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來，一直被反動的統治階級尊為“聖人”的孔子，究竟是個什麼人？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論民族自決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孔子，就一定要根據當時階級鬥爭的形勢，看一看孔子是站在那個階級的立場上，他的思想是為那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孔子的政治立場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魯國人，是一個已經沒落的殷氏族奴隸主貴族的後代。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晚期。由於奴隸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奴隸不斷起來反抗。如公元前五五○年，陳國築城的奴隸暴動；公元前五二○年，周王室的“百工”（大部分是手工業奴隸）起來造反；公元前四七八年，衛國的手工業奴隸圍攻衛莊公，過了八年，他們又起來趕走了衛侯輙。奴隸們用逃亡和武裝起義來反抗，從根本上震撼了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奴隸制度搖搖欲墜，新興的封建勢力已經起來。所以，奴隸和奴隸主的鬥爭，新興的地主階級和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鬥爭，是當時主要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孔子站在那一邊？可用下列幾件事情來說明：

①當時，在奴隸和人民群眾階級鬥爭力量的推動下，土地所有制開始發生變化。原來殷、周奴隸制國家中，土地全屬最大的奴隸主貴族頭子——天子（王室）所有，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級奴隸主被分封和賞賜的土地，只有享有權，沒有私有權。所以這樣的土地叫“公田”。到春秋中期，有些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力量起來，他們開墾私田，數量越來越大，而且可以買賣。最初，王室和公室不承認私田，後來為了擺脫財政困境，被迫向私田徵稅，承認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孔子所在的魯國，於公元前五九四年實行“初稅畝”。這標誌着由奴隸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轉化，由此出現地主和佃農，以及由貧民轉化的自耕農等新的生產關係，個體經濟得到發展。

當時魯國有季孫、孟孫和叔孫三家，就是新興力量的代表。公元前五六二年，他們“三分公室”，季孫氏採取徵稅的新制度；過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這一次，孟孫、叔孫也和季孫一樣，都採取徵稅制度，改變了生產關係。這是發展着的封建制向正在崩潰中的奴隸制的進攻，是進步的行為。

對於這件事情，孔子採取什麼態度呢？

他認為，季孫、孟孫和叔孫，本來也是奴隸主，是大夫，卻這樣不守本分（“過其所愛”），破壞了從殷商以來傳統的奴隸制度，這還得了嗎！因此，他想盡辦法要削弱這三家的勢力，以維護魯國公室的奴隸主統治。

當時，孔子的學生冉求，是幫助季孫氏實行改革的。孔子氣憤得很，說冉求背叛了“周公之典”，即背叛了奴隸社會的典章制度（《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宣布不承認冉求是他的學生，還要他的學生們“鳴鼓而攻之”，對冉求實行圍攻（《論語·先進》）。

孔子維護什麼制度，反對什麼制度？這還不是清清楚楚的嗎！

②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齊國。齊國新興力量的代表是田成子（古代“田”和“陳”是同一個姓，所以又叫陳成子），他為了反對當時統治齊國的腐朽的奴隸主貴族勢力，採用大斗借出，小斗收進的辦法爭取了群眾，終於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殺掉了齊國奴隸主貴族頭子齊簡公。孔子對這件事很是反對，力勸魯哀公出兵去討伐，魯哀公知道自己的力量弱，打不過齊國，才沒有敢去。

第三件事情：孔子反對鑄刑鼎。

當時，由於奴隸不斷反抗和封建力量的興起，原來奴隸制的“禮治”維持不下去了，不得不用“法治”來代替。奴隸制的“禮治”，其實就是規定奴隸主和奴隸的“尊卑”上下關係。奴隸主是統治奴隸的，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但是這時，奴隸很不聽話，已經到處起來反抗了。有些傾向進步的人，看到這種趨勢，認識到必須改變舊的統治辦法，對貴族和奴隸的關係，要規定一些法律條文，對奴隸主有些限制，叫作“刑書”；那時是鑄在鼎上的，讓大家可以看到，這就叫“鑄刑鼎”。它後來就發展成為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法律；後來主張“法治”的，就是代表新興封建力量的法家。

