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校: 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一群人

Original 陳屹視線 留美學子 3/01/2021

【https://mp.weixin.qq.com/s/CCRyXt0Blf52otDEoRR6xw】

然而，從監獄罪犯到斯坦福大學學生，他如何走來？

斯派爾斯在伊利諾伊州監獄裡，無意中看到斯坦福大學招生官接受電視採訪時，提到“大學對於能夠用很少資源取得很多成就的學生印象特別深刻”。

這句話直擊他的內心， 環繞四周，他在想自己的資源在哪裡？

“只有一支筆、一本筆記本，幾張郵票和一張監獄圖書證”，還有誰能比他有更少資源的，如果他能從這裡走進斯坦福大學，這將是什麼樣的夢想啊？

於是他訂出一套讀書計劃，每天清晨在監獄一角借用桌子讀書，每周6天、每天6小時自學。

其實能考試斯坦福大學與否，已經不是最重要的，終究這個夢想太遙遠，那時他的目標就是從美國的社區大學讀起。

他從監獄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是經濟學、接着物理、有機化學、微積分，“學會微積分之後，我變得有信心，可以回頭再念一次物理；我沒有計算機，所以全部用紙筆計算”。

當然他能走到今天，離不開兩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其一是他的親人

靠着家人寄來教育影片的字幕自學，發憤圖強念書。在獄中期間，因為沒有網絡，斯派爾斯的母親寄給他從可汗學院影片下載的字幕紙本，他看着那些文字開始練習數學。

其二是美國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的公益平台

他學習的字幕就來自可汗的課程講解。

服刑期滿後，他繼續利用可汗學院的教材影片，包括美國標準考試SAT的相關資源，考了理想的成績。

“從那些簡單易懂的影片學到知識，不必因為我不懂而承認自己愚蠢，不用害羞要去問別人”，這是他在可汗創始人一次演講發言後，他當面向可汗表達感激的。

對於斯坦福大學來說，一位來自困難家庭，父母皆有毒癮，從高中開始販毒，最終入獄的申請人，在資源如此匱乏的情況下，又如此自強不息，痛改前非，實現他幾乎無法實現的夢想，這樣申請人能成為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不僅是學校的驕傲，而且他的成功見證，也會影響多少失足迷茫的年輕人，重新做人、成為社會有用之才。

根據斯坦福大學校園新聞網站，39歲的斯派爾斯主修電腦工程，大四時的公共服務獎助金讓他與非營利機構監獄學人基金（Prison Scholar Fund）合作，他以自己的見證，鼓勵並幫助更多人勇敢追求大學教育。

其實他的出現也給斯坦福大學課堂帶來了不同的視角，包括他作為刑事司法改革倡導者的工作，使他對班上提出的問題具有獨特的見解。

在關於使用基於人工智能的風險評估系統代替保釋金的討論中，斯派爾斯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理解，這樣指出思索：一種簡單的算法可以將記錄有槍支的兩個人視為對社會構成相同風險。如果一個海洛因交易商在因擁有非法毒品而被捕之前就丟棄了毒品？而另一位是因持有過期狩獵許可證而被引誘的鹿獵手怎麼辦？

他說：“在斯坦福大學，我的觀點受到傾聽和挑戰，有時甚至被反擊。” “但是我在課堂上的貢獻，或者改變了一些常規的討論方式。”

斯佩雷斯在一次採訪中說，他走的高等教育道路並不是唯一的出路，方式很多，他鼓勵年輕人都要相信自己。

他說：“如果您被剝奪權利，無論是重罪，窮人還是少數族裔，我懇請您不要放棄希望。”

“追逐自己的夢想，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你。

無獨有偶，斯佩雷斯的故事，並非孤立的。

美國紐約上州的“東部懲教所”有一個BPI項目中，給重型監獄犯教授大學課程。華裔教授江嵐女士曾參與了這個項目的中文教育， 並且撰文講述了一些經歷。 

我在【留美學子】陳屹 vs 海外作家穿越訪談系列裡，以《橫跨中美講堂 我的發現》為題目，對話了江嵐女士，不僅發現了這樣特殊的項目，更對獄中為了讀書，如此拼搏的囚犯，肅然起敬。

