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抓手，反覆強調前三十年的人民生活水平不高，這是出場頻率最高的“學術”或者“意識形態”工作成果。應該說，毛時代農民或者工人(還包括大批小幹部)的平均收入都不高，這是一個事實，而且在低工資水平下大伙兒的努力強度還很不低，這是另外一個事實;從這兩個事實出發——窮和累——的解釋和演繹，往往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或者新時期大腕們意識形態經營的戰略支撐點。

　　應該說，各路歷史虛無主義的經營者，要麼如同林立果“小艦隊”那樣要為可能的政變成功者生產合法性，要麼如同主流經濟學界某些大腕那樣要完成制度合法性的顛覆與肯定，這些努力方向都需要與民眾發自內心的接受與認可對接起來，由此，就需要對民眾親歷的普遍體驗和經驗，進行扭曲解釋和經營，才能夠很好地完成與合法性相關的虛擬賦值目標。這樣，就出現了一種“最嚴肅”的歷史虛無主義經營方略——結合普遍存在的事實，來進行扭曲解釋，目的都是為了快速完成對政變或者制度的虛擬賦值目標。

　　反過來，如果不想要被扭曲解釋所裹挾，成為贊助其虛擬賦值目標的被動接受者，那就需要追本溯源地完成認識的突圍——如何看待毛時代這兩個主要的“共時性事實”的存在原因呢?這就需要深入歷史現場，從中國過剩人口及其生產性影響——溫飽缺口——出發，去宏觀地觀察和分析這兩個現象，然後才能夠得到相對靠譜的分析結論。

　　一、溫飽缺口的存在及其發展狀況

　　1780年代前後，中國總人口超過2.5億，按照何炳棣的看法，這個數字作為中國這片土地的適度人口也偏高。此後，土地報酬遞減規律開始大範圍起作用，且勞均年產出水平也同樣陷入遞減趨勢，也就是說，畝均產出和勞均產出都在同步下降。同時，人多地少還會帶來相對價格的變動——土地比價持續走高同時勞動力價格持續走低，有相對價格決定的農業剩餘分配，此後更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農業生產者，結果，農業內部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狀況——日益貧困的農業生產者去耕作報酬日益遞減的土地，其結果是農業總產出日益下降到總溫飽需要數量之下。

　　大約在晚明時期，局部地區出現了人多地少，並由此帶來持續性的溫飽缺口問題——糧食產出不夠本地人口溫飽需要，等到1780年前後中國出現全局性人口過剩之時，溫飽缺口就成為了全國性的現象了，清代中期著名學者洪亮吉對人多地少的種種現象生發出無窮的感慨。此後，人口進一步增加，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作用加劇，決定農業剩餘分配的不利比價，也造就了更加貧困的農民群體，由此出現“溫飽缺口”逐步增大的趨勢，一直擴大到1949年接近於歷史頂點。

　　二、與溫飽缺口相關的政策選擇及其內在邏輯

　　毛時代的集體農業與工業化進程，就是從這樣一個巨大的溫飽缺口出發，很多重大政策選擇，都是在處置這個溫飽缺口造成的種種問題和困境。1953年秋天實施的統購統銷政策，就是發現在溫飽缺口巨大的條件下，土改後稍稍富裕的農民增加了糧食消費，結果導致供應城市人口的收購計劃無法完成，不得不採取政策強制手段去收購“餘糧”。而在城市中間，居民就業擴大與平均收入提高更快於農村，低收入態勢下的收入提高，會第一時間用於擴大食品消費，或者用凱恩斯的說法對食品的“有效需求”提高速度過快，遠大於食品供應能力的提高。而總的農副產品收購數量以及供應水平提高，遠遠趕不上城市貨幣工資增長幅度，由此，不得不實施票證制度去加以限制。

　　恩格爾定律指出：在收入水平較低時用於食品消費的比例更高。換言之，不管是農民還是市民，在窮困階段的最初收入提升，大部分都會“本能地”投入食品消費領域，這就帶來一個困境：快速增長的收入大部分會變成對食品的“有效需求”，基於溫飽缺口嚴重存在以及短期內農業增產潛能有其極限，相應地，食品市場上的有效需求就出現大於總供給的態勢，如何不想放任糧食漲價去降低低收入者群體消費能力的話，那麼，引入“購銷”兩方面的數量管制措施，就份屬必然。

