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此文的结论相当符合经济学原理。

宏观经济学在阐述减收入税与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关系中，重要的论点是：减收入税可以增加日常消费，消费增加能刺激生产和经济增长，加大生产就会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从而增加新就业人们的收入。而新就业人们的收入增加又可以增加消费、刺激生产、提高就业率，....,进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这里面的第一步【减收入税可以增加日常消费】却对富人减税无效，因为富人的日常消费几乎完全不受减少收入税的影响。他们只是把收入税减少的钱存银行或投入股市...等，对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几乎毫无影响。

研究证明，对富人实施减税只会加剧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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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在决定如何支付新冠救助造成的赤字时，不用担心对富人增税会损害其经济。伦敦国王学院大卫·霍普和尤利安·林伯格发表在The Conversation上的文章指出，对18个发达经济体的新研究表明，过去50年对富人实施的大规模减税，加剧了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或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这证明给富人减税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发现，为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激烈辩论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在这场辩论中，一方声称，对富人增税可以增加收入，减少不平等，另一方则认为，对富人减税是实现经济繁荣的最佳途径。

数据表明，对富人降低税收几乎不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这也支持了对富人增税，以帮助修复疫情后的公共财政，在经济上是有充分理由的。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对富人增税重新提上了政治议程。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承诺要提高高收入者和企业的税收。在英国和德国，要求征收财富税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考虑到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损害，让最富裕的人来帮助买单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支持。但同样也遭到了那些坚持认为低税收对刺激经济至关重要的人的反驳。

对富人实施低税会造成了效率优势的观点，是之前减税政策最主要的论据。下图显示了一个新的综合指标，该指标通过结合对富人征收的最重要的税(包括最高收入税、资本税和遗产税)来衡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对富人征收的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立法对富人进行了重大减税。例如，里根在1982年和1987年的两次减税大幅降低了最高税率。在英国，对富人的税收在撒切尔政府时期大幅下降，并在1979年和1988年大幅减税。

富人税收的下降与不平等的加剧相吻合，尤其是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如下图所示。这种趋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最为严重。美国确实引人注目，超过五分之一的税前国民收入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个人。

对富人征收低税几乎没有经济好处

我们的研究比较了在特定年份，通过重大减税法律的国家和没有通过重大减税法律的国家。例如，我们研究了1987年税制改革后的澳大利亚，和1982年减税后的美国的经济结果，并与与那些没有同时对富人减税的国家的经济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们对1965年至2015年期间经合组织(OECD) 18个成员国针对富人的每项主要减税措施进行了类似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在实施重大减税政策的国家，最富有的1%的人在随后几年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五年后，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增加了0.8个百分点(见下图)。相比之下，在美国，收入中最少的10%的人占总收入的1.8%。

相比之下，没有发现减税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有任何显著影响。5年后，对富人减税的国家和不减税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失业率几乎相同。

富人可以支付疫情救助的账单

许多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认为，未来几年有必要提高税收，以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款，可以帮助为疫情期间出现的、政府开支和社会保障长期大幅扩大提供资金，还可以帮助解决因疫情及其经济影响而加剧的卫生和经济不平等问题。

危机过后的增税并非史无前例。历史上，对富人征税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经济灾难。疫情危机可能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大卫·霍普和尤利安·林伯格最近的研究表明，对富人实施低税的经济理由是不充分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却没有提振经济表现。对于那些支持在疫情爆发后对富人增税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