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了不起的人。這個很容易被承認，因為嘗一嘗就知道了。

發現真理就不像吃螃蟹那麼容易被承認了。

一是因為人們由於受着習慣勢力的影響和認知能力的限制，大多數人對自己不理解的東西總是取懷疑、拒絕，甚至是反對的態度，尤其在涉及到眼前利益的問題時，就更是如此。

二是因為對真理的驗證需要過程，而這個過程誰也不知道可能會有多長。

因此，從來的先知先覺者都是孤獨的，因為他們的思想和主張總是超前於常人。這樣就導致他們在當時往往因為不被人理解而遭到嘲笑和反對，要等到這些人被失敗的挫折教訓之後--這也許等上若干年--才有被接受的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原因。

可惜世上有許多事情，等到被多數人理解和接受的時候，已經無法挽回了。

毛主席就是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因此他的許多“防範於未然”的思想理論也不例外。

對毛主席的不理解，貫穿於毛主席的一生。這種不理解，使他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飽受磨難，也使得中國革命數度遭到危險的挫折。

在湖南農民運動的問題上，在“井岡山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上，在“農村包圍城市”的問題上，在支部建在連上等等許多的問題上，毛主席的意見都是跟中央相左的。但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長征時期的四渡赤水是中國戰爭史上的神來之筆，也是毛主席戰爭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但在當時毛主席第三次提出渡赤水就遭到了與會的二十多位將領的一致反對。然而，形勢的發展不出毛主席所料，遂收回成命，同意三渡赤水。

黃克誠將軍在對毛主席的評價中還說過這麼一句話：當時毛主席比我們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連自己領導層都搞不懂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何況蔣介石!

蘇德之戰到最艱苦的1942年時，毛主席遠先於其他國家的統帥，於10月發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在文章中作出了這樣的預言，並且還準確地預見了蘇軍反攻的時間和地點。他對國內戰爭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變化等等的預言，看看他在《毛選》中對許多戰役的決策計劃，你不能不驚嘆他的預言之准，竟無一落空。

再比如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就預見到“因為勝利，...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而我們隊伍中一些“不愧英雄稱號”的“意志薄弱者”在資產階級的“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便提前告誡全黨要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強調地提出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但是這些意志薄弱的英雄們不認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們認為從此天下太平了，他們最需要的是享受勝利的成果。他們根本不理解為什麼古人要說“守業更難”，也不知道歷史上歷朝歷代政權更替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們對毛主席的提醒和警告是很不以為然的，對他搞的許多政治運動更是反感，對毛主席所說“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他們是根本不相信的，反而認為他是“錯誤估計了形勢”。

我毫不懷疑，如果第一代領導人今天都還健在的話，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對毛主席有新的認識。

錢學森說過：“如果丟掉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辦公室對幾位理論工作者談話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朱老總更是直接地說：“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決定總是讓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對，但事情過後，實踐證明他總是對的。”因此，他說：“就是把我一刀劈成兩半，我也不會反對毛澤東。”

朱老總說：“我們要支持老毛，老毛讀了很多書，很有知識，很有智慧，相信他一定有辦法的。”

古人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毛主席一生讀書之多，怕是十萬卷也不止。媒體報道過整理毛主席藏書一事，說從主席逝世的1976年開始整理，到新世紀之初時，已經整理了九萬一千餘冊，但是，還沒整理完。

而且大多數的書上都畫了兩個或三個圈--表示看了幾遍。每冊書裡都有批語，因為毛主席是“不動筆墨不看書”的。

毛主席在日理萬機之中讀書竟如此之多，令人咋舌。但是，僅是書讀得多並不代表就能解決實際問題。我國的歷史上不乏紙上談兵的軍事家。他們熟讀兵書，卻不能根據具體的情況靈活運用書本知識來解決具體的實際的問題。

所以，他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能把書本上的東西融會貫通，學以致用，而且運用自如。

因此，我覺得朱老總的“老毛讀了很多書”只說出了一部分的原因。

毛主席歷來強調“理論必須和客觀實際相結合”，他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

“使用”，就是用理論去指導實踐。“是更重要的學習”，就說明理論運用得是否正確那還需要實踐的檢驗和修正。想用好理論，那首先就必須真正全面地了解實際的情況。

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一貫堅持的原則。

沒有發言權，自然更不應該有決策權了。否則，前者就是胡說八道，後者就只能是胡作非為了。

調查研究，使毛主席做到了“知己知彼”。但知已知彼就肯定能做到百戰不殆麼?我以為不然。

因為能否戰而不殆，還取決於“知己知彼”之後，能否作出正確的戰略戰術的決策。

紅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與失敗就是明證。

如何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做出正確的決策而致“百戰不殆”呢?這就完全取決於決策者對事物的認識程度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馬克思對於人類有兩大貢獻，一是剩餘價值;二唯物辯證法。

實踐證明，唯物辯證法是指導人們正確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唯一正確的法則。

毛主席可謂深諳這一法則的真諦，運用起這一法則來是駕輕就熟，爐火純青。

他之所以能先知先覺，能預見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必然。就是因為他洞悉了事物發展的規律。

這使得他無論是在力量懸殊的抗日戰爭和國共戰爭的舞台上，還是在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上，表演起來都立於不敗之地，而且遊刃有餘。

他完全是在他的“自由王國”里“閒庭信步”。

因此，他先知先覺的原因應該有三：一是博覽群書;二是調查研究;二是學以致用。

毛主席在他的哲學名篇《實踐論》中有這麼一段話：“倫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倫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毛主席是不是這樣“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的人呢?

我想，他一生的實踐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這樣，他的許多比別人超前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意見在一個階段或一個時期內不被人理解甚至反對，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因此，他的思想，壞人反對，是出自本能的害怕;好人反對，是因為自己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