　　1953年秋天開始執行的統購統銷政策，所針對的現實就是“溫飽缺口”存在的前提下，土改後農民收入提升及其糧食消費量的小幅度提高，就使得城市和工業供應受到威脅，不言而喻的是：統購統銷政策執行的力度是與農民的口糧需要(或者溫飽水平)有矛盾的。1954年長江流域大洪水，兩湖地區大面積絕收(因災轉移人口即高達1900萬)，從前的餘糧輸出地，改而成為完全依賴政府救濟的糧食淨輸入地區，而絕收和完全依賴政府供應(或者救濟)的人口近3000萬人。1954年洪水消退之後，災區民眾的生活就完全依賴政府救濟，當時主要搞“以工代賑”在政府組織下搞災後重建，開始了有組織的集體勞動，兩湖地區農業合作化的快速推進，最初是與災後重建直接相關的。

　　因救濟災區的需要，全國的糧食統銷人口短期內暴增30%左右，對非災區的糧食統購壓力則暴增40%以上，藉助1953年秋後籌建的統購統銷渠道，在非災區的統購力度大幅度上升，江浙農民哇哇叫，這個狀況在1955年春荒時節達到了頂點，出現了“戶戶談統購、家家談糧食”的高度。不管是平時，還是特殊的救災時期，統購的壓力大小，取決於統銷方面的“剛需”，在溫飽缺口最後被填平之前，政府統購方面的“剛需”數量，長期是大於農民的真正餘糧數字的，也是與農民口糧需要存在着部分衝突。

　　三、扭曲解釋的學術需要與政治需要

　　針對統購統銷政策造成的與農民的緊張關係，以及1955年春天的強烈反響，各路歷史虛無主義“大腕”隨心所欲的扭曲解釋這個現象。吳敬璉有時候為了宣傳市場經濟的好處，就把這個現象扭曲解釋為政府強硬介入糧食市場的“惡果”，所以，這就是一個“違背市場規律的懲罰”;杜潤生學派主要着眼於給分田找論據，所以他喜歡把這個解釋為合作化帶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下降，由此導致糧食生產下降，所以合作化壞得很。無需過多的學術修養，就能夠看得很清楚，這一類扭曲解釋顯屬於“需要什麼來什麼”“怎麼方便怎麼來”，其共同特點是甩開與溫飽缺口相關的重大歷史背景和長期趨勢，虛構各種扭曲的解釋，去吻合先行的主題。

　　在林立果“小艦隊”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他們就設計過政變成功後的策略——應該如何開展有效的宣傳去提升政變團伙合法性，其中刻意提到“青工工資長期不漲，等於變相受剝削;”“農民缺吃少穿”的宣傳口徑。看到沒有，不需要讀書多的教授，也不需要杜門那些省部級、廳局級研究員的高水平，一個認真敬業的政變策劃小團伙，就能夠從“普遍存在的非完美現象”中間，過濾出有顛覆力量的宣傳口徑出來。

　　很顯然，統購統銷政策及其在城市配套的票證制度，只要糧食生產方面的溫飽缺口一日不消失，這兩項政策就一日無法取消，說白了，這兩項政策都是對食品消費領域“有效需求”的強硬管制——目的當然是以人為的政策選擇去逆轉“恩格爾定律”自發起作用的條件。顯然，走出溫飽缺口的時間和速度，最終取決於農業產能提升及其最後填補溫飽缺口的進度。所以，毛時代的工資和消費水平，因其在低收入階段直接與食品消費優先增長的“恩格爾定律”之間，存在着相互鎖定關係，故要解釋統購統銷與票證制度等方面的種種現象，就需要具體地分析填平溫飽缺口的農業增產進程。

　　四、填平溫飽缺口的努力方向和速度問題

　　毛時代的集體農業期間，早期的努力是透過集體耕作進行過密化，去逆轉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主要的努力就是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等方面，也就是以越來越多的密集投入，去換取更高水平的單產，其中陳永貴的努力方向特別具有代表性。

　　在集體農業前期，增產幅度不夠大，主要依靠耕作程序過密，去提升光合作用效率和增產;到了中期之後，增產遭遇到的瓶頸是土壤營養赤字問題，而大多數地區，依靠農村自身的在地努力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需要等待化肥投入逆轉營養赤字之後，才會大幅度增產。【參閱老田舊文：《從人大劉院長的“畝產十萬元”說起》】

