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我們還不知道；有些事情，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能夠知道。

1901年6月3日（農曆四月十七），張作霖派人將懷孕八個月的妻子趙春桂和女兒從八角台胡家窩堡張景惠家接送到桑林鎮東的詹家窩堡趙明德家（趙明德是張作霖妻趙春桂的堂侄，張學良的表兄），途中，在顛簸的馬車上，趙氏產下了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

張學良與他的父親張作霖，是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兩個人。

在民國政治人物中，最堅決反蘇反赤的，前有段祺瑞，後有張作霖。1920年6月，段祺瑞的皖系在直皖戰爭中被擊敗，自此，張作霖取代段祺瑞，成為蘇聯在中國的頭號敵人。

造化弄人，民國反蘇反赤第一人張作霖，冥冥之中卻與共產黨有着不解的淵源：他有一個創立了中共的義弟，還有一個親蘇親共，打骨子裡信仰共產主義的兒子。

中共兩位創始人，李大釗被張作霖處死，陳獨秀是張作霖的義弟。

1902年，八角台保險隊被新民府知府陳衍庶（字昔凡）收編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擊馬隊，保險隊首領張作霖被任命為馬隊幫帶（副營長），不久，少年喪父的張作霖拜陳衍庶為義父。陳衍庶因膝下無子而過繼哥哥陳衍中的次子陳獨秀為嗣子，這樣，張作霖成為陳獨秀的義兄。1902年至陳衍庶1909年離開奉天返回故鄉安慶期間，陳獨秀本人多在日本和安慶，因此，張作霖與陳獨秀交往機會有限。為“革命事業”奔波的陳獨秀很少顧家，其1898年出生的長子陳延年和1902年出生的次子陳喬年長期由陳衍庶養育，張作霖、少年張學良父子與延年、喬年二兄弟有較多的接觸機會。

註：一說招撫張作霖的是陳衍庶的結拜兄弟增韞，1902年的新民府知府也是增韞；另說陳衍庶、增韞為前後任的新民知府；還有說增韞任新民府知府（從四品）時，陳衍庶是管轄遼陽、新民的道台（也叫道員，正四品），是增韞的上級。很可能增韞、陳衍庶都參與過對張作霖的招撫、收編，並都擔任過張作霖的上司。

張學良懂事後也許未見過陳獨秀，但這位義叔對張學良的思想卻有着不小的影響。陳獨秀三子陳光美（生母為高君曼）在1992年清明節的祭文《陳獨秀，對不起此生不敢做你的兒子》中寫道：“少年張學良從小也很反叛，對父親張作霖的一些行為極為不滿，對叔叔陳獨秀的家國情懷則非常敬仰，對叔叔創建的中共也充滿了好感。據說，張學良進入東北軍後還想找叔叔之子延、喬兄弟（陳延年、陳喬年）加入中共，後來蔣介石殘忍殺害延、喬兄弟，在一段時間內，張學良認為蔣介石‘可惡至極’。。。”

1915年5月9日，中日簽訂《中日民四條約》，袁世凱政府將5月9日定為國恥日，並通過報刊和外交渠道將消息透出，隨後，全國各地爆發了抗議“二十一條”、抵制日貨活動，少年張學良也參加了奉天省的示威遊行。

註：1915年1月日本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共五號二十一條，在《中日民四條約》中，大致含一至四號中的十一條。

參加反對“二十一條”運動，“是張學良從事反帝愛國事業的起點”。張學良自述：“及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頗受刺激，因是彼時即欲立志為國家做事。”（楊景華《張氏父子》）。自這次遊行起，敵日、仇日情緒貫穿了張學良的一生。

很多人心中都會有一個難解的疑團：張學良為什麼一直不抵抗？九一八時命令瀋陽駐軍不抵抗，坐鎮錦州時再次不戰而退，日軍兵進熱河時依然不部署抵抗，任由一百多個鬼子占領了省會承德。。。為什麼剛屆而立之年的張學良沒有展現出一絲一毫男子漢的血性？為什麼日軍一次次近在眼前的時候，極端敵日、仇日的張學良始終不抗日？為什麼到了遠離日軍的陝北，張學良又死活要抗日了？本系列文章將給您一個圓滿的答案。