關於在美國監獄教中文，江嵐女士記載節選如下：

美國最高安保級別的重刑男犯監獄，位於紐約上州的“東部懲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短短的寒假過後留下的這11個是我十餘年高校教學生涯里見過的最用功、進步最迅速的學生。每堂課三小時，他們連中間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為了能聽我“多講一點，再多講一點”。

對於非母語的學生而言，在沒有文化語境的美國課堂里學漢語，其難度之大，人所共知，何況是在監獄！我不能用PPT課件，他們當時也沒有必須的聽力訓練設備。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在同等課時長度里所達到的漢語水平，卻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學生無法企及的。

又一個草木蔥蘢的初夏，專攻動漫設計的Marcus在期末口試中用中文講述他做過的一個夢。

他說，自己在夢裡飛到中國，在一棟“很高很高的大樓的頭上”看見了一位中國姑娘的身影。他想認識她，就落下來走到她身邊，只見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聽”。唱完了，姑娘問他：“你喜歡我的歌嗎？” Marcus點點頭。姑娘站起來，指着下面市區的街道：“這是北京。這是我的國家。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問了一遍：“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還是懵懵懂懂，答非所問：“我會說一點點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飛升起來：“你一學中文越來越多，就會喜歡中國。”

Marcus捨不得她走，追上去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美麗”。他繼續追問：“美麗，我以後還會見到你嗎？”她微笑不語，漸升漸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裡。

因為是考試， Marcus的語速比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組成的句子難免錯誤，所有舌面音都發得咬牙切齒、似是而非。但這個不無浪漫色彩的夢境所表現的主題已經足夠明白：他喜歡學漢語，熱愛中華文化。

Marcus不是一個特例。數學專業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時在課上話不多，但他對句型、詞彙和發音的掌握都相當不錯。這次口試，他講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飯的場景。

他說，朋友們不相信他會講中文，當場叫他翻譯：“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開口就說：“如果你不想吃那塊蛋糕，就給我吧。”

朋友驚訝之餘，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樣的意思再重複一遍，結果他竟然愣在那裡，半天說不上來。

“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不會說西班牙語，朋友笑話我，可是我不覺得害羞。漢語很難，得花很多時間才能學好。為了學好漢語，我也學會安排我的時間了，這很重要。”

還有Brian，那個患有肌肉萎縮症、右手指關節功能嚴重退化的學生。

我不止一次告訴他，不必完成抄寫漢字的課後作業。可就因為我在課堂上反覆對其他學生強調必須要寫，他找來海綿小圓球套住鉛筆，堅持和別的同學一樣，將每個生字詞一筆一划抄寫二十遍。我於心不忍，說：“差不多能認讀就好，不用寫這麼多。”

“您不是說不寫就不會記得嗎，教授？”他憨憨地笑，說，“我真想學好漢語。”

如果要追究他們為什麼要學漢語，答案其實並不在於學漢語將來究竟有多大“用處”，而恰恰在於掌握漢語之難。惟其難學，這才成了他們挑戰自我、重塑自我的試煉。他們都堅信，能學好漢語，就一定能把別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們猜測說，這些學生除了念書沒有別的事可干，所以學業進步神速。"

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為BPI的學生激起了他們的榮譽感，讓他們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備更大的潛力，這開啟了他們未來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們格外珍惜學習機會，無論學什麼，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儘管在獄警眼中，他們始終是犯人，但教授們卻大不一樣。在這個極端特殊的全封閉教學環境裡，師生關係比在普通大學校園裡緊密得多。這些學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動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設法，為讓他們學有所成費盡心機。 

