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今年先後強調“時與勢在我們一邊”，前者是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學習班開班會上說此話的，指這是中國的“定力和底氣”、“決心和信心”所在；後者是在全國對台工作會議說的。從中國領導人講話的語境來看，“時和勢”是和中國官方文件常提的“戰略機遇期”連在一起的。可以認為，中國領導人在說這句話時，其真實含義是“時間在中國一邊”。習近平在該講話中就公開宣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中，雖然機遇和挑戰對中國都前所未有，但“總體上機遇要大於挑戰”。

自去年5月中國控制住疫情後，習近平的公開講話和官方文宣在八股式的表述中，有一種過去少見的“自信”，如果說以前提到“四個自信”更多帶有虛張聲勢的成分，現在確實有點對自己的制度和做法發自內心的“真自信”。官方宣傳就不掩飾宣稱“時間在中國一邊”，連一些非官方的學者也這樣認為，甚至某些外國人士也持此種看法。比如，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去年10月在智庫米爾肯研究所全球會議上表示，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擁有更大的優勢，時間站在中國這邊，中國可能會做得更好。

當中國領導人強調“時間在中國一邊”時，一個隱含的不言自明的對象就是美國。沒有和美國的競爭，中國領導人不會作出這種判斷，並據此進行戰略調整和布局。但如何來理解中國領導人說的“時和勢在我們一邊”，它應該不是指中國在不遠之將來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的主導力量，儘管中國當局現在很“自信”，但尚未“自信”到這種膨脹程度，還是明白中美的實力差距和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楊潔篪最近在美中全國委員會的講話已表明這點。這句話的真實含義很可能是，目前的時機和未來大勢有利中國。

儘管特朗普四年的打擊讓中國的國際環境變得空前嚴峻，但他也搞壞了美國，讓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和影響力下降。雖然拜登上台後仍然繼承特朗普的強硬抗中路線，將中國樹為美國最重要的對手，在一系列議題上和中國對抗，並且要團結盟友圍堵中國，但世界已回不到過去，美國的盟友難以像以前一樣信任美國，比如，當拜登和布林肯等頻向盟友喊話和自己站在一起對付中國，默克爾和馬克龍這兩個歐洲大國的領導人就表態歐洲在對華政策上要獨立，不能和美國抱團圍堵中國。故而習近平大概相信在中美對抗中，只要中國不犯大的錯誤，堅定走自己的路，歷史將青睞中國。 

2020年12月30日，習近平與歐洲領導人一起在視頻會議上批准了中歐投資協定。此舉等於對美國孤立中國的努力進行了批評。 POOL PHOTO BY JOHANNA GERON

從近期的一些趨勢來講，似乎也有理由像中國領導人認為的那樣，“時間在中國一邊”：

（1）中美、中西疫情的對比以及美國總統選舉的亂象，讓中共大大增強了對自身統治的能力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空前信心，也大大增長了民眾的民族優越感和對中共統治的認可。

（2）三年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以及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未能如願遏制住中國，這點連前國務卿邁克·龐皮歐好像都不得不承認，他在卸任前接受採訪對未能解決中美的“棘手問題”感到遺憾。

（3）中國很可能在經濟上提前趕上美國，由於新冠疫情，美國去年的經濟下降3.5%，中國則增長2.3%，這一減一增，根據多家國際機構預測，中國有可能提前到2028年經濟總量趕上美國。

（4）中國經過42年的改革發展，國家實力已經坐二望一，今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始向“第二個百年”邁進，似乎沒有什麼能夠阻擋。

（5）中國政府已經做好了應對拜登政府繼續圍堵中國，兩國繼續對抗的內政外交準備，特別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編制了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建立內外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堅持科技自主，解決“卡脖子”難題，和日韓東盟簽署了RCEP，完成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後兩者將使中國經濟和美國的多數盟友緊緊捆綁在一起，從而使美國要在經濟上聯合盟友制衡中國，和中國脫鈎變得更困難，也在地緣政治上分化美國和盟友特別是歐州的關係。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新冠病毒引發的幾十年來首次收縮後，已恢復了快速增長的勢頭。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然而，時間真的在中國這邊嗎？習近平如此判斷是不是過於“自信”？中國當局對“天下大勢”或未來時局的認知，是否做到了徹底的清醒，還只是被當下呈現出的一些看似有利於中國的表象蒙蔽以致表現出一種盲目的樂觀？人們也有理由懷疑。

不錯，中國目前的國力看起來很強大，習就多次表述過，現在是中華民族最接近復甦的時刻，海內外的反共反習力量為此也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對中國的打擊上。隨着特朗普的下台，中國當局似乎可以宣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的崛起，拜登時代也一樣，美國要遏制住中國，估計也難。

然而，對中國這種超大型又一黨統治的剛性國家和政權而言，能夠讓中國崛起夭折的，恰恰是來自中國的內部因素，而非外部。外部也許是因素之一，但外部的作用在於催生或激化內部的危機。也就是說，當中國領導人在研判“天下大勢”時，他們可能更多注重的是外部的戰略環境以及如何去克服其中的不利因素，而對內部潛在的危險有所忽視或者雖有所察覺，但自以為能夠克服。 