　　大約到了1980年前後，全國性的溫飽缺口趨於填平。此後農業生產提升，才有機會用更多的耕地轉產經濟作物，實現農產品結構升級;同時，全國民眾不缺口糧之後，才有餘力去擴張各種基於糧食轉化的養殖業生產，總體的食品數量和結構改進，才會呈現出支持生活水平提升和升級。換言之，在溫飽缺口填平之前，不僅到處都有吃不飽，而且想要吃得好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基於毛時代食物獲取權的平均分配機制，溫飽缺口對於農業生產的數量和結構提升，會呈現出“絕對局限”的硬瓶頸影響。在那個情況下，想要如同解放前那樣，率先實現少部分上等人的食物豐富多樣，是不現實的，相關產業結構調整也是不可能提前完成的。由此，與這個硬瓶頸相關的，總體工資水平和消費能力大幅度上升，也是不具備現實條件的。

　　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提工資的宏觀要求是農業突破溫飽缺口，然後才可以實現轉化糧食的養殖業和加工業擴張;而食品生產領域的總供給水平上升，是工資水平向上浮動的基礎。這個先後順序，是不可能倒過來實現的。

　　換言之，為了克服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農業增產現在需要以“過密化”——以越來越多的投入去爭取一份產出——路徑來實現;而且，從傳統農業時代走出來的工農業擴張早期，機械能的幫助嚴重不足，對體力勞動的高度依賴是難於超越的，過密化的努力方向最終要落實到“活勞動密集投入”方面。因此，毛時代工農業的成長，比今天更加依賴於活勞動的密集投入——這是一個“前工業化時代的最大現實”。

　　與各路歷史虛無主義的扭曲解釋相反，從農業時代走向工業化目標，在中國那個無法超越的“溫飽缺口”的制約之下，低工資具有必然性，同時，在低工資條件下的活勞動密集投入，也是實現快速的工農業成長所難於超越的路徑。換言之，毛時代的窮和累，恰好是機械能不足條件下，快速發展工業的唯一路徑，也是抵消農地報酬遞減的唯一路徑，這兩者恰好說明了低起點和高增長的辯證統一。把這兩者突出出來的扭曲解釋，不管是為了合法化政變團伙，還是為西化制度張目，他們所強調的事實，都恰好“內在地”彰顯了毛時代民眾萬眾一心地、以“活勞動密集投入”方式去支撐高速工農業成長的“制度激勵”奧秘。

　　五、溫飽缺口對於總工資水平的限制

　　在溫飽缺口對於城市工資提級的影響方面，1950年代早期還相對隱晦，早期就業的工人往往有機會提級幾次。彼時城市和工業中間，工資提級機會較多，往往與制度規定的考核標準相關。但是，到了1958年之後，工廠內工資提級機會近乎凍結了。此後，機關事業單位還出現了高薪“調減”和低薪不動的狀況。

　　這中間沒有任何奧秘，1958年那一次過度擴張，新招收職工人數超過2000萬，此後雖然經過三年困難時期的清退，城市就業總規模依然偏大。在農副產品收購數量難於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這個決定了總的供應水平，過大的城市就業規模意味着平均供應水平無法提高，換言之，與平均的城市供應水平相關的工資水平也就處於長期凍結狀態。這樣一來，在城市老工廠里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工資級別上的兩極分化：越早進廠的老工人工資越高，1958年之後進廠的新工人則處於“一拉平”的低水平。這中間沒有任何奧秘，1958年的那一次大幅度就業擴張，觸摸到了農業總供應水平的上限，此後城市職工工資水平就只能夠在“天花板”之下跳舞，一直要等到溫飽缺口徹底填平之後，才會有大的改觀。

　　因此，要溫飽缺口與總體農業產能提升的關係，而總體農業產能提升與全國性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提升的關係，才是從“學術”出發去分析毛時代“勞動強度大”“收入水平低”的關鍵因子。而各路歷史虛無主義大腕們，甩開溫飽缺口這個最關鍵的解釋因子，想要得出務實的分析結果，那是不可能的。林立果“小艦隊”想要從現象出發，方便地生產出其篡權合法性來，而各路虛無主義大腕們想要就“人們的具體體驗和記憶”進行策略性的“學術投機”——目的無非是想要藉此建立起虛假解釋的話語權而已。

