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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後一位大右派林希翎女士2009年9月21日在巴黎病逝，享年74歲。林希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關押十五年，後在上世紀80年代到法國定居，晚年希望落葉歸根未被允許。2010年歸葬在故鄉—地處浙東的溫嶺。
林希翎作為基督徒，對欺騙和謊言深惡痛絕。她晚年的部分評論和回憶：
我在看守所里醒來全身都是烏青
我是人民大學的學生，還有一個譚天榮，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我們兩個被認為是大學生當中的右派領袖。所以毛澤東特別點名，在毛選五卷里有。當時是開除學籍，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當時沒有告訴你被捕了。那時做人民內部處理，開除學籍，留在學校裡面。可是他們陰謀，一年以後，大家都把我忘了，一下子半夜三更把你秘密逮捕。逮捕時他還說你違反治安，說是因為我打人，抓到北京市拘留所。當時一個學生，我永遠忘不了這個流氓，這個女人的名字，她把我打得半死，等我在北京市看守所里醒來，全身都是烏青。這樣的情況，反而說我打人、違背治安，居留五天。五天到了以後，說我不認罪，又居留15天。15天以後，就改成逮捕反革命，後來就判15年刑。
血濃於水
有些口號講得好聽，什麼血濃於水，炎黃子孫，中國人，華人… …，你整人的時候，害人的時候，什麼時候想到過血濃於水？血是血，水是水，什麼時候濃過？你把血放到水裡淡化一下罷了，這樣的欺騙宣傳，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
老百姓同情老百姓
對國內的封鎖，愚民政策，搞些什麼網民，有些根本就是網警。你說世界上還有....從中央到市、縣下邊都配備一大批網警。有些憤青的文章不就是網警寫的嗎？什麼法國佬滾出去，制裁法國，不是神經病嗎？國際上看得很清楚，包括法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每次起來為中國人權說話的，都是左派，都是民間組織，是國際上的老百姓同情老百姓。懂不懂？人家看不下去了，呼籲中共改善人權。
西藏問題
對西藏問題也是一樣，一邊談判，一邊還要罵人家，還要倒打一耙，說藏獨都是達賴喇嘛做的，完全像當年打我們右派，像過去希特勒搞過的季米特洛夫國會縱火案，完全是那個手法，專門製造冤獄。中國的統治者和那些愚昧的所謂網民，實際上的網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不了解外邊的世界。為什麼在奧運期間有人遊行示威，同情達賴喇嘛，為西藏問題叫？你想想看？我去年在美國待了9個月，接觸了各方面的人士，包括被他們打得狗血噴頭，給你搞臭的，什麼法輪功啊，這些人。共產黨有這一套，什麼罪名，什麼污七八糟的，都往你身上倒，事實恰恰不是那麼一回事情，不讓你說真話。實際上你說達賴喇嘛，本來都是他們捧出來的。過去西藏是農奴制，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族群特點。但他們出來這麼多年，在印度這個民主國家，他們整個流亡政府也實行了民主制度。達賴喇嘛水平很高，用英語講學，講經，講課，寫書。曾經我也不理解西藏問題。後來我接觸了一些普通的法國人，一些水平很高的科技人員。我就問他們，你們為什麽支持達賴喇嘛？你們是天主教國家。結果他們跟我講，他們現在反思，覺得天主教、基督教排他性很強。相反，讀了達賴喇嘛一些書，聽他演講，覺得他的宗教有寬容性，包涵性。而且他作為一個宗教領袖，一個很聰明的人，大家很佩服他。諾貝爾獎是白得的嗎？
爐邊史話 Today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圓號、軍鼓組成的鄉村樂隊，吹打着喪歌。緊隨其後的殯葬隊伍中，六位老翁肅穆得讓人側目，他們挺胸直背，卻步態僵硬。他們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銀髮被風吹起。
這些老人要送別的是，他們青年時代的偶像和難友—被稱為“第一學生右派”林希翎。為送這最後一程，前夜，他們從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趕到溫嶺市箬橫鎮。這些曾經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六七個小時的路途顛簸，有人甚至憋濕了褲子。
沒有哀號，沒有焚香，在地處浙東的溫嶺市—這個講究喪葬排場的地方，這樣的喪禮可算得上簡樸而少見。
溫嶺箬橫鎮，緊鄰着山靈水秀的雁盪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頑石歷歷。“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師布道說。安葬於此的林希翎，確如頑石一般，她是中國“終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學生“右派”。
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離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餘。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國巴黎去世，終年74歲。“頭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據林的遺願，由林希翎慈善基金會秘書長、葬禮執行人朱毅操辦，安葬於中國。但是，這份骨灰卻轉徙於故土，難得其所。
一年之後，在多方努力下，從法國歸來的林希翎長子樓信達，終於親手將母親骨灰安放於故鄉的墓室。
離開中國26年，林希翎終於與故土的青山融為一體。儘管對於這片土地，她曾說，“我看到的是一種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說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驚惶
林希翎的靈堂設在溫嶺市殯儀館。11月9日，追思會開始前，一位溫嶺當地的女牧師主持了簡短的宗教儀式。林希翎的老家人，從她的三妹到素未謀面的子孫輩，也都趕來參加。
她的遺像懸掛在靈堂的中央：一位端莊的灰發老婦，面相開闊，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又隱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這種姿態，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如墳頭那張攝於60多年前的老照片。當時她還是個小丫頭，一頂綴着紅五星的解放帽，蓋住紮成兩個小辮的烏髮，拗拗的。
儘管20多年來，林希翎遠隔重洋杳無音訊，她的親人們至今還難以忘記50多年前那場浩劫的創痛。
