科研機構之間共享。

人類基因組中國首席科學家楊煥明在媒體上公開說：“中國科學家在SARS面前整體打了一個敗仗。”楊煥明認為中國沒有率先公布冠狀病毒基因測序結果是因為他無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標本。

針對楊煥明的說法，鍾南山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承認：“病原體的基因測序並不複雜，我們自己完全可以做出來，但是科學家受到體制的制約，懂做的人拿不到標本，有標本的人不懂做，還封鎖標本和信息。這是一個悲劇。”

而畢勝利則對記者說：“我認為，我們的失敗不僅僅是科學家的失敗，而是我們體制的失敗。

根據對管軼這篇回憶錄和鍾南山這篇報道的挖掘，我們基本可以判定這樣一個事實：在SARS爆發的2003年誰在主導者病毒資源和病毒檢測和冠狀病毒病原的認定以及宿主的研究以及疫苗的研究。其中參與病毒檢測的關鍵人物是鍾南山、袁國勇、佩里斯、管軼四個人，而起決定作用或者說領導整個工作節奏和走向的是鍾南山背後的人和香港的袁國勇和佩里斯，而不是管軼。在疫苗的研製中一個是田波的武漢團隊，另一個是廣州的鐘南山、香港的鄭伯健、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這個疫苗的推出絕對是一種政治上考慮，是為了掌控香港的疫情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維基百科中關於SARS的過程描述也證明了我們的判斷。

參見：2003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冠狀病毒香港疫情

疫情初時，中國中央政府禁止媒體報道，香港的電視台在新聞片段中提及事件的片段也被禁止在中國內地播出。中國政府也要求媒體不要“過度渲染”該地區的疫情，以免引起民眾恐慌。對此有聲音批評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該疫症傳入香港的風險，導致非典由中國大陸傳到香港。2003年2月11日，廣東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疫情，事後衛生部聲明不認同隱瞞疫情的說法，2月11日廣東省公布疫情的時候，除中國大陸任何地方都沒有爆發疫情。而在2003年2月1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預測，全國近期內不會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小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2003年，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廣東省衛生廳了解情況，正等候調查結果，香港市民毋須因這次事件而恐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於10日表示，已與內地接觸了解詳細資料。大量香港人對政府態度極度不滿，成為引起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政府與香港於6月29日，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圖為遊行情緒降溫。儘管如此，七一大遊行當天仍有逾50萬港人走到街頭反對董建華特區政府。

香港旅遊業遭受巨大打擊，市面一片蕭條。香港特區政府求助中央政府，開放內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港澳個人游）政策。香港“個人游”政策推行多年後，推動了香港經濟，給香港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和就業機會。雖然如此，個人游政策也在香港產生很多社會民生問題，大量內地旅客前赴香港造成水貨客、地鋪租金騰貴、甚至名店歧視陸人等社會問題，以及因來港的大陸人隨處便溺、吐痰、在列車上吃東西等而造成的衛生問題，長遠造成中港矛盾，內地與香港互不信任等等的深層次問題。

2003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冠狀病毒香港疫情

非典事件使香港市面陷入蕭條，在香港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6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是香港2000年代最嚴重的瘟疫。2003年3月下旬，非典在淘大花園爆發。截至4月15日，淘大花園共有321宗非典個案。感染個案明顯集中在E座，占累積總數的41%，記錄得第二多感染個案的是C座（15%），第三位是B座（13%），而第四位是D座（13%），餘下的個案（18%）則散布在其他11座。感染非典的淘大E座居民有107人，當中大部分住在E座的7號和8號垂直排列的單位。2003年中旬，衛生署聯同其他8個政府部門展開調查，世界衛生組織也分別進行調查。兩個調查結果均顯示，由於個別單位浴室的連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乾涸，排水口與排污渠變得毫無阻隔，當強力的抽氣扇啟動時，帶病毒的液滴可能從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並經由打開的𥦬戶隨着氣流飄進其他單位。

一方面，在3月，政府規定所有學校的學生及教職員在學校內都必須長期佩戴口罩。所有人在進入學校之前，都必須先行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假若有發燒或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都必須立即請假3天。由於這項嚴格的政策，使當時的代課老師需求大為緊張，不少沒有教學經驗的合資格申請者都在非常短時間內被通知要代課。當時，亦有小部分學校自行宣布停課。3月27日，香港政府宣布從3月29日開始全港所有學校停課（當時只要求停課至4月7日，但後來延長至4月下旬後分階段複課[71]），所有教學都必須透過網上進行，或由家長到學校領取工作紙及自學材料回家。另一方面，當時香港市民普遍認為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處理疫情不力，沒有主動要求有關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例如在3月20日，醫管局首席執行官何兆煒通知衛生署指疫情已經在社區蔓延，但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一再強調“沒有社區蔓延跡象”，並堅持學校不必停課。其後董建華在立法會會議上被問及何以未有處罰或撤換主事官員，矛頭直指楊永強。董建華回應第一句是“咁膚淺嘅（怎麼那麼膚淺）”。市民要求徹查責任，董建華成立的“非典”專家委員會，卻委任由楊永強領導調查，被質疑“自己調查自己”。這種種都使董建華民望每況愈下，成為促使該年7月1日爆發反政府大遊行的原因之一。疫潮完結後，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於2004年7月5日發表調查報告，指出楊“對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廣東爆發的非典型肺炎警覺性不足”、“顯示不出他具備公眾期望政策局局長所應有的溝通技巧”，並謂其在處理非典疫情時於各方面的表現皆未能令人滿意。[73]報告發表後，楊指他作為問責局長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但並未即時請辭，直至7月7日方迫於輿論壓力辭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一職，後由周一岳接任。