孔子對於這件事，也是堅決反對的。公元前五一三年，晉國人鑄刑鼎，他聽到以後，很不以為然地說：將貴族和奴隸混在一起，怎麼顯示貴族的尊嚴偉大呢？這麼一來，貴賤之間一點區別都沒有了，還成個什麼奴隸制國家呢（《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第四件事情：孔子殺少正卯。

孔子一生都想做官，以實現他那套反動的政治理想。但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當了三個月魯國的司寇，並代行宰相的職務。他上台才七天，就把當時魯國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來殺了。

原來，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代表各個階級的思想家，都創立學派，互相辯論。少正卯和孔子一樣，當時都在魯國招收門徒講學。他們是意見根本對立的兩派。孔子殺少正卯，實際上正是當時階級鬥爭的表現。請看孔子是怎樣宣布少正卯的罪狀的（見《荀子·坐宥》）。

孔子說：下面五條，只要犯有其中一條的人，就應該處死。

一、通達古今之變，了解事物變化的人，是容易鋌而走險的（“心達而險”）；

二、不以奴隸制的正道而行，固執地走所謂革新之路的（“行辟而堅”）；

三、把他的所謂革新道理說得頭頭是道的（“言偽而辨”）；

四、對奴隸制統治中所產生的一些腐朽不穩的現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記丑而博”）；

五、把反奴隸制的道理說得義正辭嚴似的（“順非而澤”）。

孔子說：現在少正卯對這五條都犯了，所以非殺不可。他根據這五條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一、聚眾結社（“居處足以聚徒成群”）；

二、鼓吹邪說（“言談足以飾邪營眾”）；

三、淆亂是非（“強足以反是獨立”）。

少正卯倡導革新，是適應當時歷史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願望的。孔子殺了少正卯，連他的學生子貢也懷疑是錯誤的（《孔子家語》）。當時人民群眾都愛戴少正卯，頌揚他是傑出的人物。

夠了，這幾件事情足以說明：孔子是頑固地站在日趨崩潰的奴隸制一邊，堅決反對新興的封建制改革的。

春秋時代，奴隸制國家先後滅亡的有五十二國，奴隸制度日趨崩潰，這時候，孔子提出來的政治口號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就是要復興被滅亡了的奴隸制國家，恢復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權力，讓那些已經沒落的奴隸主貴族重新出來當政。這是徹頭徹尾的復舊反動的政治口號。孔子卻要以此為“己任”，下決心要做到“死而後已”。當時人民群眾非常討厭他，有一位守門人罵他是不識時務（“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是逆時代而行的反動人物。孔子和他的學生到處遊說，有些地方的群眾就圍攻他們，他們嚇得跑了，“若喪家之犬”。這就是站在反動立場的孔子應得的懲罰。

孔子的思想——“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個“仁”字。這個“仁”，原來就是殷周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

殷周奴隸主統治者，為了鞏固奴隸主階級的團結，鞏固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就提倡“仁”。現在考古發現的甲骨文卜辭上就已經有“仁”字。奴隸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隸主階級內部的成員之間親愛團結；同時還要欺騙被奴役的勞動人民，讓他們服從統治者，不要反抗（“懷於有仁”。《商書·太甲下》）。孔子最崇拜的

“聖人”周公，不是就自稱他是仁愛又順從祖先的嗎（“予仁若考”。《周書·金滕》）！他們看來，在奴隸主階級中，只要人人相親相愛，又能順從氏族祖先，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就可以鞏固下去。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仁親”就是“寶”（《禮記·檀公》）。可見奴隸主把“仁”看得非常重要。