其實，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務，並不需要費這許多周折。但這些學生太特殊了。他們將來即便拿到文憑出去，也必須比普通人強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機會“重新做人”。所以，我們作為授業之師，要承擔的責任也比在“外面”面對普通大學生嚴峻得多。

2014年初的一個早晨，我照常到監獄，一進門就眼前一亮。安檢門的那一頭站着十幾二十個穿統一制服的年輕小伙子。一個個高大挺拔，氣質雄健又彬彬有禮。這是西點軍校的辯論隊，是來和BPI辯論隊切磋的。

這時的BPI辯論隊才組建沒多久，由資深的演講教授指導。我們這裡的學生不能頻繁出去，教授就設法將別的高校辯論隊請進來，為此耗費了不知多少額外的時間和精力。附近的康奈爾、耶魯、賓州大學等等名校的辯論隊，差不多都被他請遍了。

我的學生中有4個在辯論隊裡。他們時不時會拿着辯論題目來問我，“中國人會怎麼看”關於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體監督等問題。準備辯論賽的過程十分艱辛，他們不能上網，等所需要的資料經過層層審核送進來，他們已經損失了至少一周的備戰時間，唯一的補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課，我們幾個教授照例在教學區走廊盡頭等候被護送出去。我和演講教授閒聊：“為了準備這一輪比賽，Carl昨天熬了一個通宵。今天在我的課堂上眼睛都快睜不開了，他旁邊的同學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辯論隊裡表現最好的學生之一，” 演講教授笑着回答。

2015年的全美大學生辯論賽總決賽上，BPI的辯手擊敗哈佛隊，奪得冠軍。一夜之間，這條消息炸翻了媒體。讚揚和認可、質疑和討伐，都如潮水洶湧。但事實永遠擁有最強的說服力：僅2013學年，BPI 就為300餘名學生頒發了本科學位證書。

他們當中的刑滿出獄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過80%；據紐約州政府統計，其他刑滿釋放犯無法回歸社會、最終重複犯罪再次入獄的比例超過40%，而歷年來，BPI畢業出獄學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才是力量，在這裡得到了終極體現。

另外一位學生

沒想到他真的憑着一股子狠勁兒，說到做到，順利回到我班上來，後來甚至成為專攻美國移民文學的碩士，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離散、融合與回歸：美國西班牙裔與華裔移民文學比較研究”。 

他那天的提議引來全班一致附和，我們後來決定給PBS的攝製組唱一首歌，選來選去選定了《我和你》。他們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來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連心，永遠一家人……”

攝製組到來的那天，還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隨行。拍攝結束後，有幾個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聽了二十幾分鐘課，然後安靜地離開。

下課我走出教室，老太太從走廊另一頭迎上來說，中文課太有意思了。她握着我的手不斷道謝，一旁的獄方教育監理介紹說，這位看上去十分嫻雅整齊的老人，是BPI項目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學費、書本費、管理費，以及我們這些教授和管理人員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費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什麼要資助這樣一個項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問。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他們會，我們也會，”老太太從容地說，“當然，他們犯的錯誤比較嚴重。人的一生很長啊，我希望能幫助他們得到機會，重新再來一次的機會。” 

是。不難推斷，他們被監禁在這樣戒備森嚴的地方、服刑長達25年以上，必定做過不止一兩件傷天害理的事。但是，無論他們過去曾做過什麼，只要我們能夠藉由這個平台，向他們傳達一點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純，讓他們學會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今後真的能夠樹立起嶄新的人生觀和道德規範，那麼，我們所有人為這個項目的存在和實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嚴肅意義的。

結語

作者 陳屹視線

留美旅居30餘年。【陳屹視線】1999 年伊始於《北京青年報》《北京青年周刊》10 年專欄，已出版七本暢銷書，其中涉及教育·管理·情感領域的《名校之路》《因緣際會》《不是男人的錯》分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已在主流媒體發表數百萬字的紀實作品，訪談數百人系列，其中包括：美國名校校長、世界駐華大使夫人、世界企業精英、留學生群體與名校家庭、海外寫作名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