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送给萧红的红豆”，最早出自短文《萧红遗物的几点说明》，作者署名倪美生，收入1983年内部印行的《萧红研究》。作者是作家端木蕻良的二嫂，她在哈尔滨家中清理出六种端木当年委托保存的“萧红遗物”，对其作了文字说明，并摆在一起拍了照片。1992年在萧红逝世50周年之际，她将其中的四颗红豆和一枚印章捐给萧红故居纪念馆，另外还加了一本说是萧红用过的学生字典。我认为这些所谓“萧红遗物”可信度极低。那方刻有“張瑩”二字的名章，倪美生将其主人认定为萧红的理由极其简单粗暴：“萧红原名张廼莹，减去一个字即张莹”。遍查萧红的书信、文章署名以及朋友们对她的称呼，至今没有发现“张莹”这个名字。而从那本学生字典扉页上的文字和名章看，亦无法看出与萧红有丝毫关系，且来源不明。

至于那四颗红豆，倪美生在文章里指出：“放在桔黄色丝袋里的两枚，是鲁迅先生送给萧红的；用薄牛皮纸包着的两枚红豆，是许广平先生送给萧红的。后来萧红把这几枚红豆转赠给端木。”令人费解的是，6月27日被拍卖的那颗红豆，是四颗之外的？还是原本跟那四颗在一起而留下的？从拍卖图片看，跟这颗红豆一起的还有端木蕻良的两张字条：“鲁迅先生送给许广平先生的红豆，端木誌”；“这是鲁迅先生送给肖红的红豆”。那么，这颗落单红豆到底是鲁迅给萧红的，还是鲁迅给许广平的？而仅凭这两张极其随意的字条（连萧红的名字都写错了），就认定其原主人是鲁迅，实在匪夷所思。

从情理上分析，红豆来自鲁迅亦无可能。作为自然之物，它的价值微末，但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却事关重大。千百年来，中国人将其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这一点稍有文化者都知道，鲁迅、许广平无疑也知道。如果如拍卖文案所言，鲁迅送萧红红豆之时，正是萧红情感痛苦需要一个人到日本疗伤前夕的1936年7月左右。要知道，当时的鲁迅辗转床畔，几乎病入膏肓，自顾不暇又如何想到要送两颗红豆给已经有了丈夫，且丈夫跟自己亦是忘年之交的萧红？而丈夫送给自己的红豆，对于妻子许广平来说自然是私密之物，又如何要把它送给萧红？稍加追究，这些漏洞百出的赠与、转赠行为，委实荒诞不经、无稽之谈，无疑是没有底线的炒作。

一颗数十年前来源不明的红豆卖出天价，起作用的自然是“鲁迅送给萧红的红豆”这人为制造的无耻噱头。自电影《萧红》《黄金时代》之后，人们肆意炒作鲁迅和萧红情感，一定要得出两代作家之间有恋情发生不可。这颗红豆自然是在电影之后再掀高潮，为那些捕风捉影的传闻提供了“佐证”。这些谣传伤害不了鲁迅，有其不朽的文字在，其人格的光辉不会稍减；而资本运作的无耻，倒是显出了某些人猥琐的嘴脸与肮脏的内心。但对萧红就不一样，谩骂更多给与的是绯闻中的女性，即便这绯闻全然子虚乌有。萧红的悲剧不仅仅在于生前，更在于死后类似的伤害没完没了，无有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