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那罪惡兇險的年代並不遙遠，經歷過那年代的幾代人，大多還活着。讀到“她曾經有4次避開後來厄運的機會，但是都被她放棄了”的內容，令人扼腕。

是的，除了耄惡的直接幫凶/打手，“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陋蘭：她發出憤怒的詰問：我做錯了什麼？

Original 孫盛起 陋H蘭的速朽文 Yesterday

　　音樂，滌盪心靈的藝術。

　　在人們的印象中，從事音樂藝術的人，大多文靜而溫雅。——在一個正常的環境裡，的確如此。

　　然而，人性的轉換有時候是那樣的輕易而突兀，從溫雅文靜到野蠻殘忍，甚至僅僅需要一個紅箍。

　　1966年8月，革文化命的狂飆已經席捲全國。上海，作為中國文化藝術界精英聚集之地，成為這場浩劫的重災區。

　　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那些平日裡溫雅文靜的學生們，一旦臂戴紅箍，竟變得那樣的猙獰可怖，他們衝進幾天前還尊稱師長的老師家裡，肆無忌憚地打、砸、抄。他們不僅將從老師家中抄出的“封資修”的東西拿到學校展覽，而且將老師們押到學校禮堂，批鬥、毆打、凌辱。

　　在這些被批鬥的老師中，有一位年過半百的女鋼琴家，她被譽為中國鋼琴教育的先驅和開拓者，是繼俄籍教授查哈羅夫之後，第一批中國籍的鋼琴教師。她以自己對鋼琴藝術的獨特理解，教育培養出了眾多在國際上獲獎的鋼琴演奏家。

　　這樣一位本應受到格外尊重的長者，卻遭到了兒子輩的紅衛兵的格外凌辱。他們將從她家裡抄出的“資產階級”的旗袍和高跟鞋掛在她的脖子上，用墨汁將她的臉畫成鬼臉，逼迫她在地上爬行、鑽桌子，用粉筆在地上寫“我是老妖精”……

　　先生不堪凌辱。9月9日，她在一張紙上寫滿了憤怒的詰問：“我做錯了什麼？我做錯了什麼？我做錯了什麼？……”她不明白，那些她喜愛的、視若兒女的學生們，怎麼會突然變得那麼狠毒？

　　對這個世界，她一下子困惑、失望到了極點！

　　她穿上最喜歡的一身衣服，在鏡子前做了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化妝，然後毅然決然打開煤氣閥門，離開了這個突然使她冷徹骨髓的世界。

　　她，就是我國第一代鋼琴大師，英國音樂協會會員，李翠貞。

　　李翠貞天資極高，但是在政治方面，她卻是遲鈍的。

　　她曾經有4次避開後來厄運的機會，但是都被她放棄了。

　　1943年，她奔赴重慶，為抗日將士舉辦鋼琴獨奏音樂會，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抗戰勝利後，她於1946年9月回到上海，擔任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鍵盤系主任。兩年後，風雲突變，這時，她面臨着兩種選擇：留在上海，或者出走香港、台灣、英國和美國。

　　她出身於上海名醫家庭，父親與孔祥熙、宋靄齡相識，丈夫曾在美國留學，她也曾留學英國並且是英國音樂協會會員，因此她如果想出走，港、台、英、美任她選擇。但是，她選擇了“生於斯，作於斯，死於斯”，留在了上海。

（著名畫家朱乙夫先生油畫　問道）

　　1951年，第二次機會擺在了李翠貞的面前。丈夫去香港定居，要她帶上兩個孩子一同走。然而，她放不下教鞭，放不下那些她喜愛的學生。她親吻着丈夫，請求丈夫的理解，讓丈夫獨自一人前往香港，而她帶着兩個孩子留在上海，繼續耕耘她夢想中的“新中國的音樂事業”。

　　1953年，機會再一次來臨。李翠貞的丈夫通過對形勢的判斷，慎重考慮之後，從香港回到上海，極其堅決地要把兩個孩子帶到香港，並且勸李翠貞一同去香港定居。可是，依然是那個夢想中的“音樂事業”使她割捨不下，她流着淚，哽咽着與丈夫和孩子告別，一個人獨守上海。

　　1956年，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機會向李翠貞敞開了大門。幾年的骨肉分離，思親之情日甚一日，使得李翠貞夜不能寐，於是她向院領導提出申請，要去香港探望日思夜想的孩子和丈夫。香港是“di方”，她原本以為自己的申請不過是奢望，沒想到竟然獲准了！

　　她激動萬分地奔赴香港，和闊別了3年的家人團聚。家庭的溫暖、久違的人倫之樂和優越的生活環境，使得獨居多年的李翠貞身心歡愉、流連忘返，加之丈夫和孩子的勸說，她第一次做出了可以避免日後厄運的決定：留在香港，和家人在一起。

　　可是，她的善良，她性格上的弱點，最終使她親手把機會的大門關閉。

　　得知李翠貞打算留在香港的決定後，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她的同事、甚至後來也不堪凌辱自殺身亡的她的摯友傅雷先生，都紛紛給她寫信，極力勸說她這個中國鋼琴界的“領軍人物”回到上海，繼續為“新中國”培養音樂人才盡力。

　　家庭和親情，夢想和事業；一個是個人的兒女情長，一個是調門很高的“國之大事”。李翠貞斟酌再三，選擇了後者。

　　關閉了四扇大門，以後機會就不再敲門了。於是，厄運終於降臨。

　　當得知李翠貞自殺的消息後，那時已經被關進“牛棚”的賀綠汀嚎啕大哭，捶胸頓足地喊道：“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呀！”

　　是賀綠汀害了她嗎？當然不是。賀綠汀也是受害者。那麼，是誰害了她呢？

　　是否可以這麼說——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每個人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