與林希翎頗有幾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現在家族中最年長的長輩。這個短髮健碩的村婦，噙着淚，望着二姐的遺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滿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牽連，一家人在劫難逃。母親林靜枝丟了工作，又作為反革命家屬和全家“充軍”到寧夏農場，幾乎餓死在那兒；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鍋”，沒能繼續上書，只能在農村當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頭。“我們的娘苦頭吃足，溫嶺一搞批鬥，就拿她當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萬，台上漢子揪她頭髮，頭一抬起來，就壓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憶早些年過世的母親，眼淚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繫念四年級的林希翎，響應“大鳴大放”政策，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連續發表6次演講，公然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鳴不平，大膽直言“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並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
她的話在學生當中引發激烈反響，一時成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為“學生右派領袖”。當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號召人大學生“揭發林希翎及其同黨的反動言行”。短短一個月裡，凡曾經支持或贊同，甚至僅僅同情或接觸過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劃為“右派”。林希翎說：“單單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國各地更是不計其數。”
隨着“反右運動”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嵐子監獄，開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幾個月釋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華武義農機廠，並與該廠技術員樓洪鐘成婚。兩年後，一聽說鄧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買了一張硬座火車票，隻身上北京見“鄧大人”。結果，撞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槍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組織嚴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驚恐萬分，只得儘量不讓她出門。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興奮地為二兒子取名“春臨”，認為“他的降臨是吉祥的象徵和歷史的轉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顧親人的反對，買了一張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訴。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訴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說：“經本院複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樣，林希翎作為“不予改正”的“終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證明着當年“反右運動的必要性與正確性”。
靈堂外，花圈布滿了走廊，有人送來了輓聯：“青史刺玫瑰”、“數一時剛烈，看林家二姐”。
遺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緊嘴角愁楚不己。見此，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來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說：“三姨，不用怕。萬一有什麼事，也不要覺得丟臉。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變了，她會帶給你們光榮。溫嶺是個小地方，她也會給故土帶來光榮。”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發言權”
1984年，樓信達隨母親離開中國時，只有七歲。現在，他是法國一名金融軟件工程師，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對這個不善治家務又整天埋在報紙資料堆里的母親，樓信達甚至覺得“不熟”。
“母親生前，我從沒聽她提起過去，直到她死後，才開始知道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樓信達聽了母親舊友的憶述，方始追悔。
奚紋，是林希翎當年的獄友，同被關押在北京草嵐子監獄。在監獄組織上安排的“政治學習”中，事先安插的“積極分子”輪番對林希翎進行批判，但一個接一個被林駁倒。主持人無計可施，只得領着眾人高呼口號，在聲勢上壓過她。“仿佛讓我重溫了她在北大千人大會上辯論的情境。當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紋回憶說。
當時北大千人大會也在場的錢理群，記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講話後，有人為她鼓掌，求她簽名，也不乏人轟她，甚至遞紙條辱罵她。林希翎的演講把北大內部本來就存在的兩大派系之爭推向了白熱化。在《林希翎：中國1957年右派的代表與象徵》一文中，錢理群寫道：“因為當時年齡尚小，她提出的許多問題是原來沒有想過的，一時也想不清楚”，“但對那些轟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覺得有違北大的民主傳統”。
林希翎慈善基金會秘書長朱毅，曾牽頭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為林昭收集史料的過程中，他發現林希翎是“反右運動”中一個繞不過的“風暴眼”。
朱毅採訪北大學生張元勛，張說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講壇的風姿，就學起她的聲調和語氣，儼然被林希翎當年的氣場所征服;之後，從林昭的戀人甘粹那裡，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講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奪走了話筒和稿紙後，甘粹嘴裡還不住重複林希翎的話：“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發言權。”
歸葬北京
在林希翎過世的當天，朱毅還和她通了電話。與身在北京的朱毅聯絡，幾乎成了林希翎最後一年的日常活動。
朱毅習慣稱呼林希翎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點25分(北京時間)，巴黎正是晚飯時間，朱毅就如常給林希翎掛了個電話。“大姐打電話，總是讓我放下電話，她回電。她說，你沒有錢。而她自己的生活來源，僅僅是法國政府發放的500歐元救濟金。每個月打打電話就花去400歐元。”朱毅說。