1916年春，15歲的張學良奉父命和19歲的于鳳至成婚。同年（也有說是1917年）7月-9月間，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在景佑宮的網球場和手球場建成，張學良成為網球場的常客，後來，他又常來這裡，或打乒乓球、羽毛球、高爾夫，或學習跳舞、下棋、游泳，提高英語。1917年，張學良正式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稍後又成為該會會董。介紹張學良加入奉會的是周大文、杜澤先、王少源等人。王宗承（字少源）是民國名醫，時任27師（師長張作霖）軍醫處處長，治好過少年張學良綿延數月的肺病，他在業餘時間兼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當時總幹事是美國人普萊德）；杜澤先也是一位醫師，周大文是張學良的結拜兄弟，周、杜二人都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的當事人，事件發生時，周大文是大（元）帥府秘電處長，杜澤先是張作霖的隨身醫官。

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對張學良的成長和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義，“張學良早年接受的西方啟蒙教育，就是在奉會完成的。”（遼大歷史系武志華語）；許多出自奉會的進步青年，後來成為張學良的高級幕僚、智囊、摯友、左膀右臂，如閻寶航、王卓然、高崇民、王化一、杜重遠、盧廣績、鞏天民等等。資料顯示，張學良的這些摯友們，以及蘇子元等人，在20年代把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建設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北方的重要基地、據點之一。

1916年，正就讀奉天兩級師範學校（東北大學前身，當時東三省最高學府）並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兼職幹事的閻寶航結識了小他6歲的張學良，二人經常一同參加奉會的各項活動，結成“一生摯友”。也有說法稱，閻寶航是在1918年，與張璞山、關純厚、韓淑秀（郭松齡妻子）創辦奉天貧兒學校（1918年4月）前後結識張學良的。

閻寶航是解開張學良真實身份的重要鑰匙。

如今，閻寶航秘密共諜的身份已人所共知，但仍有一個誤區：把閻寶航當作一個中共密諜。閻寶航不是中共安插的，中共也不是閻寶航的服務對象，1937年以前，閻寶航與中共中央之間沒有組織隸屬關係。閻寶航不是中共間諜，閻是一個蘇聯-共產國際間諜；誰能說說，閻寶航的間諜生涯為中國做了什麼貢獻嗎？nothing！但是，對蘇聯，閻寶航卻有四項突出而巨大的貢獻：

一、偽造《田中奏摺》。中東路事件（1929年7月~1929年12月）期間，為抵銷蘇聯侵略東北激起的中國反蘇輿論，張學良、閻寶航等與共產國際共同炮製了《田中奏摺》，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屆太平洋會議上，中國代表閻寶航拋出了仿造的《田中奏摺》，奏摺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語句深深刺痛了無數中國人的神經，中國的反蘇情緒迅速被反日狂潮淹沒，之後，中日之間不再有信任基礎，仇恨之結再難解開，兩國矛盾不斷激化，一步步走向了局部戰爭、全面戰爭。

東北軍與蘇軍激戰之時，張學良、閻寶航正在與“對手”合作炮製《田中奏摺》？！天哪，這是天方夜潭嗎？！

不！“中東路事件”本就是張學良與蘇聯共同導演的雙簧。蘇聯和張學良通過“中東路事件”，一箭多雕，達成了多個目的，其中包括跨過國民政府，使蘇聯的中東鐵路特權得以延續，使中東路得以避免被民國政府談判收回或贖買。在中東路事件中，張學良故意犧牲，借蘇聯之手殺死了非其嫡系的東北軍第15混成旅、第17混成旅兩部數千名官兵，包括第17混成旅長韓光第、副旅長魏長林，兩名團長張季英、林選青；在兩旅與蘇軍激戰期間，張學良不援一兵一卒一槍一彈，第15混成旅最終彈盡無法再戰，數千人被俘；雙方停戰後，張學良又將被蘇軍釋放回東北的第15混成旅旅長梁忠甲謀殺滅口。梁忠甲是前奉系二號人物，東三省邊防司令長官吳俊升的鐵杆心腹，“灤州兵變”時狙擊叛軍有功，使郭松齡最終敗亡，並使張學良代父上位的時間被推遲了兩年半，推遲到了皇姑屯事件之後（奉系一、二號人物張作霖、吳俊升在事件中同時被爆炸謀殺）。關於中東路事件真相，我還將另文專述。

《田中奏摺》是張學良情報組與蘇軍戰略情報人員的共同傑作。參與偽造《田中奏摺》，成功預判日本侵略步驟的蘇方戰略專家，很可能是中東路事件時的遠東蘇軍最高指揮官、蘇聯遠東軍魂布柳赫爾，或布柳赫爾的重要助手兼情報負責人，日後以死守斯大林格勒而聞名於世的崔可夫。

