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友”陳子明

　　陳子明是我當年“土插”時的鐵哥們。我認識他差不多也有十七、八年了。他是北京老初一（初68）的學生，算起來過了大年也該三十九歲了。當年我們大約八百名北京中學生一起被“分配”到內蒙某盟某旗插隊。陳子明在某公社，我們隊在另一個公社，和陳子明他們隊有一小段共同邊界。

　　初到草原和剛來美國時的感覺差不太多。草原深處游牧的蒙古人和來自首善之區的城裡學生有着民俗習慣和語言文字上的巨大差異。蒙古草原地廣人稀，每個生產隊的直徑都在五十到一百華里之間，而人口只有兩到三百。剛到那裡時也和剛來美國來一樣，一頭扎到一個地方就不動了。

　　某旗插青多來自北京市西城區。西城區有幾所名牌中學，如師大女附中，男四，男八，第一好中學⑴等。而不少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及所屬各部委，特別是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地盤，故西城區可算是首善之區裡的首善之區。幹部多，幹部子弟也多，弄得某旗的插青中幹部子弟的比例也很大，因之消息也快。插隊四年後開始大學招生，和最初放洋留學一樣，沒有公開招考，都是內定的。大官的子女儘管很多人的老爹還沒“解放”，但到底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大都捷足先登了。

　　第二年就是張鐵生那年，正式恢復高考。我也蠢蠢欲動，找出幾本舊書翻起來。同時各隊，各公社插青之間也已開始走動。我們不時收到某隊插青傳來的邀請，於是大家提前一天抓好馬匹，第二天一早便大隊人馬長途奔襲式的去“串營子”聚會。一住就是兩三天。每次東道主都是傾其所有，使出混身解數招待來客。男生多是幾個月不曾洗澡理髮，女生倒是盡其所能地打扮得乾淨利索。雖無“論秤分金銀，成套穿衣裳”，倒也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酒足飯飽之餘就是海聊，我們的侃術就多半是那時練出來的。每回都吃得主人酒肉盡，菜糧絕方罷。記得那時我們自名為“蝗蟲隊”，隊詩就是普希金的《詠蝗蟲》：

蝗蟲飛呀飛，飛來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從此飛走無音信。

　　這種草原風格的相聚和在美國千里趨車赴約會的豪情沒什麼差別。我大約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陳子明。

　　當時插青的話題已轉入高考複習，大家多是初中生，正在惡補高中課程。常有人找出些刁鑽古怪的難題來作難大家。記得有一回用背誦《紅樓夢》裡的（“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⑵當酒令，背不出來的罰喝酒。之所以選用這首散曲做酒令，也因為不少插青的境遇和心情很有些象落難公子。陳子明那時最要好的朋友是和他同一個蒙古包的徐雲。他們倆個也最愛作東，所以大家都喜歡他們，特別願意應邀到他們那裡做客。

　　73年那次公開招考我們都因為種種原因被刷了下來。老朋友和舊情人走了不少。剩下的人倍覺友誼可貴，大家來往得更加頻繁，索性自名為孫山協會。我們那時自名的協會還有一個是馬大哈協會。插青們不肯放棄讀書，日子都過得亂七八糟，丟三落四，故有“馬協”之稱。“馬協”的事跡就是我們互相打趣的笑料。

　　74年，陳子明和徐雲都上學去了。陳去了北京化工學院，徐去了錫盟師範。我則一直留在隊裡，沒多久就聽說他們出事了。直到他們被釋放後，徐雲來我家才向我講了整個事件的細節。

　　陳徐二人關心政治，想得很深遠，分手後一直保持通信聯繫。信中當然有不少舊日的話題。一天陳子明在學生宿舍看完徐雲的來信後，忽然有急事出去，就隨手把信放在了桌子上。等他回來後發現信已不翼而飛。他是馬大哈協會的當然會員，出這種事也在情理之中。他當時就意識到要出事，立刻通知了徐雲，徐雲馬上考慮到不能牽連其他朋友，就告訴了一個他恰巧遇見的，不是很熟的女生，把消息擴散了出去。那時的公安系統也沒什麼效率，過了很長時間才逮捕他們。

　　在“四人幫”炙手可熱的年月里，他們竟然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說：“王洪文這樣的人當接班人我們不放心。”他們雙雙被判刑，陳子明送北京郊區勞改場服苦役，徐雲押回內蒙。