孔子對“仁”作了系統的歸納與發揮。他給“仁”規定了許多內容：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內。我們分析這些內容，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為那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孔子歸納得出：“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為什麼呢？因為古代奴隸制社會是氏族貴族的統治。作為統治階級的奴隸主，屬於同一個氏族，有共同的祖先。孔子感到：當時奴隸主內部矛盾很尖銳，你爭我奪，這樣就會導致奴隸主統治的崩潰。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隸主內部，人人都能對祖先、對父母盡孝道，就可以從縱的方面將奴隸主團結起來。“悌”就是平輩的兄弟之間，彼此都能相親相愛，就可以從橫的方面將奴隸主團結起來。奴隸主階級在縱橫兩方面都團結一致了，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的事情，就可以達到鞏固氏族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目的。同時，奴隸主內部實行“孝”“悌”，就能夠影響奴隸們也趨於厚道（“民德歸厚”。《論語·學而》），規規矩矩地服從奴隸主的統治。

所謂“忠”、“恕”，也完全是為奴隸主的利益服務的。孔子提倡“忠”，就是要奴隸忠於奴隸主，大夫、陪臣忠於諸侯，諸侯忠於周天子，目的就是要鞏固各級奴隸主的統治。他提倡“恕”，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但他決不是要對奴隸實行寬恕，而只是對那些已經淪落的奴隸主實行恕道。孔子自己就是一個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後代，小時候做過許多被認為卑賤的事，管理過倉庫和牧畜的事情。他很能替自己這樣的人着想。他要求對沒落的奴隸主不要過於求全責備了（“毋求備於一人”。《論語·微子》），只要他沒有大錯誤，就不要拋棄他，要做到在奴隸主內部“故舊不被遺棄”，大家團結一致，以防止奴隸們起來造反。

上面已經說過：春秋是個大變革的時代，當時新興的封建力量抬頭了，如魯國的季孫氏、齊國的田氏，他們都向反動的奴隸主貴族統治進攻，改變了原來的生產關係，破壞了奴隸制的“禮治”。孔子認為，這是因為這些新興力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約束自己的行動，就是不仁。他就把殷周以來的“克己復禮”的辦法搬了出來。（《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這“志”是“記載”的意思。）他對學生顏淵說：“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要奴隸主們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動，恢復禮治，奴隸們也就會規規矩矩地服從統治。這就叫“天下歸仁”。這樣，奴隸主的統治就可以鞏固下去。

因此，孔子還大聲疾呼地說要“正名”（《論語·子路》）。

什麼是“正名”？就是要用主觀的觀念（“名”），去規定和範圍客觀的存在。

這是因為，在奴隸主的殘酷統治下，奴隸的不斷起義，新興封建力量的抬頭，生產關係的不斷改變，使得奴隸制社會的秩序十分混亂（“禮崩樂壞”）。當時，政令和軍令已經不能從奴隸主最高統治者——周天子那裡發出來了；各國諸侯的權力也發生了問題，有些落到大夫、陪臣手裡；另一方面，象少正卯這樣的人又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已經造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呢？於是孔子下了決心，要用殷周以來奴隸主階級那套主觀的觀念，去規定和範圍正在變革中的社會存在，以恢復固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妄圖挽回奴隸主貴族統治的頹勢。

據說，他還因此寫了一部他當時的現代史，叫做《春秋》。後來孟子說：孔子這部歷史寫出來以後，使得那些“亂臣賊子”都感到害怕。因為它是用正定名分的觀點去寫的，想把變革了的社會現實改正過來，恢復舊秩序。孟子吹捧他，說孔子寫《春秋》去改正被紊亂了的名分，這是在代替周天子行使最高權力——去鞏固奴隸制的統治。所以，這是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書特書（《孟子·滕文公下》）。

實際上，這不過是孔子的頑固立場的又一表現罷了。

這也是孔子所說的“仁”的工夫。

孔子所說的“德”——“為政”要“以德”，也並不是要對被奴役的勞動人民行德政，只有在奴隸主階級內部，才行所謂德政。《荀子·禮論》：“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這個“有”字，古代同“域”字，這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當時居住在城市裡的，主要是士君子——大大小小的奴隸主，而民——奴隸，大都住在城外。當時所說“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左傳》僖公二十五年）。這“中國”是指“國中”，即城內。這也就是說：德只能施於住在城內的大小奴隸主；而對住在城外的被奴役的勞動人民，卻只能施刑罰。用鞭子去對付勞動人民，這就是奴隸主的“德政”！

