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送給蕭紅的紅豆”，最早出自短文《蕭紅遺物的幾點說明》，作者署名倪美生，收入1983年內部印行的《蕭紅研究》。作者是作家端木蕻良的二嫂，她在哈爾濱家中清理出六種端木當年委託保存的“蕭紅遺物”，對其作了文字說明，並擺在一起拍了照片。1992年在蕭紅逝世50周年之際，她將其中的四顆紅豆和一枚印章捐給蕭紅故居紀念館，另外還加了一本說是蕭紅用過的學生字典。我認為這些所謂“蕭紅遺物”可信度極低。那方刻有“張瑩”二字的名章，倪美生將其主人認定為蕭紅的理由極其簡單粗暴：“蕭紅原名張廼瑩，減去一個字即張瑩”。遍查蕭紅的書信、文章署名以及朋友們對她的稱呼，至今沒有發現“張瑩”這個名字。而從那本學生字典扉頁上的文字和名章看，亦無法看出與蕭紅有絲毫關係，且來源不明。

至於那四顆紅豆，倪美生在文章里指出：“放在桔黃色絲袋裡的兩枚，是魯迅先生送給蕭紅的；用薄牛皮紙包着的兩枚紅豆，是許廣平先生送給蕭紅的。後來蕭紅把這幾枚紅豆轉贈給端木。”令人費解的是，6月27日被拍賣的那顆紅豆，是四顆之外的？還是原本跟那四顆在一起而留下的？從拍賣圖片看，跟這顆紅豆一起的還有端木蕻良的兩張字條：“魯迅先生送給許廣平先生的紅豆，端木誌”；“這是魯迅先生送給肖紅的紅豆”。那麼，這顆落單紅豆到底是魯迅給蕭紅的，還是魯迅給許廣平的？而僅憑這兩張極其隨意的字條（連蕭紅的名字都寫錯了），就認定其原主人是魯迅，實在匪夷所思。

從情理上分析，紅豆來自魯迅亦無可能。作為自然之物，它的價值微末，但眾所周知，在中國文化語境裡卻事關重大。千百年來，中國人將其作為傳達愛情的信物。這一點稍有文化者都知道，魯迅、許廣平無疑也知道。如果如拍賣文案所言，魯迅送蕭紅紅豆之時，正是蕭紅情感痛苦需要一個人到日本療傷前夕的1936年7月左右。要知道，當時的魯迅輾轉床畔，幾乎病入膏肓，自顧不暇又如何想到要送兩顆紅豆給已經有了丈夫，且丈夫跟自己亦是忘年之交的蕭紅？而丈夫送給自己的紅豆，對於妻子許廣平來說自然是私密之物，又如何要把它送給蕭紅？稍加追究，這些漏洞百出的贈與、轉贈行為，委實荒誕不經、無稽之談，無疑是沒有底線的炒作。

一顆數十年前來源不明的紅豆賣出天價，起作用的自然是“魯迅送給蕭紅的紅豆”這人為製造的無恥噱頭。自電影《蕭紅》《黃金時代》之後，人們肆意炒作魯迅和蕭紅情感，一定要得出兩代作家之間有戀情發生不可。這顆紅豆自然是在電影之後再掀高潮，為那些捕風捉影的傳聞提供了“佐證”。這些謠傳傷害不了魯迅，有其不朽的文字在，其人格的光輝不會稍減；而資本運作的無恥，倒是顯出了某些人猥瑣的嘴臉與骯髒的內心。但對蕭紅就不一樣，謾罵更多給與的是緋聞中的女性，即便這緋聞全然子虛烏有。蕭紅的悲劇不僅僅在於生前，更在於死後類似的傷害沒完沒了，無有已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