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美國總統候選人進行了第一場辯論。CNN發表評論認為，這場辯論使中國成為大贏家，因為特朗普對規則的蔑視是“給民主批評者的一份禮物”。而在中文輿論圈，很多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四年來一直堅持認為特朗普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專制制度。 在博爾頓(John Bolton)的書將特朗普的反共假象揭露，美國大報等發表多篇文章，認為特朗普在過去四年與中國的爭鬥中更多時候是傷害了美國利益之後，不少中文評論人士甚至認為，博爾頓和那些美國“左派”媒體都在替中共說話。他們仍然堅信特朗普是反共的，畢竟在他任內出台了很多懲罰中共與中國政府利益相關者的政策，因此支持特朗普連任。

這個在中文輿論圈出現的獨特現象，雖然對美國大選結果影響不大，卻從深層次暴露了中國的一些自由派對美國以及美國民主制度的許多糊塗認知。這些認知影響不了美國，卻對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有着重大影響。因為他們直接將反共等同於民主，卻從未想過美國目前出現的這些亂象，是不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是不是這些問題導致了有人敢於公開破壞民主制度。中國的自由派支持誰做美國總統並不重要，認真分析我們學習和嚮往的民主燈塔出了什麼問題，以便為中國未來設計更科學合理的民主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特朗普總統當政四年來，差不多每周都把中國掛在嘴上，有時一天提起好幾次。從貿易戰到新冠病毒，從華為到中國的反擊性關稅，從香港到美國騷亂，從世衛組織到中國留學生，從“北京拜登”到“社會主義的”民主黨，似乎都是針對他本人的“中國陰謀”的一部分。中國似乎是他執政道路上的最大絆腳石，所以他每天都要踢幾次，但又愛恨交加。

特朗普曾非常渴望從中國得到一份“偉大的”貿易協議，以此支撐他四年執政的光輝業績。為此他經常標榜自己與習主席的好朋友關係，似乎他與習只是因為有各自的國務要管理，所以有些利益上的日常爭吵，但在治國理念上卻是知己，彼此惺惺相惜。所以他本人幾乎從不跟習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及香港普選問題。他也小心地避開台灣西藏新疆等讓中國敏感的話題，既沒祝賀台灣新領導人當選，也從不會見達賴喇嘛，更不提新疆問題。

當然，他的國務卿和其他一些幕僚對這些事經常表態，甚至近期明確表示要對抗中共。白宮的反華政策也變得越來越強硬與一致了。但特朗普的整個思想成果，卻是一种放棄價值追求的新叢林思維。

這樣一位經常把中國掛在嘴上的美國總統，當然會引起中國官方和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興趣，甚至給中國的輿論場造成了嚴重的撕裂。官方文宣和民間小粉紅們，自然是天天懟這位美國總統。但是，中國看似很意滿志得的宣傳攻勢，卻也讓海內外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憤怒。中國人中出現一批對中共執政者不屑一顧和長期批判的知識分子和海外反對運動，對改變中國專制狀態本是一件值得慶幸和看重的事。但由於七年來，中國的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言論打壓和對異議者的抓捕審判，使很多期待中國民主轉型的人士很灰心，甚至很絕望。這使他們很自然地將眼光轉向外部，將促使中國改變的希望寄托在一向傾心的民主燈塔國——美國身上。

雖然特朗普明確說不再為價值觀而戰了，而是要實行美國優先政策（這意思是不再去世界各地參與改變別國制度——包括對中國和中東鼓動變革或革命），但是部分自由派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能扼住中共的經濟命脈，使其無法再獲得吸血的能力，中共自然會失去活力甚至倒台。所以，從特朗普上台起，中國海內外的許多異見人士，悄然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即從原來的反共，變成了支持美國總統反中，甚至希望美國出兵與中國熱戰。

這個轉變給自由派帶來三個不確定的風險，一是特朗普總統的反中政策，是否真能帶來對中共的打擊；二是支持這種可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直接傷害的貿易戰及其他反中政策，自由派在民眾心中的印象是否會變得尷尬；三是如果開始反中，與海外的各種反中派別——肢解分裂中國的派別，又有何區別？