孔子認為，“仁”還包括“智”——知識。他竭力鼓吹“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這就是說：奴隸主“聖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隸們不過是下等的奴才。一個是絕對的智慧，一個是絕對的愚蠢，這兩個階級是無論怎樣也不能改變的。所謂天才的知識是從那裡來的呢？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論語·季氏》）。認為“聖人”的知識是天生的，不是來自實踐。孔子就是這樣赤裸裸地主張唯心論的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的反動謬論的。

所以孔子十分看不起生產勞動。他的學生樊遲要求學習農業勞動知識，孔子很生氣，他說：這是奴隸們幹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罵樊遲是“小人”（《論語·子路》）。勞動人民怎樣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耘田的老農看到孔子，說他不過是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只會過不勞而獲生活的寄生蟲（《論語·微子》）。這是對孔子的最正確的評價。

孔子講了許多“仁”，但是他將奴隸等被奴役的勞動人民排除在“仁”之外。在他看來，奴隸們是只能供驅使、被奴役的，決不能讓他們知道任何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他辱罵他們是“鳥獸”，是那些奴隸主貴族老爺們不屑為伍的（《論語·微子》）。他特別輕視婦女，認為不論男奴隸也好，女奴隸也好，都是很難畜養、很難對付，也是不可以親近的（《論語·陽貨》）。他認為：在奴隸主中間，可以有不仁的人；而在奴隸和被奴役的勞動人民中間，則是根本不可能有仁者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

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說“仁者愛人”，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他並不是要愛一切人（包括奴隸），他所愛的，僅僅只是奴隸主階級。他也講“泛愛眾”，好象是要普遍地愛大眾了，其實，當時的“眾”字，因為社會變革，已經不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那樣，還有奴隸的含義，而只是指“君師”、“群臣”了（《禮記·曲禮》鄭玄注）；所以，他所愛的仍舊只是奴隸主階級。

毛主席指出：“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們千萬不要上孔子的當，儘管他說了不少漂亮話，什麼“治親”呀，“報功”呀，“舉賢”呀，“使能”呀，“存愛”呀，這些“仁政”，都只施於奴隸主階級內部，而“民不與焉”（《禮記·大傳》）——奴隸們是不在其內的，他們是只能被奴役、被鞭撻、被屠殺的。

從上面簡單的分析，可以看出：儘管孔子滿口“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戳穿了看，他的思想，都是為正在崩潰中的奴隸主貴族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當時，反對孔子的儒家，站在封建階級的進步立場的是荀子，以及他的學生韓非等法家。先秦儒法兩家的鬥爭，是當時階級鬥爭在思想戰線上的表現。這方面，我已經專文闡述（《紅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這裡就不再多談了。

孔子在當時，是站在正在崩潰中的奴隸主貴族的立場上，反對新興的封建勢力；他的思想的實質，是要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論證勞動人民只能被剝削、被奴役、被統治。用一句話說，他就是要論證“剝削有理、造反有罪”。因此，後來的剝削階級，不管是封建地主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當他們還沒有取得統治地位的時候，可以反對孔子，喊“打倒孔家店”；一旦他們取得政權，成為反動的統治階級之後，卻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來欺騙勞動人民，為他們自己的反動統治服務。所以二千多年來，孔子一直被他們尊為“至聖先師”。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才能揭穿孔子的反動本質。

毛主席教導我們：“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分析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看在當時歷史發展的條件下，他是站在進步階級方面，主張革新呢，還是站在反動階級方面，主張保守。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推動歷史不斷向前發展。我們要肯定的，只是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東西，對反動的、保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決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動思想，對參加現實的階級鬥爭，特別是對抓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是會有幫助的。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