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長好友：  20年前，我就認識了朱長超，與他有過好幾次接觸，我們曾經共同討論過中國的思維科學。當時他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搞了一個思維科學研究所，在交大有一個分支機構——其實就是我們一幫同人藉此機會在一起聊聊天而已，很開心。在我印象中，長超秉性正直，疾惡如仇，剛正不阿，敢於直言，因此好幾次被批判打擊，但他依然故我，不改初心。可惜大約在七八年之前他生病去世了，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直至2019年四月我在復旦參加一個有關邏輯思維與寫作的全國性學術會議，遇到復旦幾位教授，他們也都認識長超，說起長超，交口稱讚他的正直人格，都非常敬佩。遺憾的是好人不長壽，天不假年，天不假年!

朱長超：我看錢偉長的交信事件

更新時間：2012-06-26 00:14:28

作者： 朱長超  　　

　　在中國，人生真像是變戲法。同樣的一個人，一會兒可能是階下囚，一會兒可能是座上賓。錢偉長就經歷了一場富有中國特色的人生變戲法。

　　錢偉長的前半生是悲劇，後半生則是喜劇。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劇，而是一幕大喜劇。年輕的時候，錢偉長在美國工作得好好的，據他說，美國給他的年薪8萬美元，這點工資，據研究，比當年的美國總統還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學家馮卡門手下當工程師。但是，他卻還是想回國。回國也不錯。想不到的是，因為主張教授治校、主張通才教育，這點想法與主管清華大學的校長蔣南翔的治校意見不合。意見不合也罷了，這是社會中常有的事。有時候，自己今天的意見與明天的意見還會不合呢? 但是，與中國的領導意見不合，這可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錢偉長於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當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從美國萬里迢迢回國來，就是為了找一個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

    他還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摘帽或糾錯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運動領導人鄧小平的說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錢偉長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這個圈子。他從馮卡門推崇的工程師到鄧小平圈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從天堂跌入了地獄。歷史與他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不僅他當了二十二年賤民，在流行株連之風的中國，還害得他兒子女兒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這22年發生的種種悽厲的故事，每一個知道中國歷史的人，都是應該明白的。

　　有人說，社會就是大學，當右派也是大學。錢偉長在右派這座大學裡，歷煉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他認真地吸取了當年的教訓，1986年底，將一封右派朋友們給他的信交給了當年領導全國反右運動、並堅持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那個人。這一次交信，為黨國立了大功，也在中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些右派黨員倒了霉，被一個個開除出黨，也害得總書記胡耀邦下了台。而給交信的錢偉長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給了他後半生無限的榮光。他終於從當年的右派分子，一躍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有滋有味地當起了政協副主席。紅樓夢上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看來，這真是有點兒道理。這一封信，改變了當年多少人的命運啊!

　　我寫到這裡，似乎先要停頓一下，說明一下。我知道，中國經這許多年的中宣部的調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沒有頭腦的憤青，他們人多勢眾，思想簡單，出口粗野，情緒激烈。他們看到與報上流行語不一樣的說法，馬上會破口大罵。我的這篇文章也許掃了一些人的興，有些人看了會很不高興。我是準備挨罵的。我要說的是，我說的話，是真的;我說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說的事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我說的道理也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憤青們要罵，也先冷靜一下再罵，這也是一種節約生命能量的辦法，符合低碳經濟的原則。

　　好了，言歸正傳。那麼，交信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反右運動，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深入研究這個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結果，對於推動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對於總結歷史教訓，開創未來，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當年的一些曾經當過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產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寫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他們建議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徵詢對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裡。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與他們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嚴，大加批判，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語又止。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復，但是，我是緊跟黨的，是效忠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一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的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一句頂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認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複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評他們準備開會的想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