四年過去了，我們來看看，部分自由派對特朗普的期望，是不是所託非人。在過去的四年中，在微信群里，我與很多昔日同道好友，就特朗普對中國的策略問題及他對美國的治理成敗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

第一個爭議問題是貿易戰。我的朋友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讚揚特朗普對中國的打擊，只有我說貿易戰特別是關稅戰，結果肯定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可能更壞，起不到對中國經濟的遏製作用，還可能反傷了美國。而且特朗普對中美貿易逆差的理解根本不符合經濟學常識，用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政方式迫使美國工業回歸也是做不到的。

四年前我的這些話，沒人同意。但四年後再看實際貿易數據，貿易戰並未對中美貿易產生重要逆轉。

第二個爭議問題是新冠疫情。針對中國的早期隱瞞和錯誤應對以及美國後期的同樣錯誤，我的看法在經常受到如下質疑：特朗普的錯誤能跟中國相比嗎？他打壓媒體了嗎？他撒謊了嗎？我只能肯定地回答：是的，他打壓媒體了，他撒謊了，而且後果更嚴重。各有各的錯，中共應就拖延疫情和打壓吹哨人向中國人民道歉，特朗普也應該向美國人民道歉，而不是無恥地誇耀自己的成就。

我的說法無論在微信群里還是Twitter上都被當成了大外宣，很多公知朋友們無論如何不肯正視特朗普的錯誤。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承認美國抗疫失敗，似乎是讚美了專制，否定了民主。例如，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和斯德頓島學院政治學的夏明教授因為在疫情問題上批評特朗普（他說新冠病毒在美國應該叫“川普病毒”），被支持特朗普的評論家秦鵬污指為拿了中共的錢。再例如，因為我和滕彪律師批評特朗普在黑人平權運動中種種做法及對所謂“白左”的歪曲，郭於華教授發推文認為我們是“與暴政同向同力”。這樣的爭吵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而批評特朗普的聲音在中國國內自由派中很少有（僅見許章潤和張千帆對其有所批評）。

其實，美國在這場疫情中的失敗，恰恰不是民主制度的失敗，而是特朗普對民主制度的破環造成的。中國能一定程度成功，也恰恰是民間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專制的結果——包括短期撕開新聞封鎖的結果。就是說：民主的民間力量推動了中國官方作了比較正確的事，雖然這期間仍有言論打壓和野蠻防疫的問題。而特朗普對民主的破壞則造成了美國的失敗。美國總統對民主和成熟的防疫機制的破壞，以及造成的嚴重惡果，西方媒體已有鋪天蓋地的報道。

第三個爭議問題是美國大選。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明白了，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是美國作為世界民主燈塔逐漸暗淡的四年，是失去世界領袖地位的四年。這次美國大選，特朗普從原來的破壞民主的一般制度（言論自由、尊重法治等），發展到了直接破壞選舉制度（否定郵寄選票的合法性、不承諾和平交權等）。而我的公知朋友們及許多海外民運人士，在這次選舉中幾乎一邊倒地支持特朗普，把民主黨污名化為“白左”，甚至是中共的美國代理人。他們覺得批評特朗普和美國，就是幫着中共。但美國媒體和站在普世價值角度批評特朗普的人們，恰恰是為了維護美國的民主，為了幫助這個中國未來的燈塔不至於倒下。

我恰恰認為，正是特朗普對獨裁者終身制的艷羨和專權的模仿，才導致了今天美國的問題，他是在破壞美國的民主。中國的部分自由派對美國的諱疾忌醫，恰恰會幫助了中共，因為在事實面前，你們無法保持對專制批判的前後一致性，為此甚至不惜替美國掩蓋或用蒼白的疫情中“中國應該比美國死人更多”這種特朗普式的胡說，來作為論據，使自己失去對基本事實的認知，成為無法讓中國百姓信服的公共利益言說者。

更重要問題是，美國一直是中國追求未來民主的燈塔。如果我們能梳理出美國民主制度出現的問題，並呼籲美國民眾在此次大選中努力維護和修正美國民主制度，不論對美國的未來，還是中國的未來，都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如果選出嚴重鼓動民粹主義的總統並根本改變國家運轉方向的領導人，而監督彈劾機制又被破壞了怎麼辦？總統逐漸威權化，打壓媒體、破壞司法、撒謊成性、破壞盟邦又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