註：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1929年前後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員、共產國際遠東軍事負責人，布柳赫爾就是讓蔣介石一直念念不忘，讓北伐軍諸多將領深為折服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當時在遠東特別集團軍負責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崔可夫也曾兩次來華擔任軍事顧問。

二、在《田中奏摺》基礎上，將日蘇戰爭轉換為日中全面戰爭，使日本無暇、無力進攻蘇聯。閻寶航與張學良的其它幕僚王卓然、杜重遠、高崇民、盧廣績、王化一等人，長期狂熱地進行反日、抗日宣傳，煽動中國政界、軍界、民間的敵日、仇日情緒，煽風點火，刻意激化中日矛盾，他們不是以身作責，讓自身所在的東北軍、率先負起抗日責任，而是鼓吹“全國抗戰論”，極力將中日兩國拉入全面戰爭，將日本一直計劃、準備中的日蘇戰爭轉換為日中戰爭，以犧牲中國來使日本深陷中國，無暇、無力入侵蘇聯。

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斯大林變日蘇戰爭為日中戰爭的戰略規劃得以變成現實。斯大林的戰略夢想，是閻寶航、張學良，張學良的其它助手們，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其它成員、間諜們合力實現的。

三、1941年6月中旬，將得自于右任、孫科的德國將閃擊蘇聯情報轉告蘇聯。

四、1944年夏、秋（或1945年8月前），將關東軍在東北的詳細部署情況，包括陸、空軍的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人數以及將領姓名等詳細情報，報告蘇聯，為蘇軍橫掃關東軍立下大功。

身在抗戰大後方重慶，遠在千里之外的閻寶航怎麼會得到關東軍的詳細情報呢？官方說法是，情報是閻寶航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借閱得到的，這份情報的存在，是第三廳副廳長鈕先銘透露給閻寶航的。這個說法是為遮掩閻寶航、張學良的真實身份而編造的謊言。抗戰結束前，國民黨可曾有效統治過東北？沒有，一天也沒有，東北的實際統治者是張學良，國民政府沒有獲得這一情報應有的情報體系和人脈資源，不會先於張學良系統得到這份情報，這份情報真正來源，應該是閻寶航的前東北同僚，“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安插在偽滿洲國的高級潛伏官員，張景惠、藏式毅、邢士廉、於鏡濤等人。

閻寶航的四大對蘇貢獻中，前二項的戰略價值遠遠大於後二項的戰術價值。崔可夫元帥在《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一書中寫道：“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

閻寶航、張學良們對蘇聯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是用中國人的血海換來的。

1995年11月1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追授閻寶航及“奉天情報組”“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勳章”，以表彰他（他們）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所做的傑出貢獻。代授勳章的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稱讚說，“閻寶航的功績可以同蘇聯著名的情報人員佐爾格相媲美。。。閻寶航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

這不是對友人的授勳，這是對自己人--前蘇聯間諜們的嘉獎；對閻寶航的授勳，就是對張學良的授勳，俄羅斯無法赤裸裸地直接對張學良授勳；葉利欽嘉獎的“奉天情報組”，就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共產國際間諜團。

閻寶航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卻是中國人民的巨大災難。

將閻寶航安插入國民黨的，不是周恩來，而是張學良。閻、周二人首次見面是在“七七事變”後的1937年8月，周恩來與朱德、葉劍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國防會議期間。而在1929年11月，閻寶航、張學良就已經與蘇聯合作炮製、拋出《田中奏摺》了；張學良從1934年5月開始為閻寶航布局，閻先擔任蔣張合辦的四維學會理事，7月成為蔣介石、宋美齡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書記，10月，閻寶航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至此，張學良把閻寶航安插到了國民政府核心軍事部門，安插到蔣介石身邊，閻成為連戴笠（戴與張學良也是結拜兄弟）、徐恩曾、賀衷寒等軍統、中統特務頭子也要“高看一眼”、“禮讓三分”的人物。

閻寶航是一個蘇聯-共產國際間諜，閻寶航的真實身份，就是張學良的真實身份。

中共不是蘇聯在中國的唯一代理人系統，張學良是與中共並行存在的蘇聯代理人（之一）。中共是公開、明面的蘇聯代理人，而張學良則是隱秘的在暗處左右中國政局的蘇聯代理人，直到西安事變時，張學良、閻寶航的真實身份都不為中共中央所知。中共建政後，閻寶航得不到毛澤東和中共的信任，未授軍銜，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反黨集團成員，慘死秦城，不留骨灰，原因就在於，他不是中共自己人，是中共系統外的蘇聯和共產國際間諜。