　　第二，這封信上的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的會，從法律層面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歷史的角度講，反思一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一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里一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派一場，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點苦水。這於國無損。於黨無害。就是中國的憲法，也說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偉長對此信的處理，失當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運動，99.99%的人搞錯了，雖然中國之大，只鄧小平為首的幾個人堅持着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連薄一波、李維漢、周揚等當年反右運動的大將，都一個個表示了懺悔。這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勵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談會，矛頭是對準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仿佛被不當心踏上了一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一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派分子的黨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制度大抓階級鬥爭的一個常見現象。在東德解體後，大量擋案解密了。人們猛然發現，自己當年在私下裡發的一句牢騷，對黨的領導的某些不滿，都被放進了自己的檔案。告密的人不是別的，正是自己當年十分親近、十分投緣、甚至十分相愛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醜陋，自殺了。告密問題還似乎拍了一個電影，還得了獎。告密和告密產生的迫害是一種罪惡，這當然要由專制制度負主要責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說是一種高尚行為吧。告密者總不能稱為精神的高貴者吧。

　　在中國，告密也有深厚的歷史傳統，類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凱在譚嗣同夜訪時慷慨陳詞，表示支持變法，支持光緒，答應拘留榮祿。但是，譚嗣同一走，他就向榮祿和西太后密告。結果是，光緒皇帝被軟禁瀛州到死，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場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於失敗。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業更是興旺發達，它還有美名，曰，向黨靠攏，與黨保持一致。在告密者來說，是減輕自己壓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條捷徑。偉大的中國當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者大國着稱。如果將來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於世。現在已經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來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個叫舒蕪的作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一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後，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一一寫了按語。舒蕪的告密經過專制制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導致數千人挨整，數百人流放，數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殺。胡風坐了二十幾年的牢。著名翻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裝作是章伯鈞的知音，有事沒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糧票的，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時候會順着章的話薦，有時候則主動挑起話題，讓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着，好向上頭密報。他雖然沒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訓，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章伯鈞一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來，肚子裡和腦子裡總是都有所收穫。他會通過電話或寫信向有關領導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處是並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為了他前往章家充當告密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時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三、還有其它一些好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吃一頓鈑，送他幾張緊張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種自豪感，等等。

　　受到許多中國人敬仰的科學家錢偉長，也曾經充當過這樣一種角色。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對被告沒有好處。而對自己則不無好處。至少他們希望會有好處。所不同的是，第一，他們告密的密度不同，一個密，一個稀。馮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說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錢偉長難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異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層次不同。馮亦代將密告之於處長科長之類的小角色;而錢偉長所將密告到了老佛爺手裡，從告密的層級來講，是最高級了。第三，同是告密，後果迥然不同。馮亦代只得到幾張演出票，幾頓好飯。是告密的小兒科。而錢偉長則大受鄧小平表揚，迅速成為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一個只是小打小鬧，一個則不告則已，一告驚人。不飛則已，一飛飛天。看來，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擺擺地攤、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雖然做成了一筆又一筆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錢偉長則不同，要麼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筆生意，一輩子就夠吃夠用了。他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將來有學者經數年辛勤，寫成《告密學》的巨著，我想錢偉長的案例一定會寫入書中，也有可能永載史冊。這當然是後話了。

　　話說回來，蓋棺論定，錢偉長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貢獻的;留學歸來，為國效勞，其情懷是愛國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主張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被鄧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劇，是極權制度的罪惡。然而，他向鄧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卻是很萎瑣的行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當年錢偉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近來，遼瀋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偉長》，居然稱頌備之。此文轉輾流傳，被南方周末所摘編。文中說，錢偉長不僅在於“學術上的偉岸”，而且在於“靈魂上的超越”。文章還說，“信仰是最好的營養，信仰使大學無堅不摧。那種大學薰陶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學子，也才能夠超越紅塵。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將朋友的私人信件向當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黨，又導致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理解過或寬容過這幾個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為是反對自由化不力，策動一些顧問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為，這樣一種後果，怎麼說得上靈魂的超越?怎麼說得上是“高貴”?怎麼說得上“超越紅塵”?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貴者，這話並不錯。但是，錢偉長向最高領導告密這樣的行為，能夠稱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貴者”嗎?他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貴者，那麼，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國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後的錢偉長是怎樣想的?臨死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樣想的? 我相信，他的靈魂是不安寧的。就如馮亦代一樣。