為了找出大規模疫潮的原因，香港衛生署聯同其他八個政府部門展開詳細調查，該調查涵蓋流行病理、環境、公共衛生、屋宇設計及公用設施等元素。此次事件的源頭病人 （是次疫潮的首宗個案）是一名33歲男子，他在深圳居住，並經常到淘大花園探訪其弟，他曾到淘大花園E座一個由其弟擁有的單位，期間因肚瀉而使用該單位的廁所，其後，他的弟弟、弟婦和兩名在威爾士親王醫院照料他的護士證實感染非典。調查報告指出，患有慢性腎衰竭病的源頭病人很可能是透過污水排放系統、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使用大型公用設施（如升降機及樓梯）首先使部分住客感染病毒，然後再感染其他的同座住客。

香港的典型住宅結構設計通常就是一個總共八層的點式結構，電梯、消防樓梯和垃圾通常設在結構核心之內，居住面積則從結構核心向外輻射出去。衛生間和廚房被擠塞在這一結構核心的周圍，附以上下貫通的水管和風管。這樣的設計模式之下，就形成一個類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棟大樓缺乏良好的通風條件，這也是香港會成為非典重災區的一個原因所在。

2004年，非典專家委員會聯合主席錢卓樂及葛菲雪，就香港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非典報告發表聲明。他們強調，整體而言，香港對疫情處理得宜。正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最終控制了非典疫情。

我們再來看看疫苗研製團隊中的聞玉梅，時任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教授，2003年SARS疫情爆發時，聞玉梅明知60歲以上人群患SARS後死亡率高達50%，依然和“得意門生”翟滌一起赴香港、廣州疫區。在廣州第一軍醫大學P3實驗室內，他們和國內同仁一起奮戰19天，終於獲得了數千毫升的活病毒液，為日後製成“滅活SARS病毒免疫預防滴鼻液”立下了頭等大功。在1998至1999兩年間，她主持研究並確定了大規模生產工藝，解決了質控、中間產品質檢、成品檢驗、保存條件及在轉基因動物中進行療效研究等難題，並將該治療性疫苗定名為”乙克”(Y1C)。在2000年到2001年間，先後製備了約5000支乙克，2001年送國家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抽檢，三批均合格，作為我國擁有知識產權的一類新藥，已送藥檢局申報臨床研究。今後預計年產至少可達1萬人份，因無類似產品，產值將根據生產單位定價而確定。

這一成果除與北京生物製品所以合作研製與生產方式簽訂了合同外，還以技術方式參股，經評估，已作價1 9 0 0萬元投入註冊資金為5000萬元的復旦悅達公司作進一步開發與研製。

復旦悅達公司，上海復旦悅達生物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2002年9月，是由復旦大學與江蘇悅達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組建而成，註冊資本5000萬元人民幣。關於復旦悅達的挖掘在這裡不做深入，我們只是清楚這家公司和江家有很深的關係，以這家公司為基礎建設的復旦悅達科技園就位於張江科技新區。

所以能在背後指揮和調動這一切的只有在上海的江家。

至此，武漢大學的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團隊，上海的復旦大學醫學院團隊、廣州的疾控中心團隊、第一軍醫大學團隊、以及香港的袁國勇領導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團隊全部浮出水面。而核心中的香港巴斯德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則真正地進入我們的視線。

在進行下一步的挖掘前，發生在管軼身上還有一個著名的事件需要說明：

這就是管軼的一篇論文所引起的科技界的一場大戰：“與此同時，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博士生導師陳化蘭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國家流感中心主任、研究員舒躍龍也就《PNAS》刊登的《中國出現Ｈ５Ｎ１禽流感變異病毒並出現流行》一文中存在疑點發表看法（詳細內容見外交部駁管軼文章事件“峰迴路轉”）。那麼，真的是研究人員鑑定失誤還是有其他原因導致這種局面？帶着這個問題，生物通記者專門聯繫了香港大學管軼教授，希望能獲悉當事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管教授很熱情地回應了記者的詢問。他表示，他們的數據是從系統的流感監測獲得，這些數據經過了專家審查並發表在享譽甚高的《PNAS》雜誌上，因此他仍然堅持這些發現的正確性。對於陳化蘭研究員和舒躍龍研究人員在報紙上對該文章錯露的評論，管教授表示他很難作出任何評論，原因是他到目前尚未見到陳化蘭研究員在文章中提到的已經與世界衛生組織共享的病毒株。”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篇論文發表所引發的後果“這篇文章在發表後，汕頭部分官員表示不滿，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7月20日報道說，廣東汕頭一批官員本月九號前往位於汕頭大學的聯合流感研究中心，要求研究人員停止禽流感的研究，並且要求銷毀禽流感樣本。聯合流感研究中心負責人，港大微生物學系副教授管軼認為此次要求關閉其實驗室是有非學術目的的。他稱，其研究在Nature雜誌刊出後的第二天，數名政府官員到達其位於汕頭的實驗室，要求研究人員交出研究樣本或將之銷毀，研究人員最後亦答應銷毀所有樣本。”

以下為相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