　　“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時適逢勞改場放假兩天。陳子明義無反顧地到了天安門廣場，並成了四名進入“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的談判代表之一。事後陳子明按期銷假，返回勞改場。等到天安門廣場“清場”完畢，公安局發出《通緝令》通緝“小平頭”時，無論如何也料不到他早已在公安局的勞改場裡幹活兒去了。所以一直也沒抓到他。

　　“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後他們才被釋放，又拖了很長時間才獲平反。然後陳子明考上了科學院的研究生，似是競選了一屆研究生院的學生會主席。後來我出國了，就沒有他的消息了。我原來估計他也出國了，但“八六”學潮，留學生千人簽名時沒有找到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還留在國內。

　　“六‧四”之後見到有關他再次被通緝的報導時我料他又回內蒙了。沒多久，仍留落在草原的朋友們傳過消息來，《通緝令》已發到旗里了。等到他被捕的消息被證實時，他果然曾逃亡回過內蒙。

　　我和陳子明失去聯繫也有好多年了，“如今扎落⑶在何處？雨散星離各走各的路。”好多當年的朋友連姓名都記不清了，但陳子明給我留的印象卻磨滅不掉。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具有現代民主思想的。我們剛認識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走進他們蒙古包，迎面柜上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那時中央剛剛開始號召學馬列著作，一般插青的蒙古包里仍是“雄文四卷”，最時髦的也不過放着一兩本如《法蘭西內戰》或《哥達綱領批判》之類的書。正當消息最快的插青里的幹部子弟開始傳播有關江青的小道消息時。陳子明的話題已經是這個社會的結構不合理，不公平和運轉得沒有效率了。

　　我閱人雖不很多，在見識的人里聰明的多半不善良，善良的又乏聰明，聰明善良的多無大志。有大志的又不誠實。我所知道的出了名的所謂“知識界精英”里就不乏此輩。但陳子明卻是個例外。他有過人的聰明，他幾乎剛進“工農兵學員”的大學沒幾個月就被捕了，到他被平反時他那屆學生已經畢業了。算來他沒怎麼讀大學課程，卻也不費勁地考進了科學院研究生院這個中國首屈一指的學府。

　　陳子明的聰明並不咄咄逼人，說起話來一語中的，卻從不聳人聽聞，也不為一些荒唐的政治概念與人爭論。道同則與謀，道不同則不足與謀而已。一次聚會中一個插青喝醉了酒大哭，嘴裡來回說着對不起革命前輩的車轤話。我們互相會心地交換一下眼色，知道話不投機。陳子明則忙前忙後地給他擦洗乾淨嘔吐的污穢，服侍他睡去，克盡地主之誼。第二天他清醒後連道對不起。

　　我們那時的草原沙龍有好幾個。有醉心於憧憬共產主義美好未來而徹夜暢談的，有組織‘讀書會’讀馬列原著而挨軍管會整的，有還沉浸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門與偉大領袖握過手的幸福回憶中的。更多的是聊馬的，某馬某次如何如何，直聊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一如留學生在美國聊車。但這些沙龍連同他們的話題都隨着時代的變化大浪淘沙，煙消雲散了。唯有陳子明仍然在他一開始就瞄準的路上繼續走着，已經走了二十來年了，而且越走越顯得他的“大方向正確”和老到。

　　記得“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後幾個舊日老友相約在我家重聚。已經獲釋的陳子明和徐雲本當春風得意才是。但他們卻絕不強人所難，特地托人轉問我是否還歡迎他們來做客。我當然歡迎！但後來只徐雲來了，陳子明又投身，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來。這次陳子明惹了這麼大的事，他的名字卻不見經傳，不為外界所知，正和我所了解的陳子明的性格是前後一致的。

　　陳子明的特點是能成事，但不抖機靈。記得那時插青們為了及早“上調”，都在不遺餘力地自我表現，但所做所為無非是大轟大嗡地幹些勞民傷財的蠢笨事以迎合上級，沒一項是真有用的，然後大吹大擂一通。出了點名的插青不能算少，但從未聞陳子明他們的名字。一次去他們那裡串營子，陳子明帶我去飲馬時指着一個倚山圍起的小水庫告訴我，這是他們幹的活兒。