一般而言，在國家無所不在的監控和強制力量面前，剛性政權是能夠做到掐滅大部分威脅其統治的各種不利事情的。然而，剛性政權也是脆弱的政權，它缺乏變通，死板一塊，儘管中共在外部壓力下，也在試着改變，在經濟上做出了某些調整，但是，它的危機處理手法太粗糙和強硬；它習慣於處理熟悉的問題，對陌生的或者不熟悉的挑戰，處理起來就驚慌失措；它能夠應付單一和局部的危機，但對多點危機的共振應對起來就笨手笨腳。

去年疫情暴發初期當局處理手法的簡單粗暴引發的全民不滿就是一個參照。應對新冠疫情對中國政府其實不陌生，2003年已經有過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然而在初期，它還是出現了很多失誤，以致不得不採取武漢封城這種極端措施，導致習近平政權和他個人的權力都受到空前挑戰。不過，這次疫情現在看來算不上危機，因為它並未引起大的經濟或社會問題。

對習近平和中共來說，未來10年內極可能發生的最大挑戰，不是社會的某一群體的不滿而對政權的反抗，而是經濟危機。中共雖然一路上是從各種危機中走過來的，但是經濟危機對中共還是一種新的沒有遇到過的危機。尤其是中國進入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體系後尚未發生經濟危機的事實，讓中國政府沒有處理現代經濟危機的能力和經驗。

改革42年來，中國沒有發生過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引起1989年社會動盪、差點葬送中共統治的物價飛漲只是中國剛進入市場邊緣出現的一場物價風波，談不上是一場經濟危機。此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順風順水，雖然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大量的失業工人，但它不是一夕之間突然出現，且被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消化掉了。

今天的中國經濟雖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然而畢竟市場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它已經跨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可以把它稱作國家資本主義，中共自身就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或者資本集團。中國在40多年的發展中尚未出現像樣的經濟危機，或許可以用幸運來解釋，這個“幸運”就在於它得益於上一輪的全球化，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沒有爆發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然而，現在中國的外部條件惡化，全球化也在改變形式和軌道。一旦經濟危機來臨，且危機的程度足夠強，若處理不善，很容易觸發和衍生其他的社會危機，這對剛性維穩機制就形成了非常強有力的挑戰。而在未來10年內，中國逼近發生危機時刻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一是中美的對抗會繼續，過去讓中國得益從而有利於將危機推後的全球化不大可能以原有樣式進行，比如“一帶一路”的縮水使得中國不得不在內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這是中國提出內循環的一個原因。

2011年，拜登和習近平在北京會面。拜登希望能在總統任期內激勵盟友建立一個針對中國帶來的經濟、外交和軍事挑戰的聯盟。 PETER PARK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二是過去為延遲危機發生而不斷寬鬆的貨幣政策終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美國的貨幣超發沒有出現通貨膨脹，是因為美元事實上的全球貨幣地位，讓世界為它埋單。但人民幣不是全球貨幣，中國不得不自己承擔貨幣長期超發的後果。

按照統計，中國這些年發行的廣義貨幣即M2數量已經遠超GDP，儘管對房地產蓄水池的作用在經濟學界有不同看法，但沒人否認蓄水池本身。大量超發貨幣流向樓市，推高房價，和中國目前一般民眾的收入水平嚴重不配備。但是蓄水池也會到一個臨界點，房價之高成為中國政府時刻擔心的“懸河”，當局為調控房價而採取的手段之嚴，措施之多，實屬罕見，目的就是小心翼翼地不刺破房價這個最大泡沫。中國的高房價是高借貸和高槓桿率的結果。一旦房價泡沫破裂，其後果比美國2008年的次貸危機要嚴峻得多，不但許多人特別是中產階級要掃地出門，銀行也會出現天量呆壞賬，並很可能演化成系統性的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

當局一直想通過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來消化高房價，拉平貨幣超發的曲線，使之延長從而最終解除危機的發生。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在統計上超過美國，由於全球化的變道和美國的圍堵，中產階級的規模增長肯定難以消化房地產泡沫，這還不論中國經濟因某種原因突然失速。

假設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圍堵超出預期，從各個層面全方位高強度碾壓中國，比如美國軍艦南海自由航行的頻率現在一點也不少於特朗普時期，美國也將加強在貿易和科技上的對中國的多邊和規則圍堵，雖然中國對此作了預防和部署，但是否能夠抵禦這種圍堵，有待觀察。台海也是一個風險源。包括台灣在內，這些壓力勢必會傳導給中國，引發中國經濟的變化，有可能惡化中國的經濟狀況，甚至觸及貨幣超發這個燃點，捅破國內債務和房地產的泡沫，引發經濟危機。

然而，中國當局似乎預感到了這方面的危機。比如，處理馬雲的企業就是出於防範風險的考慮。反壟斷警惕資本力量不聽中共的話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作為互聯網金融平台，一旦它們大到不能倒，從反面表明如果它們倒下，會造成多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所以當局現在必須把這根危機引線拆掉，但外部環境它無法左右。

可見，如果發生這種危機，雖然不應輕率斷言中共因此會倒台，但危機勢必重創中國，從而拖延發展步伐。所以，時間未必在中國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