　　正是因為與溫飽缺口相關的農業總供給水平提升不足，而與收入增長的食品消費方面的“有效需求”又上升過快，相關差額不僅決定了食品市場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不平衡狀況，還部分地決定了毛時代投資與擴張的決策權力的“部分集中要求”。三年困難時期劉鄧陳雲主持搞的“退夠”(1961年開始清退了2600萬城市人口)，以及1971年周總理出面處理“三個突破”問題(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總額突破300億元，城市糧食銷售突破800億斤)，都說明了過高的就業規模以及工資總額膨脹，會對整體性的城鄉工農關係產生威脅，相關平衡再造的努力，需要國務院層次的管理權力去主動介入，並完成再調節。當然，這並不是說地方和企業就不能夠保持一點點決策權，過度集權於中央肯定是不合適的，但這並不能反駁：溫飽缺口存在的條件下，對農產品購銷方面的緊張關係保持一份政策自覺是必要的，其調節層次多集中於國務院，這方面需要最高決策層的主動調節則是確鑿無疑的。

　　換言之，溫飽缺口的存在，不僅影響到具體政策(“統購統銷”“票證制度”等)，還會影響到較為抽象的決策權分層配置方面——需要保留最宏觀層次上的平衡再造調節機制，與較為充分的對下放權要求有不兼容之處。

　　六、小結：歷史虛無主義的“最嚴肅表現”

　　如果憑空捏造事實生產虛假解釋，顯然，由於事實的非真性，就很難與民眾的具體生存體驗切合起來，這樣的歷史虛無主義宣傳，其效果就很有限了。所以，認真的、嚴肅的歷史虛無主義宣傳，一定要切合民眾的普遍體驗，然後構造虛假解釋，目的是以扭曲解釋去強化民眾心理上的接受度和認可度，這樣，其意識形態經營目標或者制度合法性方面的肯定或否定推廣，才比較容易達到目的。

　　顯然，各路歷史虛無主義的扭曲解釋，其目的要麼是服務於“政變需要”——如林立果“小艦隊”那樣給政變團伙完成虛擬合法性賦值，要麼是與制度顛覆性有關——如吳敬璉那樣想要以扭曲解釋給“市場經濟”搞虛擬賦值，或者如同杜潤生及其門下想要給分田到戶搞虛擬賦值。總之，想要簡便地給制度或者執政者完成虛擬賦值的“剛需”，是一切歷史虛無主義經營者的初心。而各種虛擬賦值的目標，是要完成制度或者其他事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推銷工作，因此，為了更好地契合民眾的體驗和感受，實現虛擬賦值目標的最大化，結合普遍歷史事實的虛無主義經營方略，才能夠更好地達成其努力目標。所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最嚴肅努力，也往往需要契合民眾的普遍體驗和感受去經營的，這個也是部分兼容“實踐檢驗真理”的努力方向的，當然，基於虛擬賦值的努力方向，進行扭曲解釋的必然性是他們絕對不可能超越的。

　　作為歷史虛無主義普遍籠罩下的受眾，對此保留一份自覺很有必要，真要走出“小艦隊”的宣傳策略或者各路大腕的扭曲解釋，就需要超越“憑感覺下判斷”的頭腦短路方案，因這很容易被各種扭曲解釋所裹挾。如果要對“毛時代的窮和累”進行嚴肅的批評或分析，就需要在這樣一個自覺認識的基礎上來開展——毛時代以30年時間填平了溫飽缺口，這個速度是快了還是慢了?那時的個體投入與收益如何進行合理核算?

　　很顯然，偏大的城市就業規模決定了平均低工資，但這也反過來決定了工業化速度，建立在年均數量更大的活勞動投入基礎上，長期去看是加快了工業化進程。而農業內部的高徵購數量，短期內是剝奪農民口糧需要降低了溫飽水平，去支持了城市就業規模和供應所需，長期地看，這也縮短了農業獲得化肥去逆轉土壤營養赤字的時間，助推了填平溫飽缺口的總進程。這個看問題的方式，只是“定性”的相關分析，還達不到定量分析水平，因此也就回答不了——實際上是否存在着更好的選擇——例如是否存在着更合理的資源配置策略和更高的速度選項，這兩方面目前都還沒有看到有人做出過有說服力的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