　　內蒙草原乾旱缺水，在學大寨的旗號下插青們幹了好多打乾井筒子和修築引不上水的幹渠道的蠢活兒。但陳子明他們卻是在一個山坡上的泉眼外邊，利用山勢築了一道拱形壩，積蓄泉水以飲牲畜。在地廣人稀的草原，每隊只有不到五十名勞力。能抽出的備補勞動力不出四五人。而那裡落後得沒有任何機械。只靠陳子明和徐雲帶着兩三名白音牧主用鎬頭從山上刨出大青石頭，再用牛車拉到工地，然後用兩臂一塊塊抱起這些大石頭壘到壩上，其勞動強度可想而知。這個工程的設計顯然是費過心機的，而且頗解決實際問題（那裡牲畜數量大，飲一群馬或一群羊要喝掉小半水庫的水）。老鄉對此很滿意，他們的人緣也因此頗佳。這次若不是公安機關太有效率的話，那裡的蒙古老鄉肯定會再次收留陳子明避難的。

　　陳子明從不以恩怨劃是非，我們當時不管贊同過血統論的還是贊同過《出身論》⑷的，或是對來自兩方面的出身歧視都不贊成的，最後全遭了出身之累。大家一起聊天時最大的避諱就是誰也不問別人的出身，和在美國不問別人年齡以互相尊重隱私一樣。所以至今我也沒能確切知道陳子明到底出身什麼樣的家庭。他的心理絕對正常，人格沒有受到過扭曲，為人不卑不亢。總之，如果他不是出身既得利益集團的話至少和共產黨沒有血仇。用他的聰明再加上他“四‧五”英雄的履歷，只要他不拒絕招安，平步青雲的前程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從後來關於他的報導看，他終於未受招安，一直保持着獨立民間力量的本色。正當逃離海外的“精英”們的幼稚舉動貽笑大方時我又想到老朋友陳子明。如果他也能成功地逃離，斷不至如此出乖露醜。

　　不知他是否還記得當年“批林批孔”時和我討論的關於孔老夫子“吾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的對錯了。陳子明當時認為孔子這句話的態度是不負責任的。我則認為，既然“吾道不行”了，那麼既不肯屈節事人，又不肯以死相拼的辦法只有“跑之跑之，看你怎麼了之”。今日我和他的不同處境正是我們各持己見的結果。

　　憑我的經驗直覺，共產黨對陳子明這種兼具深重的社會責任感和清醒頭腦而又不肯就範者是銜恨至深，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我因此也對老朋友的命運擔憂。當我在國外過着“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牛奶麵包⑸”的日子時，那壁廂陳子明又罹了牢獄之災。記得當年的一個清晨，我和他一起步行出去找馬，邊走邊聊。我們之間談話沒有術語上的障礙。他很得體地試探着想說服我和他一起干，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奮鬥。我則苦笑着搖了搖頭：

　　這種荒唐的國家，發了瘋的民族救它何益？！中華民族是個老年性痴呆，行將就木的衰敗文化群落；除了會提當年勇外，只剩撒謊，不講理，忘恩負義和自相殘殺是它的行為準則了。你不見共產黨內外那些真為解救這個民族奮鬥的仁人志士一個個都被他們解放了的“革命群眾”整得死去活來的現實？

　　革命吃自己的兒子，別忘了《伊索寓言》裡那個救活了凍僵了的毒蛇，卻被毒蛇咬死的農夫的故事。還是《紅樓夢》裡賈探春的謁語有道理：“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你我生逢亂世，時運不濟，空負聰明。咱們還是先救自己，為個人前途奮鬥吧。有道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國家事，管他娘！如果中華民族的衰亡是其自然規律，疾似下坡車的話，就憑你我想要救它，還不是螳臂擋車。如果這個民族文化的衰亡不是自然規律的話，又何必多此一舉去救它？

　　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從此舊話題照聊不誤，但再沒勸說過對方。如今我這個蠅營狗苟只為五斗米折腰的小人已暫免凍餒之苦，陳子明這等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君子又折進局子裡去，蹲在冰冷的水門汀牢房裡啃窩頭就鹹菜，等待生死不卜的審判。近二十年的經歷證明我是正確的，眼光是看得準的，但我不僅不以此為榮，反而更加沮喪。

　　難道真的是皇天不佑中華，生了江青夫婦這對元兇巨惡為禍中國還嫌不夠，還要把陳子明這樣的熱血未盡的兒男抓盡關絕不成？！

　　──────────────────────

⑴[第一好中學即女一中，因其大門的橫扁上寫的“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女子兩字寫得太窄太近，以至於不留神會把“女子”兩字讀成一個“好”字。

⑵《好了歌‧注》全文如下：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壟頭埋白骨，今宵紅翹帳里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住日後做強粱。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抗；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⑶扎落：蒙語“青年”的音譯，泛指知青。

⑷《出身論》，作者遇羅克，文革中被處決。

⑸“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牛奶麵包”是當年共產黨預約的共產主義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