但是那天，林希翎卻抓着電話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說。電話那頭沉重的喘息，分明聽出日漸嚴重的肺疾給她帶來的痛苦。
她斷斷續續地訴說着憂慮：兒子工作的落實，找錢理群寫悼詞，還有“能不能讓我回北京”……朱毅覺察到不對，但那頭的聲音已經微弱下來，只能艱難地捕捉到“統一……普世……兩岸”幾個字眼。隨後，任朱毅在北京的電話前疾呼“大姐，大姐”，電話那頭，卻再無人回應。
第二天早晨八點零五分，朱毅接到樓信達電話，獲知林希翎已經在巴黎與世長辭。樓信達檢點母親的遺物，打開她身處巴黎九十四區公寓的冰箱，只有兩個蛋和三個西紅柿。
“‘能不能讓我回北京’是什麼意思?”朱毅當時沒有回過味來，直到之後在雜誌上看到原中國人民大學紀委書記王前說，“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進八寶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歸葬北京。
在林昭銅像前舉行迎林希翎骨灰儀式”的計劃，在朱毅的腦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會，正是由他擔任秘書長，主要為當年的北大難友籌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嚴正學家暫時安頓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慮到其中的壓力，朱毅還是聽從樓信達的建議，讓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溫嶺老家入土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樓信達飛抵國內的消息後，就讓林希翎慈善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書瑤知會了北大和人民大學。這一來驚動了北京的公安部門。“他們沒有理由來阻撓，但叮囑千萬要低調。”朱毅說。
“像林希翎這樣一個人，在我們這個地方絕無先例可循。”溫嶺市黨校教師、原溫嶺市宣傳部副部長穆毅飛說。這位天天出現在台州電視台評點新聞的當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會。溫嶺從屬台州，“台州式硬氣”因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而為世人所知。
整個儀式進行得按部就班，幾乎沒有受到干擾。“一不參與，二不干擾，三有所防範，就把她當做一個普通的歸僑看待”。穆毅飛這樣解讀當局的態度。葬禮當天，當地的統戰部門無人出席，穆毅飛說，“既然是普通歸僑，政府官員就沒有必要到場。”
總有人出高價讓她出來說話
這趟回國，樓信達很匆忙。他說，自己從中國駐巴黎大使館接收的5000歐元喪葬費，還來不及換成人民幣，就揣進了行囊。
樓信達現在還記得，母親在法國的家裡，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吳儀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合影，指點給人看。2002年朱鎔基訪法期間，她還作為旅法華人華僑的代表受到了接見，這是兩個“老右派”穿越般的見面。
近年來，她的聲音越來越鮮為人聞。朱毅甚至認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樓信達眼裡，這事的起因很單純。因為母親出訪美國期間，常有人來找她合影。“林大姐，你為什麼不收費?”有人從旁提醒，她還不知所然。後來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這種方式，謀個政治身份，混口飯吃。“我媽特別看不起給自己貼標籤，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請她編寫關於“五七”的歷史書。收入有餘裕，她甚至和溫州商人合夥做起生意，但事後錢款被騙。沒有工作的林希翎，為補貼家用，到處找中餐館打工，掃大街的活也幹過。
但是，“她從來不缺賺大錢的機會，總有人出高價讓她出來說話。”樓信達說早在1983年，台灣方面網羅林希翎，被她頂了回去。
1999年，法國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國政府提出抗議，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導致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無條件資助她的法國托洛茨基派的勞動人民黨，在經濟上對她“斷供”。
“她這個人有點‘傻’，完全不像一個中國人。即使在國外，也很少像她這樣直來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說話的人。”樓信達感觸良深。
入土為安
離開中國大陸整整26年，林希翎並未斬斷和故土的聯繫。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臨近平安大街的協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試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無八有：無私無欲、無怨無悔、無辜無奈、無仇無敵；有心有肺、有情有義、有肩有骨、有膽有識，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時獻上的輓聯。在朱毅看來，這也正是“大姐”的自況。
在太平山公墓的墳碑上，穆毅飛為林希翎選定的墓志銘，深得家屬的認同。這是她生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說的一段話：“我在中國看到的是一種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說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與任何當權者都難以合作，是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幸運的是，在民間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謝上蒼，在我九死一生之際，總會派出天使，將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無怨無悔，將身上的十字架背負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這是我媽一生的寫照。”樓信達說。
在牧師的禱告聲中，冷風掃過墳堆。六位“五七難友”一一抱過林希翎的遺像，若有所失。他們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齡的葉光庭，已經88歲，而年紀最小的葉孝剛，也已70歲。“你們世人要歸回，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牧師誦念着《聖經》，老人們則在風中戰慄。
墓碑上，林希翎和樓洪鐘的名字，一紅一黑。事前，樓信達徵求父親樓洪鐘(林希翎前夫)的意見。這位出身浙江農村的知識青年，當年因崇拜林希翎而與她結婚，如今希望死後能安葬於林希翎的旁邊。
“沒有什麼比在故鄉入土為安更好了。”朱毅對着林希翎的遺像，深鞠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