大致在1919年7月，楊卓從蘇聯來到東北，被黑龍江督軍孫烈臣任命為國防籌備處調查員。楊卓生於北京，是個孤兒，少年時被一位沙俄將軍帶到俄國，楊卓在俄國時的名字叫包青山。1917年5月，包青山加入蘇共，1918年春至1919年春，包青山任高加索一帶蘇聯紅軍中國營營長，率部與白衛軍作戰，戰功卓著，1919年5月，返回中國前，包青山及所部中國營戰士得到列寧親自接見。1920年1月，楊卓被張作霖委任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部參議、呼倫貝爾盟鎮守使署外交顧問，之後又歷任中俄會議奉方代表、奉俄會議委員及主要談判代表、中東路護路軍滿站旅參謀長、外交處長、中東路五人監事會少將監事等職，是東北首屈一指的俄國通。在1924年的奉俄談判中，楊卓涉嫌勾結蘇聯，矇騙張作霖簽約。楊卓使張作霖相信，蘇聯駐華全權大使加拉罕同意接受張提出的簽約“三原則”：停止援助馮玉祥，停止在東北的赤化宣傳，在中東路的財物和債務上照顧奉軍的利益。9月，經張作霖授權，奉方代表鄭謙與蘇方代表庫茲涅佐夫簽訂了《奉俄協定》。簽約後，蘇聯沒有遵守“三原則”中的任何一條，張作霖遂回報以更猛烈的反蘇反赤行動。大約在1927年1、2月間，楊卓被張作霖秘密處死。

註：關於楊卓的經歷，來到東北的時間，死亡時間、原因，都有多種不同的說法。

張學良與楊卓可能相識於1919年底或1920年初，兩人應該有較頻繁的接觸，並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據楊卓嫡孫楊剛的祖母（可能是楊卓兩個中國妻子中的大夫人白孟申女士）說，當年，張作霖父子，以及中東鐵路和東省特別區（中東鐵路附屬區）的兩位重要官員於沖漢、張煥相經常來楊卓家串門；楊家還藏有楊卓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等人的合影（可能已在文革時被楊卓父親銷毀）。這位當過遠洋水手，遊歷四海，閱歷豐富，英語說得比俄語還好，氣概不凡、果決堅毅的蘇聯戰鬥英雄對年青的張學良一定頗具吸引力。楊剛在其所著《家殤：奉俄外交與哈爾濱「楊卓事件」之謎》一書中說，“當作者輾轉將精心收集的有關楊卓事件的史料交給晚年的張學良時，這位楊卓昔日的好朋友，沉默不語……”楊卓這個名字，應該觸及了張學良內心深處不能言說的秘密。楊卓很可能是張學良最早的共產主義引路人（之一）。

1918年9月，徐世昌總統特任奉天督軍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1919年3月，張作霖重建清亡後停辦的東三省講武堂（清末三大軍校之一），並將其更名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19歲的張學良成為講武堂第一期學員；1918年中，廣東軍政府韶關講武堂中校教官郭松齡（字茂宸）返回東北發展，任督軍署少校參謀，次年3月，郭調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成為張學良的戰術教官，張、郭相識後很快成為莫逆之交。

張學良、郭松齡的關係超乎尋常，極為密切，親密到了什麼程度呢？張學良本人對部下一再宣稱：“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以樹立郭松齡的權威；張作霖曾對張學良說，“你對郭茂宸除了老婆不給他睡，什麼都可以給他”。同樣親蘇親赤敵日，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高度相同，是張學良、郭松齡迅速走到一起，並幾乎不分彼此的根本原因。而楊宇霆、張宗昌之所以成為張學良必欲剷除的對象，則是政治立場截然相左的結果。與楊宇霆、張宗昌的政治立場高度接近，反蘇反赤親日的張作霖，與兒子張學良的政治立場，根本無法調和。“今生父子，前世冤讎”，張氏父子之間早晚要有一個人倒下，相對仁厚，信奉中國傳統道德的張作霖的死亡幾乎難以避免，而且，他的身邊已布滿了張學良的人。

郭松齡因“郭松齡反奉”而被記入史冊。1925年11月，在共產國際（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共產國際中國北方領導人李大釗）策動下，郭松齡與另一位蘇聯的中國盟友馮玉祥秘密締約，發動“灤州兵變”，差一點推翻了張作霖，“灤州兵變”即“郭松齡反奉”。“灤州兵變”實際上是張學良、郭松齡一暗一明共同發動的，郭松齡的權力完全來自張學良，他沒有能力撇開張學良單獨發動“灤州兵變”。兵變的奉系精銳--京榆駐軍司令為張學良，副司令為郭松齡，該軍的軍官，都是吃“老張家飯的”，要麼忠於老帥張作霖，要麼忠於少帥張學良。忠於張作霖，不願附從起事的趙恩臻、高維岳、齊恩銘、裴春生等30多名軍官被送往李景林處看押後，餘下的軍官，基本上都是張學良本人一手提拔起來少壯派，沒有張學良的暗中許可、支持，郭松齡無力扣押忠於張作霖的軍官，也根本指揮不動這支部隊。

郭松齡、張學良發動“灤州兵變”的原因不是張作霖勾結日本，企圖賣國；也不是張作霖賞罰不公，薄待郭松齡。獲得督軍職務的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四人，功勞、資歷都高過郭松齡，雖然沒有授予郭督職，但把奉軍最精銳的部隊交給張學良、郭松齡指揮，而讓楊宇霆、姜登選只帶少數部隊南下蘇、皖赴任，這是薄待郭松齡嗎？兵權和督職？哪個更重要？為什麼兵變？因為堅決反蘇反赤的親日派張作霖是蘇聯在華的頭號敵人，張作霖的政治立場是蘇聯無法容忍的，也是其時已加入共產國際的郭松齡、張學良無法容忍的，推翻張作霖是蘇聯和張、郭的共同選擇。關於“灤州兵變”，本系列後文還將再述，更多詳情及分析，還可參見“張學良弒父調查（上）”一文。

郭松齡及夫人韓淑秀在兵變失敗後即被殺，二人的真實身份沒有機會充分暴露。但郭松齡與張學良培養了另一個蘇聯代理人盛世才。盛世才是郭松齡、韓淑秀夫婦乾女兒邱毓芳的丈夫，1923年，經郭松齡推薦，在張學良、郭松齡軍中任上尉參謀的盛世才被奉系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公費留學深造。1925年11月，盛世才從日本回國，協助郭松齡發動兵變。郭松齡敗亡後，盛世才逃回日本，繼續學業，27年回國，入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賀耀祖部。1930年10月，盛世才被安插到新疆，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上校參謀（時任督辦為金樹仁）。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力量的全力幫助下，1933年4月，入疆僅2年半的盛世才取代金樹仁，成為新的新疆督辦，不久，盛世才控制全疆，成為著名的“新疆王”。為扶植盛世才，蘇聯紅軍甚至至少二次入疆作戰，幫助盛世才擊敗其主要對手馬仲英、張培元，蘇聯“紅八團”還駐紮哈密，為盛世才扼守新疆東大門。

蘇聯從未用直接出兵越境作戰的方式幫助過它在中國的其它代理人或盟友，蘇聯不顧國際影響，破例、傾力幫助盛世才，說明盛世才是蘇聯可靠的“自己人”。盛世才極可能在東北軍時期，就已秘密加入共產國際，成為了蘇聯的“自己人”--聯共黨員。或者說，在25年底“灤州兵變”時，張學良身邊應該已存在了一個聯共黨員支部，其成員包括：張學良、郭松齡、韓淑秀、盛世才、閻寶航（閻寶航也介入了灤州兵變）等。

不晚於1941年5月，斯大林決定全力扶持毛澤東，盛世才在代理人之爭中失寵，前途未卜；6月22日，德國閃擊蘇聯，蘇軍一潰千里，盛世才開始向國民政府、蔣介石靠攏以尋求自保。5月8日，盛世才逮捕了深知其底細和真實身份的東北同鄉，張學良的重要幕僚，另一位共產國際間諜杜重遠並長期關押，1943年9月秋，在向國民政府移交新疆前，盛世才將杜重遠秘密處死滅口。

化身愛國民主人士、愛國民主實業家的杜重遠，是張學良共產國際間諜網的重要成員，杜重遠與閻寶航共同致力於將中日引向全面戰爭，並曾參與西安事變。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這位“抗日”的極力鼓吹者，沒有出現在抗戰的前線，1939年1月，應盛世才之邀，杜重遠以建設抗日大後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遠離抗日前線的新疆，同時也踏上了人生的不歸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